★ Diary 11
2016.8.24
晚年宋美龄是如何看待她二姐的
关于晚年美龄对庆龄的追忆和评价，曾看到过两则流传很广的文字，然而不管是从史实还是从情理的角度，我觉得它们都是后来人杜撰的。一直觉得，以美龄晚年的心境，她是不会公开评论她的二姐了，事实上她几乎就没有公开评论过任何人。面对自己充满争议的一生，美龄最后的选择是沉默，以这样一种尊严的方式守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两天读晚年美龄与蒋经国的书信集，发现在庆龄去世后的一个月里，美龄在与蒋经国的通信中曾说起她对庆龄的一些看法。尽管蒋经国并不是美龄感情上多么亲近的人，尽管美龄写信的主题也不是表达对姐姐的怀念，但字里行间，还是能看到她对这位与她一生政见不同的二姐的态度与感情。
“追念二姨母前半生，学业成就后伴同总理千辛万苦、出生入死、东奔西走、心忧魄悚，年仅二十九岁总理即告逝世。虽非惸独，但其秉性傲岸，孤寂在所不免。”这是美龄对庆龄与孙感情的追忆，她看到了庆龄在这段感情中的付出，“千辛万苦、出生入死”，也为庆龄在孙去世之后大半生的孤寂而遗憾。“虽非惸独”，庆龄尽管有亲人可以投奔和依靠，但倔强又坚持原则的她，还是一个人走上了孤单的革命路。在亲人面前，她确实一直有一种傲气，比如为了与家人划清界限她没有要父母留下的遗产，比如抗战期间她曾在一封给宋子文的信中写道：“姐妹们对我非常好，但你知道我是个独立性很强的人，靠她们生活我会感到羞耻。”
美龄理解中的庆龄“秉性傲岸”，这也是她那些年在与庆龄的多次互动中感受到的吧。她曾多次劝二姐不要那么激烈地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但都被庆龄拒绝。而她想让二姐生活舒适一些的建议，庆龄通常也不会接受。这类事情的发生，多少曾让美龄失望，让她对“孤寂”的二姐产生一种无奈的感觉。其实，美龄自己的性格中又何曾没有“傲岸”呢，而她们两人各自性格中的傲气有时候又阻挡了对彼此的理解。据陈翰生回忆，1930年代庆龄曾给他看过一封美龄给她的由秘书代笔的信，隐约表露出对美龄这么做的不满，可见她对自己妹妹还是怀有某种期待。不知道美龄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让秘书代笔写信曾对二姐造成过某种伤害。
美龄在信中还清楚表达了她是怎样看待庆龄跟她政见不同这一件事实的。她说，虽然庆龄一向与她政见异殊，且长期被一些人“包围哄骗”，“但其傲骨嶙峋令我肃然起敬，且不愧生我三姊妹父母。”可以看到即使政见不同，但她对这个姐姐还是相当尊敬，并且觉得二姐并没有辜负父母当年的培养与期待，这其实也是对庆龄人生与坚守的一种肯定吧。但是“包围哄骗”四个字，可以看出她对庆龄的理解还是有偏差。那些年里，庆龄选择跟家人分道扬镳，是出于她自己内心深处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理解与继承，并不是旁人可以左右的。

美龄对二姐写下的各类批判文章也深有研究的样子：“其（庆龄）一向对任何方面批判常有一语道破之锋利口吻，但表面看来即文字口说均为审慎庄重，绝不用破口诋詈字眼表达之。”写下这段话的美龄，不知道有没有想起庆龄当年发表的那些针对蒋的宣言与公开信了，但从“一语道破之锋利口吻”“审慎庄重”这些词句看，里面貌似还有一种钦慕之情呢+_+。
“在日军攻陷香港前夕，若非大姨母正在香港强二姨母同行，并告‘你不走我也不走’，因二姨母原意并未准备离险去渝。”这里涉及香港沦陷时庆龄如何从香港脱险的一段史实。香港被日军快速占领是在1941年12月，上半年发生了皖南事变，这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庆龄在抗战爆发后对国民政府态度的转折点，那时，也许是因为对国民政府的反感，也许是出于对保卫中国同盟工作的责任心，尽管提前收到弟弟宋子文催促离开的电报，庆龄并没有打算去重庆。据马坤回忆，12月2日，庆龄曾对劝她离开香港的马坤说：“如果这儿也要打仗，就会有人受伤，会有无家可归的难民、孩子要受苦，或许我会对他们有所帮助，我要留下来。”
除了催促庆龄离开，在美国的宋子文也曾在11月27日和12月8日发电报给美龄，让在重庆的她想办法让二姐速离香港。美龄应该也有催促庆龄尽快去重庆，但庆龄没有立即接受。从美龄给蒋经国的信上看，当时也在香港的蔼龄对庆龄的脱险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蔼龄甚至对庆龄说：“如果你不走我也不走。”（这会是一向理智冷静的大姐说的话吗=_=）从庆龄平安到达重庆后给子文的信看，“若不是蔼龄姐碰巧在香港，我还不会这么快地脱险”，也可以看到她事后对蔼龄的感激。另外，在九龙已被日军战火包围时，把庆龄由九龙带到相对安全的港岛的是孔祥熙在中央银行的下属钟秉铎，他很可能也是受蔼龄的嘱托去做这件事的吧。在给子文信中，庆龄说钟秉铎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救我。”
基于多年前在香港的那场脱险中蔼龄用亲情打动了庆龄，美龄接着对蒋经国感叹：“深信若大陆撤退时，余在中国而不在美国图挽马歇尔肆意报复并一意孤行之短见，或大姨母不在美国而在上海，必可拖其离开。”对于1949年没有带走庆龄这件事，美龄内心是有深深遗憾与懊悔的。一方面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毕竟孙夫人留在大陆对国民党来说就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但对重视亲情的美龄来说，想起二姐更多的是关于亲情的永远的遗憾。1948年底美龄飞往美国后，就再也没见到过庆龄了。在后来的日子里，即使她不会经常想起留在大陆的二姐，但在庆龄去世的时候，这种遗憾与懊悔肯定会再次涌上心头。美龄相信她当年如果在大陆，能用亲情打动二姐让她一起离开。按她在信中所言，这样的话，能“免我三十余年来之隐痛”。从1949年的各自天涯到1981年庆龄去世，美龄从不曾在人前提起庆龄，好像她从来没有孙夫人宋庆龄这样一个姐姐，然而她在庆龄去世后，用“隐痛”形容这三十年多来她想起这个姐姐时的心情。

