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过了一会儿，父母亲把我扶到大门口，门口已停放着两辆人力三轮车。母亲和我上了后一辆三轮车，母亲双手紧紧抱着我，眼神是那么悲哀和无奈，并用衣服盖着我的头和身体。
三轮车缓缓移动了，我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我想败局已定，对我的培养以失败而结束，现在是处理我的时候了，可能要把我送到我该去的地方，我真正出生的家庭去。
不知走了多远，转了多少弯，三轮车停了下来，我被送到一个地方。后来才知道是湖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精神神经科门诊部，我二姨在医学院附属护士学校工作。
父亲和二姨先进去。母亲陪着我后进去，母亲对我说，有什么话都可以对医生说。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儿是医院和医生，只以为这是一个可以对父母和我的处理进行申诉的地方。
医生问了我几句，我听母亲的话，将当时头脑中的那些胡思乱想、任何人也听不明白、不可理喻的话说了几句。
看了门诊，一会儿就让我出来了。我被人带着转弯抹角穿过几道门和走廊，我来到一个大厅，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此时父母亲也不在了。

12
这一天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住院治疗。当时我不知道这是医院，不知道这是精神病医院住院部，更不知道我已得了精神分裂症即精神病。十年后我才认识到，那是为我得到神的启示真理而经历体验的第一次精神境界“灭门”。
我曾被关进单独的病房，偶有穿白大褂的人在门上的小窗口朝里看。我也曾四肢被捆绑在病床上，小便拉在裤子里。多年后我察觉身上有不明显勒索痕迹，我推测可能就是在那次住院捆绑挣扎造成的。十多年以后，我老婆曾问我这是怎么弄的，我无言以对。
我口服护士给的药，并且进行电疗。第一次电疗时，我被强制送到电疗室电疗专用的床上，脚、胳膊被紧紧绑着，一会儿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住院期间父母亲第一次来看我，父亲对我说：“这儿有乒乓球、有各种棋类、有扑克牌，你想玩什么就玩什么。同学们要来看你，我们没有同意。”
我由于吃了镇静类药，头脑思维被抑制着，反应迟钝，呆头呆脑，不象以前脑海中思潮奔涌。从表面看，我没有什么疯狂举动和胡言乱语，但头脑还未清醒。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有一天我要上厕所没有手纸，就去敲护士办公室的门，但屋子里没有人理我。这时从外面走过来一个护士，问我有什么事，我说上厕所要手纸。她对我说：“找护士不能光敲门，要喊护士，这里的人经常没事乱敲门，敲门有时没有人理。”
我躺在床上想，怎么这里的人经常乱敲门，还没有人理，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事？我心里一个激灵，啊！这是精神病医院，这里的人都是疯子，有事无事敲门，所以这儿的护士听到敲门声也不理。我再看看盖在身上的被单中间，一个大的红色的圆形图案，仔细辨认是由湖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精神神经科等汉字组成，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
啊！我得了精神病，我是疯子，一股悲哀、一阵透心凉从心底涌出。
当精神病患者意识到自己有病时，他的精神就基本正常了。我记得最后一次电疗是我主动去电疗室电疗的，当我再一次要求电疗时，却被告之不用了，我一共电疗三次，只吃药没有打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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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我出院，住了二十一天医院，父母花不少钱。我出院时长胖了，从来没有长得这样胖，尖脸变圆脸，以前想长胖却长不胖，总是瘦瘦的。我住院前体重103市斤，出院时增加到118市斤。
出院后我按时到汉口六角亭精神病医院看门诊拿药，根据医嘱按时按量吃药，基本上就吃一种药，吃药的量逐步减少，最后只是夜晚睡觉前吃一颗药，但必须长期坚持服药。
我看到一些医书上这样写着，一些精神病患者以为自己的头脑被控制着，以为什么都是被安排的，什么事都怀疑。我在医院看门诊等候时，听到医生说：有的病人发病时还以为自己当了皇帝。
我想这病真是厉害，我怎么就相信了那么荒唐的想法，以为一切都是安排，培养自己成为导演，爸爸妈妈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一家人都因我被杀死。父母亲和二姨看到我突然疯狂了而惊恐和伤心，我却将这种表情理解成是由头脑中荒诞故事情节而引起的，使我更加相信那荒唐的故事。
现在我清醒了，真正的结局是我成了疯子。一个十八岁的疯子，一个刚刚迈进成年、青春时光的小伙子成了疯子。我还未成家，还未立业，还未踏入社会，还是一个初中生，但我已是一个疯子。
在发病时疯狂荒唐的思维中，我还以为有一个一切都为我准备，要把我培养成一个导演的世界。现在我清醒了，什么都消失了，真所谓“一枕黄粱” 再现。不！比那还要糟，那只是做了个美梦，人醒了，梦没了，但没有损失什么。我做的却是一个惨遭灭门的噩梦，梦醒了，却失去了做一个正常人的资格。
今后谁也不会把我当一个正常人了，我失去了人生中我尚未得到而每个人应该得到的一切，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未想到的悲哀结局。
爸爸对我说：“我们不该叫你到二姨家去，对这种病我们没有经验，如果当时直接到精神病医院去，吃药后睡着觉，就不会得这种病了。”我想，现在说这为时已晚，听说这种病很难治断根，只有极少的人治好后能够一辈子不再复发。
我要坚持吃药，一旦睡不着觉，就要加大药量，保证睡得着觉，就不会发病。还有，我要坚信这个世界、我周围发生的一切，就是我出生以来一直认为的那样，不要再相信那些新的看法。如果有新的看法，好像突然明白了，那就是自己精神病复发了，要坚守自己的思想和精神防线，争取一辈子不发病。