在蓝党丢失上海前的几个月里，庆龄的至亲中已经没有人在上海了，而那几个月里，一方面他们应该都相当焦头烂额，另一方面也都没想到蓝党会那么快失去大陆，更没想到海峡两岸将会对峙几十年互不往来。所以他们应该都没有尽全力去劝说庆龄跟他们一起走吧，也因为如此，后来美龄才会如此遗憾。只是，即使美龄当时正好在上海，庆龄会不会跟她走，也是不知道的。
晚年的美龄（或者说处于1980年代的美龄）对庆龄最根本的态度，还是凝聚在她写信表达她不会去参加庆龄追悼会的八个字中：“骨肉虽亲，大道为重。”她的大半生也辗转在对她丈夫事业的支持中，即使在蒋去世相当长时间后也是如此，她也是有着极其坚定信仰的人啊，这一点和她二姐是多么相似。只是她在庆龄去世后所写信件的只言片语中，还是能让人看到这位已经八十多岁的老人在坚持着她所说的“大道”之外，内心的隐痛与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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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ry 12
2016.9.8
宋美龄的孀居岁月
美龄的孀居岁月，是她人生中的一个亮点。她活了一百零六岁，中国有句古话“多寿则多辱”，然而她以一种尊严的、沉默的态度守到生命最后一刻，而且，非常识大体，非常有分寸感，这很不容易。由奢入俭难，这个“奢”不仅仅指金钱方面。由“第一夫人”到静默平淡，美龄在蒋介石去世后漫长的28年里所做出的一系列选择，让人看到她的智慧与坚强，而不仅是一个光芒耀眼的“第一夫人”。
很多人都提到过蒋去世后美龄与蒋经国之间隐隐的矛盾。虽然由于立场的不同，在说法上略有出入。据蒋孝勇的回忆，蒋介石刚刚过世那些天，孔家人天天在床边磨宋美龄“劝进”，但“祖母真是位难得的女士”，她立场非常坚定，“从头NO到底”。而据熊丸回忆，“蒋先生过世后，经国先生接任总统。当时他与夫人对外交的意见不一致，夫人便对经国先生说：‘好，如果你坚持己见，那就全由你管，我就不管，我走了。’自此夫人便到美国纽约，一直都不回来。而经国先生的个性一直都很强，他决定的事情便一定要办到，所以也不大管夫人的意见。”
虽然身处权力中且一生都打下了政治黑暗的烙印，但美龄并不是武则天、慈禧一类极度迷恋权力的铁腕女强人，也不是类似撒切尔夫人那样的现代女政治家。她一生所投入的事情主要是外交，她流利的英文与开朗的个性让她在这一领域如鱼得水。另外她投入精力的就是一些妇女儿童工作。她一直是以蒋事业的协助者出现的，她一生中唯一担任过的重要职务是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且任职时间很短。除了护短孔家，无论是时人的回忆与蒋的日记，都没有她介入人事安排与权力争夺的证据，她也不曾培植过个人势力。
在蒋介石去世前几年，美龄已经逐一失去了生命中最为重要的几个亲人。“近数年来，余迭遭家人丧故，先是姊文庸之兄去世，子安弟、子文兄相继溘逝， 前年蔼龄大姊在美病笃，其时总统方感不适，致迟迟未行，造赶往则姊已弥留，无从诀别，手足之情，无可补赎，遗憾良深。”这是她在赴美前的演讲中提到的。而蒋的离开，对她来说无疑是又一沉重的打击：“四十八年（1927年结婚起算）间，余与总统相守相勉，每日早晚并肩祷告，读经，默思；现在独对一幅笑容满面之遗照，闭目静祷，室内沉寂，耳际如闻謦欬，余感觉伊乃健在，并随时在我身边。”更为残酷的现实是，美龄所失去的，不仅是一个相依相伴近半个世纪的爱人，也是一个能庇护她的人，大大小小的事情，她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任性而为。在蒋介石去世后，面对家族中的政治纷扰，面对各种她与蒋经国权力斗争的流言，她去往美国，一为治病，一为避嫌。1975年的美龄在台湾并不是毫无影响力，哪怕她并不想争夺什么，她也应该能看清蒋经国内心对她的忌惮，而她的离开，对蒋经国来说无疑是一颗定心丸，也让他能放开干他想干的事情，这或许对双方来说都能更加轻松一些吧。

除了在蒋介石逝世一周年时短暂回到过台湾，美龄在美国住了十来年。在这期间，她跟蒋经国有较为频繁的通信，除了互相问候生活起居，对一些大事她也会发表自己的意见，然而如果蒋经国没有采纳，她也不多说什么。在蒋介石诞辰100周年之前，她返回台湾。那时蒋经国在台湾地位已非常稳固，两人过去的心结应该都已解开，也找到彼此间都能接受的相处模式，如果美龄一直长住美国，蒋经国的面子上也不好看吧。那个时候，美龄应该是打算就在台湾这个小岛上终老了。
美龄回到台湾之时，也是蒋经国系列改革推进之时，有一说她的回来是为了支持蒋经国。当时蒋经国的改革曾引起国民党元老派的不满，而美龄在这群人中间依然有一定威信。据《纽约时报》1986年12月底刊载的一篇文章说，宋美龄对于开放党禁、解除戒严等不反对，相反，她表示支持“政治民主化路线”。而她的意见对平息国民党元老派和革新派之间的矛盾无疑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美龄回台不到两年，蒋经国就因病去世。也许是对李登辉有所不满，也许是已经看出了他的不靠谱，美龄写信给时任国民党秘书长的李焕，表达了李登辉直接继任国民党主席不符合党章。但李登辉还是顺利担任国民党主席，美龄没再异议，她在国民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老干新枝》的演讲，“总理创五族共和，志在团结；同为汉族，自无所谓独立之理。以美国之崇尚民主自由，不惜内战，制止分离，其理自明”，清晰表达出了她面对当时已经有所抬头的台独势力的立场，之后她就彻底淡出了台湾政坛。
多年后，当李登辉的把国民党和台湾带上歧路时，很多人才理解到美龄当年写下那封信的远见与智慧。秦孝仪曾说：“这个是蒋夫人的远见，她认为这个一旦交给李某人是很大的危机。我想这是经国先生最大的失策。”蒋方智怡说起这件事也依然痛心不已：“很多人都想说，喔，那时候为什么没有听夫人的话，夫人用心在哪里？我真的觉得，我也不太想多讲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我讲了我心会很痛，我真的会很痛，因为我了解夫人的用心在哪里，可是很多人都没有仔细地去听夫人讲话。 ”而美龄自己呢，尽管一路看到了台湾的后来朝着她不忍看不忍闻的方向发展，但她再也没公开说过什么了。也许她清楚，如果她出面指责台湾当局，最终的结果只会是更多纷扰的流言与两败俱伤。
1990年代初，面对台湾日渐涌现的“去蒋化”，美龄告别了这个后半生的故乡，又来到美国。从她重返美国到去世，又有十来年的时光。这十来年里美龄非常低调，她极少接受采访，更从不公开谈起关于台湾政局、关于两岸关系的敏感话题，尽管她必然是对当时的台湾现状深深不满。她只是偶尔在合适的场合出现，比如抗战胜利五十周年重返美国国会演讲，那一次，98岁的她依然表现得非常得体，世人都感叹这是一个奇迹。

1949年后在提到Da•lu时，美龄表现出来的，几乎全是愤怒。“Fan•Gong•Da•Lu”是她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对于家乡，很少看到她思念的温柔。读她1980年前后跟蒋经国的通信，甚至能感到到政治立场对情感的某种扭曲。然而到了1990年代，也许是台湾Zheng•Ju的变化让她慢慢有了淡然的心态，她开始向人询问大陆宋氏墓地的情况，1995年曾托去往大陆的朋友向她父母的墓地献上花圈。“父母亲大人永生/美龄叩献”。她自己回不去了，然而几十年的隐痛与哀伤，好像都在那个朴素的花圈里。再后来，蒋家后代的陆续返乡祭祖，想来也是得到她的认可的。
美龄没有自己的孩子，在她一直依赖的大姐和相伴大半生的丈夫去世后，她失去了可以在精神上依靠的人。她并非老无所依，可是她的晚辈、她的亲信，只能给她生活上的照顾，却没有一个人可以给她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或者慰藉，她反过来还要保持坚强与乐观，给予他们勇气。特别是在蒋经国去世后，她成了蒋宋孔三家后辈们共同的精神支柱。如蒋方智怡所言：“蒋夫人一直是蒋家最坚定的一棵树、永远的大家长。”1996年，美龄最疼爱的蒋家第三代蒋孝勇亲自到纽约，告诉祖母自己癌症已经扩散，恐怕来日无多。美龄对他说，“我们基督徒凡事都是交在神的手上，每天祷告，把一切交托在神的手中，神怎么带领我们，我们就怎么去做。”那时的美龄已经送走了太多的人，包括她最喜欢的孔家的三个孩子，对于快100岁的老人来说，她也不是没有过脆弱，“我真不明白神为什么把我留这么久。”但她也在宗教中得到永恒的安慰，据蒋方智怡回忆，“她（美龄）说神在我身上一定还有一些事情是我还没有完成的，他一定要叫我完成的，所以到我做完的时候，神就会把我接到永生之地去。”
美龄晚年还有两个重要的决定。她拒绝写回忆录，保持沉默的尊严到最后一刻。很多人都期待她能留下一些口述历史，她比较亲近的晚辈也都曾这样建议。但她从未开口。据宋仲虎回忆：“她说，因为一切是上天安排的，总有一天人们会了解事情的真相。既然是这样，我又何必要写什么呢？”这样的心态和选择，折射出她对自己过往的坦然，也避免了让人们的目光与议论再次介入她生命中的细节，清醒又明智，非常契合她安静淡泊的孀居岁月，也非常大气得体，与某些通过回忆录为自己过往辩解和贴金的人形成鲜明对比。
对于安葬之地，也许是看到台湾后来混乱的Zheng•Ju，也许是看到连两蒋停灵处都不时受到冲击，美龄安排自己的遗体暂时安放在纽约郊外的芬克利夫，低调又安宁，避免了被台湾时不时涌起的“去Chiang化”浪潮所扰。1990年代中期，她曾对王冀说起：“我没有什么好回忆的。我最好的时光是年轻时候上学的那段日子。回国之后国内狼烟四起，嫁给先夫就是忙于抗战、内战，奔波操劳，都没有什么好回忆的。”这段话里有一种凄凉的意味。看到丈夫在台湾的辛勤耕耘也快成为过眼云烟，也许她最后最思念的日子，其实是做为宋家的小女儿的岁月，那也是她最为无忧无虑的时光。因此美龄最后的心愿是安葬在上海宋氏墓园，她母亲的身旁。
美龄的孀居岁月是她坚毅性格的又一体现，我想起蒋在认识她了解她时写下的日记，除了“爱”之外，还有一种“敬”在其中。他一定也发现了这个看起来一帆风顺娇宠着长大的女人生命里那种深层的坚韧与勇敢，而不仅仅是她的容貌、她的学历、她的家世背景这些一眼能看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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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ry 13
2016.10.11
宋美龄的婚姻与爱情【这是一波平静的狗粮(o艸`)】
不管从什么角度看，宋美龄都是个幸福的女人。她成长于一个富裕、民主的家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之后通过婚姻得到了人生发展的最好平台。蒋介石对她，也是真心相爱，这种爱也是一种保护，让她一生都保持了自尊与骄傲。美龄唯一的遗憾没有孩子，然而蒋对她的爱一点不因此减少。他在遗嘱中多次嘱咐自己的两个儿子要视美龄为“唯一之母”，病床上还念念不忘叮嘱蒋经国要“以事父之心事母”。