还有吗？写的很好。

16
根据有关政策，我因精神病，大弟毛弟因高血压病经批准留在城里。一九六九年底我由学校转入街道，结识患有重大疾病或残疾转入街道的青年人，这是社会上遭受歧视的不幸群体，我也成为其中一员。
城里也流行下放知青的歌曲。有一首歌曲的歌名我不知道，其中我喜欢唱的一句歌词是：“吃尽了人间的辛酸，受尽了人间的苦，走到家里黑洞洞，饭还没做呀，我的小妹啊。”我感到意外，流行歌曲中有一首歌名为“精神病患者”的歌曲，其中有一段歌词是：“世上的人都耻笑我精神病患者，我的心儿即将埋没，谁来同情我。……眼看秋去冬将来临，雪花飘飘临。”我特别喜欢印度歌曲“拉兹之歌”，表达了我孤单苦闷的心情，“我看这世界像沙漠，我与任何人都没来往，好比那星辰迷茫在黑暗当中，到处流浪。我的命运啊，我的星辰，请回答我，为什么，这样残酷的捉弄我，到处流浪。”

17
街道办事处干部把我们病残学生组织起来一边学习，一边参加义务工作，主要是协助街道和居委会干部，动员没有正式工作的城市居民上山下乡插队落户。
我们深入到每一个被动员对象家中了解情况做好记录，协助做说服动员工作。这是生活在城市底层、经济最困难、地位最低下的群体。他们有的是因为有政治历史问题，有的是因曾经劳改、劳教，有的是因犯错误等原因没有或失去了正式工作，归街道管辖。
当年以“备战备荒”疏散城市人口和“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理由，动员其全家去农村插队落户，这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大难临头。
这段时期，命运让我有幸接触到我们病残学生和下放城镇居民这两个不幸的群体，体验到他们的种种痛苦和无奈。