美龄曾经说过，我只要知道丈夫的需要，尽力帮助他，就是为国家尽了最大的责任。这话也许会让很多人不以为然，但确实是她内心深处对爱情、个人价值、社会责任相互统一的一个理解。美龄与她两个姐姐的婚姻，尽管是那么不一样，尽管后来的结局也并非没有争议与凄凉，但实质上都象征了生存无忧、事业追寻与爱情美满这三者的融为一体与和谐共存，在100年后的今天，也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有幸拥有这样的婚姻选择。
然而在蒋夫人的耀眼光芒下，美龄也有着人生的缺憾与感伤。最近翻看她的传记，留意到一段以前没注意过的话，那是1944年埃玛的日记，写于她与美龄的一次聊天后。“She admitted she had never been in love herself，but spoke of her hu**and in natural，easy manner.”（她承认她从未爱过，但仍用一种轻松自然的口气谈起她的丈夫。）这句话让我内心曾涌现出的困惑，好像有了某种线索。
之前读蒋的日记，就觉得他们两人之间的互动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他们在一起时，蒋已经有过三个老婆和两个儿子，然而却常常高兴得要飞起来般。而美龄则要理智很多。关于新婚，蒋的日记中也满溢着幸福，感叹新婚之乐非任何事物可比拟，美龄给埃玛的信讲述的重点则是他们没有蜜月，因为“我们结婚的第二天，他就开始出席政治会议，见各种客人。从那时到现在都是如此。”美龄还特别强调了尽管已经结婚，但她仍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种不同的反应，其实有一种微妙的对比在其中。婚后的一段日子，蒋沉湎于两人的感情世界，倒是美龄常常劝他以国事为重。这是不是意味着，在感情开始的最初，蒋最看重的是感情本身，而对美龄来说，感情之外的一些东西也在她的考量之中。其实，在我的感觉中，以蒋的成长经历与个性，是很难给美龄那样的女人真正的爱情的感觉吧。
但仅仅是这样解读美龄的婚姻与爱情，又似乎将她看低了。因为她真是一位非常好的妻子，对蒋的人生、对蒋的事业都助益良多。与美龄在一起之前，蒋的私生活乱七八糟，脾气也很差，后来一方面是自我的反思与调整，一方面是美龄细水长流的影响，蒋的个性与习惯在婚后都呈现出了极大的改变。美龄是一个能对丈夫的思想、行为、性格产生影响的女人。她从小受到的教育，家庭的影响，让她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新女性，她也知道如何去做一名好妻子。她既对蒋生活关心、体贴，又时时以他事业为日常生活的重心。除了蒋的日记多年来不停赞美自己的妻子，女作家冰心也曾从旁观者的角度，写下美龄为蒋的付出：
“私生活就这样连着公务。女士为主席做口译、笔译、写稿件、接待客人，这些在家在外始终都是一样的。即使说女士一天的生活全是按主席的政治事务计划而展开的也不为过。”
“女士有时是主席的顾问，有时是翻译，有时是秘书，有时是老师。对主席来说，女士就像自己的眼睛和手一样不可或缺。”
“在这繁忙的日常公务中，女士尽最大的努力，使自己有作为妻子的时间、家庭妇女的时间。这都是为了心爱的丈夫早上烧咖啡也是自己。只要有一点儿时间，女士就到厨房尽心做点心。挤出牛奶拿来让丈夫饮用……一手扶持起中国空军、叱咤三军的女中豪杰为丈夫亲自做点心、做菜、挤牛奶。”
蒋身边的很多侍卫也都说起过美龄对蒋那些好的影响。“她对侍从人员从不疾言厉色，从不趾高气扬。有时蒋介石对侍从者大发脾气，大加训斥，总是宋美龄出来打圆场。”“平常，侍从人员听到蒋的喊声，进去时不免心悸，见到宋在，就如有了保护。她对人态度和蔼，甚为大家尊敬”……

美龄为蒋所做的，被提起最多的是Xi'an事变。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甚至有一种隐约心痛的，是1944年那场谈话。那时蒋被外界谣传说他有mistress的流言所扰，而他竟然奇特地为此召开了一个发布会，拉着美龄帮他一起澄清。美龄那番话说得很得体，当然也很艰难吧。“我希望说明，永远不可能让我为这些谣言低首弯腰；我也不会向他询问，这些谣言是否真实。如果我怀疑委员长，将是对他的侮辱。我相信他是如此正直，相信他的品格和他的领导。我不能为任何事情侮辱他。我和他结婚已经17年。我和他共同经历了所有危险，严重者如西安，所以我了解Wei*Yuan*Zhang性格的每一面，他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我了解他的性格，我完全相信他的正直。我希望，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些恶意的诽谤。”据蒋的日记，那段时间他们夫妻感情一直很好，因此谣言确实是谣言。然而要让一位妻子出席那样的场合，去说那样一番话，还是相当残忍的。可是美龄还是心平气和地去做了。
晚年在Taiwan的相依相伴不离不弃也是美龄感情生活的一个亮点。那时，孔宋两家早已失势且远在美国，Taiwan对她来说是一个遥远的没有任何感情连接的小岛，除了他的丈夫在那里。美龄拒绝了家人朋友让她继续待在美国的建议，回到Taiwan与蒋共同面对一切。1950年代初的Taiwan风雨飘摇，一直是个夜猫子的美龄一改过晚起的习惯，天天凌晨四点起床，陪伴蒋一起祈祷。有随从回忆，“Min*Guo四十三、四年间，我有次刚好有急事要向先生报告，必须一大早就到士林官邸去找先生，我知道老先生习惯四、五点就起床，所以我在四点多钟就到了士林官邸，准备晋见先生，我走进先生书房，只见到先生和夫人正跪在一起做‘晨课’，就是早上的宗教祈祷仪式。从那时，我才晓得原来先生和夫人，在早上是一起做‘晨课’的”。蒋也从未看轻娘家人已经失势的妻子。美龄曾向人说起过那段时光蒋对她的疼爱和照顾，据顾维钧回忆，美龄在1954年访美期间曾跟他聊起，“她常常失眠……委员长为她的健康着想，要求她跟他一起早睡。Wei*Yuan*Zhang半夜醒来，只要发现她不在床上，就亲自下地照料她。”还有人回忆美龄与蒋晚年到华兴学校看学生表演的情景：“他们不是坐着车进校园，一定要在门口停车自己走进来。他们手牵着手，很亲密和愉快的样子。演出时，夫人喜欢和Chiang咬耳朵，你看到他们的相处，就知道这是很难装出来的。”
美龄晚年曾对熊丸说起，如果不是她母亲的最终同意，她是不会嫁给蒋的。这和庆龄违背父母意愿离家出走去日本与孙结婚是多么不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美龄内心深处与蒋之间就没有爱情。她对蒋的感情，也许缺少最本质的激情，但一直有一种理性与责任感在其中，这是她的成长经历与对自我期待的一种中和。也许美龄确实有过“这个人能给我想要的，因此我要跟他在一起”这类想法，但后来更多了要如何去做才能有利于彼此的人生与共同的事业。她的个性，她所受到的教育，家庭潜移默化的影响，让她很难只去寻求感情本身，而是力求一种生活、爱情、人生价值之间的平衡与最优解吧。尽管曾在偶尔失落之时感叹“我不曾爱过”，但美龄其实把她在属于她的爱情中的角色做得很好，无论是平顺日子里的生活点滴，还是危难时刻的勇气与陪伴。
1927年，美龄在世人羡慕的目光中嫁给蒋，成为世纪婚礼的女主角。而后经历了战争、叛乱、荣耀、掌声、逃亡，最后只能终老在一个小岛上。在这些大起大落中，她始终是一个对丈夫有所帮助与良好影响的妻子，得到蒋一如既往的尊重与爱。我有时想，如果她不是嫁给了蒋，而是嫁给其他人，她不会再有访美旋风，不会再有国会演讲大出风头，也不会再像历史上的Madam Chiang那么光芒耀眼，但她必然也会是一位对丈夫有好的影响、对丈夫人生事业有所助益的好妻子，会拥有身边那个人一生的敬与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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呃，这篇里面的英文或者拼音是我改的，不然莫名其妙发不上来

★ Diary 14
2016.10.20
作为女儿的庆龄与美龄
在通常的印象里，宋庆龄是温柔慈祥的，宋美龄则是骄傲甚至有些盛气凌人的，于是想象她们在家中可能也是如此。很久以来，我都觉得美龄应该是宋家三姐妹中最受宠爱的，因此才会有那样的任性与骄傲。何况即便父母都给三个女儿同样的爱，也会给予小女儿更多的宠吧。而对庆龄来说，做为middle child（中间儿），她的感受与要求，会不会容易被父母忽略呢？所以才会一方面表现得很乖很听话，一方面又慢慢有了想要不一样的“叛逆”。而且，在姐妹俩成年后，庆龄对家人，一直有一种若即若离之感，没有美龄那种深切的亲近与依赖。
后来看艾米莉·哈恩的那本传记，作者亲自采访过蔼龄跟美龄。书里有讲到三姐妹的童年：“庆龄是个富于幻想的漂亮孩子，也许因为她文静听话，深得母亲的宠爱”。想想宋妈妈的严厉以及她对孩子的要求，还有庆龄安静乖巧的个性，小时候的她应该就是妈妈最喜欢的孩子吧。后来庆龄的婚姻最让妈妈伤心，但妈妈还是将自己结婚时穿的那件礼服送给了她。感觉庆龄年轻时的一系列选择，并非故意与众不同，她更像是一个被宠爱着长大的孩子，不大能顾及父母感受。事实上，她的世界里有一种更重要的东西，那是孙中山让她看到的人生目标与方向，她曾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希望有一天我所有的劳动和牺牲将得到报答，那就是看到中国从暴君和君主制度下解放出来，做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而站立起来”。那些日子，她的生命似乎都不再属于她自己，而是投向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
美龄一直非常在意家人的感受，六个孩子中她应该是为父母做得最多的那个，她也在后来的日子里努力关照每一个兄弟姐妹。当然，她对家人特别是对大姐一家的“好”也让她饱受争议。美龄对亲情的在乎与依赖，也许跟她不到十岁就离开家去美国读书有关。那么小的孩子，整整十年都不能见到爸爸妈妈，也是很残忍的吧。或许因为成长岁月某种程度上缺乏来自父母的亲情，美龄反而更珍惜家人。即使是开刀切除扁桃体得到家人照顾这种小事，她也写信给大学同学说：“回国后我体会到一件事，朋友虽然很好，但当你真正遇上麻烦时，总是家人在你身边。”
一个有趣的对比，在毕业后写给朋友的信中，庆龄的信感觉在天上飘，她关注的重心从来就不在家人，也不在琐碎的日常，她只是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她在日本到处游览的点滴，浪漫主义的气质是那么明显。美龄刚回国的信几乎是宋家琐事大汇集，她絮絮叨叨地跟朋友说父亲的病，小弟弟的功课，与家人一起的圣诞节与春节，两个姐姐对她人生的指指点点……在那些看似是吐槽的字里行间，有着她做为小女儿对家庭的责任感。宋爸爸1918年5月去世，距美龄回国不到一年，她亲自照料他到最后。父亲的去世让美龄非常伤心，过了很多年，蒋介石去世后，美龄还在给蒋经国的信中感叹，我很小就出国念书，回国后不到一年父亲就去世了，根本没有多少时光得到他的慈爱与引导。相比之下，你能陪伴你父亲那么多年，已经比我幸运太多

在美龄的记忆中，“母亲处处表现出的是她的严厉刚强，而绝不是温柔善感”，然而，美龄心目中“严厉刚强”的母亲在庆龄婚前婚后都曾流着泪劝说女儿回心转意，可是母亲的眼泪与父亲的劝说都没能扭转庆龄的心，1915年10月，她不顾父母反对悄悄离开家去日本结婚，带给了父母永远的伤害。在恋爱问题上，美龄非常听话。她在留美归国时船上认识一位荷兰建筑师，她称他为“我的命运”。还有她1921由广州返回上海的船上认识的B先生，“我非常喜欢他，他也非常喜欢我”。但是因为家里反对她与外国人在一起，这两次的“一见钟情”她连恋爱也没谈。尽管她在给朋友的信中抱怨家人的反对和自己的不满，但她毕竟还是选择了听从家人的意见。晚年她跟人聊起她与蒋的感情，说的也是有了母亲最后的同意，她才答应嫁给蒋。
庆龄婚后一直随着丈夫东奔西走，她的时间、精力、生命都是围绕着孙，围绕她心目中理想的中国，这是她的选择和坚持，她的家人那时也应该是以她为傲的。1915年至1922年期间，只有孙处于事业低潮时他们才一起回到上海。其余的日子，他们四处奔走，庆龄与家人特别是与母亲在一起的时间应该很少。不过在1922年经历广州那场蒙难后，她在1923年1924年都曾离开孙从广州返回上海，在上海的家中一待就是几个月，也许是为了有更多时间陪伴母亲，也许是广州太累压力太大想回上海歇一歇。美龄大学毕业十年之后才出嫁，在这十年里，她大多数时间都在上海的家中，照顾母亲，辅导小弟弟功课，也帮大姐照料孩子。二十多岁的单身女儿和妈妈住在一起，其实是很容易有矛盾的。美龄在给同学的信中曾讲述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她生病全身起水泡，母亲却指责她，说这是美龄不肯跟她去复兴布道会所得到报应。有段时间社交圈传言美龄已经订婚，“我可惨了，因为母亲认为我一定做了什么，才会引来这些谣言，过去一个月她不准我见任何一个男性朋友……我被管得死死的。”其实以现在的观念看，宋妈妈不是一个好相处的母亲，但美龄跟妈妈在感情上还是非常亲近，也很听妈妈的话，大学时喜欢跳舞的她也在母亲的反对下不再跳舞。1920年代初，她曾想过回美国学医，但还是被母亲劝阻了。
1927年8月，庆龄离开中国流亡海外，宋妈妈非常牵挂这个与所有家人政见不一执意走上孤独revolution之路的女儿，她应该有写信让她快点回家。对于母亲的要求，庆龄曾有犹豫和煎熬，但也许是为了把时间都投入revolution，也许是担心自己回国会被蒋政权利用，也许是周围人的影响，也许是觉得家人能照顾好母亲，也许她还是把对中国前途的关切放在了对母亲的感情之上……总之她没有回家，她当时内心的纠结从1928年2月邓演达写给她的一封信中能够看出一二：
“亲爱的同志，我深深的为你挂心，因为你这样的在你的亲爱的母亲底怀抱里。你的生命，你的爱，自然现在你的母亲的方面占了几分之几；然而我却同时为你担心：设若你真正的就回去了，你怎样去尽你的责任，就是你对于社会的生命，对于社会的爱？不错，中国的社会本来是矛盾的，并且是绝对的矛盾；尤其是我们负担revolution责任的人们，在家庭和社会的生活里，无处不表现着十二分的矛盾。我们的责任叫我们勇敢向前，我们的旧有的关系——环境，无时无地不拉我们向后。这种情况，孙先生也深深的感着，尤其是在他后半期的政治生活里。不过孙先生勇气和决心坚强的很，把一切落后的牵挂都先后的打破了罢了……望你设法到德国来一趟。你的母亲即使有病迟三五天见面不十分要紧的。望你一面有以安慰亲爱的母亲，一面更有以安慰国内无数渴望我们——尤其是你——的青年及工农同志。”

庆龄在邓演达的请求下去了德国。而她由莫斯科去柏林的旅费也是她写信让她妈妈寄给她的。不知道一直期盼女儿能回到身边的母亲，却不得不给女儿寄去让她去更远地方的旅费时会有怎样的心情。1928年6月，宋妈妈60岁生日，在国内的子女为她举办了隆重的寿庆，但是庆龄也没回来。事实上，那几年庆龄都没有因为母亲回去过，虽然她曾因参加1929年的奉安大典回国，但那说到底也是为了孙。移灵第一站是北京，当时宋妈妈思女心切，还想过从上海去北京，这样就可以快一点见到二女儿。
奉安大典三个月后，庆龄再次离家去往欧洲。1931年5月，她收到家里发来的关于母亲病重的电报，那时她与家人的隔阂已经太深，她没有相信电报的内容，反而怀疑这是骗她回国参加全国大会的计策。她没有及时回家，两个月后就接到母亲去世的电报，她最终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对于这件事，庆龄的内心应该也有深深的懊悔与愧疚吧。尽管没人记下她曾说过什么，但据陪她回国奔丧的胡兰畦的回忆，“杭州市长周象贤是宋家亲戚，专程到东北来迎接宋先生。在车上，他告诉宋先生太夫人如何得病，如何去世的详情，宋先生听后悲痛万分，几乎哭了一整夜。”“船到青岛码头，宋家派汽车接我们到他家别墅……据看守房子的喻小姐说，太夫人就是在这里去世的。当她述说太夫人的病状时，宋先生又痛哭不已

美龄一直依恋母亲，蒋的侍卫回忆，她婚后回上海小住时也会把母亲从兄弟家中接过来。1931年宋妈妈身体不好时，也是她和宋子良陪母亲去青岛养病，直到母亲去世，那时，她是三姐妹中唯一在妈妈身边的。
母亲去世后的岁月里，美龄还拥有很多温暖的感情，蒋的爱情，大姐一家的亲情，与庆龄相比，她在感情上要美满很多。但是对于母亲的去世，她一直有深深的思念与伤感，晚年的一篇文章中还有提及，“母亲的死对她的每一个儿女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但是对我的打击也许最重，因为我是她最小的女儿，曾经深切依赖她而不自知”。美龄最后的心愿是葬回上海，在父母身边。即使蒋曾在日记中流露过想与她合葬的心愿，但她最后还是想回到妈妈身旁。
而对庆龄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她的心都被revolution的激情所支配，斗争、宣言、思考如何让亡夫的理想在这片土地上成为现实……这些更宏大的东西占据了她的心，让她几乎没有心思为现实生活中的感情缺憾伤感。对于母亲去世，她无疑是伤心的，但很快就投入到新的斗争中，葬礼第二天就开始营救牛兰夫妇。为了跟政治立场不同的家人划清界线，她坚持不要母亲的遗产。她担心家人利用她孙夫人的名号，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努力保持着距离……她和她的兄弟姐妹就这么渐行渐远，到最后天各一方。
也许又过了好些年，关于亲情的遗憾才开始真正占据她的心，后来她上海家中的饭厅一直挂着母亲的画像。晚年她写信向朋友说起时当年私自去日本结婚，父母追到日本，母亲哭着，正患肝病的父亲劝着……字里行间充满深切的哀伤，她那时已经度过了动荡又孤独的大半生，应该更能理解父母当年苦苦劝说她的用心。其实父母的爱一直是她最本质最深切的依靠，1949年前后，她在面对关于她不是孙夫人的谣言时曾气愤地说“他们可以说我不是孙中山夫人，但谁也不能否认我是我父母的女儿”。她最后没有葬中山陵，而是葬父母身边，是完成当年与家人的约定，更如同一个叛逆一生的女儿终于回家。临死前，她把存款和一些纪念品分给了身边的人，却在一份遗嘱中说，“母亲留给我的黄金首饰是不能分的，是纪念品”，这一方面是她对母亲留给她的东西的珍惜，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她晚年的孤独。想象如果她有一个孩子，她应该会把这些东西连同母亲的爱都留给自己的孩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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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ry 15
2016.10.27
唯一的全家福
这是目前能看到的宋家唯一一张每个人都在场的合影，摄于1917年夏天上海的家中。1904年宋蔼龄去美国读书时，最小的弟弟宋子安还没有出生。后来，宋庆龄、宋美龄、宋子文相继出国，宋家父母和六个孩子其实从来没有聚齐过，直到1917年夏天宋美龄与宋子文学成归国，宋家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团圆。六个孩子围绕在父母身边，拍下这张难得的照片。已婚的两个姐姐没有叫上丈夫一起，蔼龄也没有带上她的两个已经出生的孩子。照片上每一个人的神情都是坦然和安宁的，是生处幸福家庭中的人应该有的神情。虽然那时的宋家只是上海滩上普通的富裕人家，远没有十多年后的显赫。坐在镜头前的人没有谁会想到，这张照片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家族合影。
照片上，宋家父母并排坐在儿女们中间，脸上都闪烁着喜悦，六个儿女都在身边，一起拍下这样一张有特殊纪念意义的照片，应该是他们很久以来的心愿了。当年，他们不分男女把孩子送去美国念书，注定就要比普通的父母承受更多的分离吧。而从小训练孩子坚强和自立的个性，安排他们去往美国受教育，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怀，父母的这些良苦用心是不是已经定下了家庭聚少离多的基调。因为，在每个个体都极为强大和独立的家中，彼此间的相处是很难的，何况父母的选择与影响已将孩子的命运与中国革命系上了难解的环扣，后来，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也被刻上政治黑暗的烙印。
拍下这张照片时，宋爸爸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他支持了一辈子的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此时还遥遥不见在这片土地上实现的𥌓光，不过让他欣慰的是，他终于等到了儿女们的学成归国。当年夫妻二人精心培养的孩子已经长大，在个性和学业上都让人骄傲，这应该是他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最大的安慰了吧。凭着父亲特有的敏感，他也许能预感到自己的孩子将在各自的领域发挥出重要作用，但很难预料到他们甚至将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成为近代史上最耀眼的角色。而伴随于此的，还有孩子们之间因分裂带来的痛楚，以及相当长时间里弥漫着的关于这个家庭的种种谣言与中伤……如果能清楚看到孩子们和宋家的后来，一向重视亲情与名誉的父亲，内心是自豪呢还是哀伤呢。
照片中，宋妈妈的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没有比孩子们都聚在身边更让母亲高兴的事了吧。但是这次的团聚给她带来的欢乐并没有持续太长。她很快就将失去丈夫，一个人迎来家族的显赫，以及孩子们的分道扬镳。然而宋妈妈是一个内心强大的母亲，即使儿女们到后来已经各择其路，她也努力维护家庭的团结，从未使孩子们失去家庭的纽带。即便她的儿女们都是如此的强大和独立，她依然是他们人生之旅的精神港湾。宋美龄曾在母亲去世多年后回忆：“母亲的死对她的每一个儿女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但是对我的打击也许最重，因为我是她最小的女儿，曾经深切依赖她而不自知。”

坐在父亲前面的大女儿宋蔼龄，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在三年前嫁给父母都满意的孔祥熙，很快就有了一儿一女，第三代的到来想必也给宋家带来了欢乐。蔼龄曾担任两年孙中山的秘书，结婚以后也还专程去日本协助他工作。后来她渐渐把重心转向自己丈夫的前程，因而也就离孙中山所追求的梦想越来越远。在这张照片中，仅从外表上看，蔼龄此时跟她两个妹妹的差距已经很大了，不仅仅是因为胖。曾经意气风发的光芒已在她身上逐渐隐去，她慢慢成为了精明能干的孔夫人。
二女儿宋庆龄坐在最右边，精致的脸庞，美丽的大眼睛，她无疑是所有人中最美的。也许只是巧合，她坐的位置好像与家人略微有些距离，给人一种分离的预感。两年前，她违背父母心愿去日本与孙中山结婚，给父母带来巨大的伤害。后来父母虽然原谅了她，并补上了一份嫁妆，但彼此之间的相处也许再也不能如从前那样亲密。其实在拍下这张合影之前，孙中山已南下广州组建军政府了，庆龄没有跟随，想来她是留在上海等着留学归来的弟弟妹妹，等待家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团聚。这样专程为亲人的停留，在她的一生中也是很难得的。只是她不知道，她的婚姻只是她与亲人们渐行渐远的开始，后面她还会为着心中的信念越走越远，再也无法回头。
坐在蔼龄庆龄中间是宋子文，虽然宋家在培养孩子上并没有重男轻女，但是做为家里的长子，父母应该还是对他寄托了更多的期望，合影中他也是坐在最中间的位置。刚从美国回来的他，对自己一生的事业，对自己将为父母为家庭所尽的责任应该都有过思考。遗憾的是第二年宋爸爸去世，他失去了事业上最重要的引路人。镜头前的他应该预料不到等待着他的将是生命中相对黯淡的几年时光，事业上的挫折，得不到喜欢的女孩家里的认同，想来是很刺伤一个男人的自尊心的。但他更无法预料的是，在二姐的推荐下，他的人生在6年后迎来转机，并在31岁就成为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处于权力的中心。他在后来的岁月里一直用心关照此时坐在他身边的二姐，既是心疼她过早失去了丈夫与家庭的温暖，也是感激她当年在他最灰暗时刻的帮助吧。尽管即使是在他任行政院长期间，他的二姐也从来没停止指责国民政府。
母亲身后是小女儿宋美龄。在与父母分开整整十年后，她终于又回到家中，可以想象一向重视亲情的她是多么欢欣。拍完这张照片后的日子里，她将照顾生病的父亲，协助母亲料理家务，辅导小弟弟功课，也参加各种社交。那段时间她写给朋友的信有家庭团聚的欢乐，以及如何尽其所能适应家人的生活节奏。信中提到她的两个姐姐时，都是钦慕的语气，她们都是当年的她心中的role model。只是，这个在当时看来最为普通的小女儿，并没有像很多跟她家庭背景相似的姑娘那样，将自己的一生浪费在庸常的家务与社交中，她一生最耀眼的光芒，要等到十年二十年后才会慢慢绽放。但是不管她处于什么地位，家人始终在她心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曾看到有网友转引她晚年身边护士的回忆，她在生命的最后很多人和事都忘记了，只认识身边的孔令仪，老相册上她的父母与兄弟姐妹，当然还有蒋。他们都是她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人。
父亲身后是二儿子宋子良，他是六个孩子里相对默默无闻的那一个。拍摄这张照片时，除了庆龄已经嫁给孙（当然那更多意味着动荡与漂泊），其他孩子都还只是普通人。子良和哥哥姐姐的距离将在后来的日子里因为种种因缘际会进一步增大。他们的年龄相差并不大，有那么多能干的哥哥姐姐在前面，不知道对他来说，更多的是压力还是轻松感。其实对于一个家庭，如果每个个体生命都成长到特别强大，所投身的事业又在同一领域，立场甚至利益又有所对立，是很容易有矛盾的。因此，跟强大的哥哥姐姐们不一样的弟弟，其实也是被大家所需要的。
小弟弟宋子安坐在最前面。照片上的哥哥姐姐都已经是大人了，但他看上去还完完全全是一个小孩子。子安的成长伴随着哥哥姐姐们的出国与归来，以及宋家在中国政坛上的崛起。做为家里最小的孩子，他肯定得到能干的哥哥姐姐们的诸多照顾。但他反过来又以小弟弟的身份，在后来发生两次分裂的家庭中多次协调哥哥姐姐之间的矛盾，安慰远离亲人的二姐，这其实更为难得。普通家庭在父母去世后都是“长兄如父”“长姐如母”，维护弟弟妹妹之间的团结与大家庭的亲情，而在宋家，却是这个最小的孩子做得更多。照片中的子安是那样稚嫩，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也是家中性情最温和的孩子，大家都没有预料到，除了父母之外，走得最早的竟然会是小他们那么多的弟弟。很多年后，已经与家人失去联系的庆龄还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起子安：“他最理解我”，“他是我多好的弟弟，他从不伤害任何人”，“只要一想到他的去世，我就忍不住掉眼泪”。

拍下这张照片时，所以人应该都在为这次难得的团聚而开心吧。当时没有人能想到，这样的团聚竟会是他们家中仅有的一次。而这张唯一的完整合影，事实上也成了为分离而拍的照片。在拍下这张照片不到一个月，庆龄就南下广州，第二年五月他们的父亲去世。父亲的去世在宋家是一个转折点，虽然当时没有人真正明白。六个孩子从小在父亲的爱国主义教育下长大，他的政治理念一直深深影响着是他所有的儿女们，而他的去世，也是他的孩子们确立不同政治立场的开始。宋家在后来的日子里，伴随中国政治的变幻不定，分裂是远远多于团圆的。他们也曾因种种原因再次聚在一起，也留下了不少照片，但是每个人都不可能再有拍下这张全家合影时的心情了。到最后他们越走越远，各自天涯，连拍一张兄弟姐妹在一起的普通照片也是不可能的事了。想起庆龄身边的人说她晚年喜欢一个人静静看过去与家人的照片，想起美龄在二姐去世后拿到相关纪念图册时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旁若无人地翻看了两个小时，那时的她们，看到这张全家人唯一的完整合影时，该是怎样的心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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