18
我属于病残学生，从外表看我四肢完好，没有器质性的疾病；从精神方面看，也看不出异样，我的智力未受到影响。
我要以一个健康人、正常人的形象投入到街道义务工作中。通过工作中的表现，说明我不是一个疯子，我是一个正常人，一个能够参加工作自食其力的人。只有这样，以后由街道分配病残学生工作时，不会因为背着精神病这个使人恐惧和不信任的可怕名称，被招工单位拒绝。
一九七零年上半年，正当纷纷传说下放农村的知青快要招工回城，留城的病残学生也将要分配工作。正当我们盼望许久，参加工作的愿望即将实现，在已经看到隧道尽头曙光的欢欣鼓舞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还有吗？

19
母亲所在小学突然通知母亲响应毛主席号召，走“五·七道路”到农村插队落户，并且已与父亲所在中学联系好，我父母亲及全家一起下放农村。
此时，我们家除了大妹毛妹去年已作为知青，随学校下放在湖北随县农村外，包括父母、因病未下乡的我和大弟毛弟、读小学的小妹和小弟，一共6口人一起下放湖北枣阳县农村。
这下子全家陷入绝望和慌乱之中，父母插队落户虽然当时还保留工资，但是时间长了还能够继续有工资吗？没有工资，全家以什么为生，以后还能够回来吗？
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看法是，全家下放农村，城市户口没有了，住房也没有了，连根拔了，不可能再回来。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干部、教师不可能一直拿工资。
如果我和毛弟先前随各自学校下放农村尚属于知识青年待遇，以后还有希望招工。我们现在随父母五·七干校插队落户，是否属于知青，能否招工都不得而知。
先下乡的知青到农村已经2年，很快就要招工，我们现在才下乡，即使属于招工对象，招工时也没有份。城里等待分配工作的病残学生也快要安排工作，但我们此刻却要离开城市，两头都落空。
没有什么比全家在此时下放农村，对我家的打击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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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校第一批去插队落户的教师很少，母亲所在的小学只有2人。这种对我们全家最致命的打击，为什么偏偏会落在我们身上？
是否是母亲在文革中参加了学校造反派“红教工”组织？可是学校那么多的老师都参加了“红教工”，而且母亲属普通成员，学校从来没有说母亲什么。
是否是我们家有2个初中毕业生都因病未下乡而遭别人眼红？我们家离母亲学校很近，学校对我家情况很了解，我们兄弟俩从外表来看，也看不出身体有什么不好，这次就来个一锅端。
是否是父亲的问题造成全家下放？父亲在文革中老老实实，不管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群众组织都不参加。即使一些群众组织的头头拉他加入，即使我们对照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认为他可以参加群众组织，父亲始终坚持文革中任何组织也不参加。以后的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除了文革初期挨了整，后来父亲一直未挨整。
我们分析这次下放是母亲单位发起的，应该不是父亲的原因。当初我们即使有病也应该随学校下乡，以免遭遇全家下放这种更坏的下场。现在后悔也晚了，父母端的是国家饭碗，要你去哪儿都得去，没有讨价还价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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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担心毛弟跟随全家下放不算知青，不能享有招工资格，母亲托熟人帮忙，将毛弟作为知青下放到毛**队的随县。
我离开街道时，街道管病残学生的干部为我在街道的表现，写了一份个人评语，对我评价很好，并鼓励我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当时我想，参加党组织对家庭出身要求很严，我是不符合入党条件的。没想到后来改革开放，我还真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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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全家城市户口被注销，租住的公房被房管所收回，家具装上了货运火车运往农村。
一九七零年五月十三日，下着蒙蒙细雨。父母、小妹、小弟和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在老汉口火车站，在欢送锣鼓声中，乘火车奔赴那遥远陌生的湖北省枣阳县农村插队落户。
别了武汉，生长了二十年的可爱家乡。我在心中向那离我家不远我经常去玩水的长江；向我经常走路经过的熟悉的楼房街道；向我的母校和老师、转街道病残学生；向我初恋的姑娘告别。别了，汉口一元路德一里2号，我的童年、少年、青年在此度过，令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命运唤我奔向远方，奔向远方。

23
在离开家乡奔赴农村的列车上，在为不可知的前途命运忧虑时，我还多了一份牵挂，送别时那姑娘身影不时在眼前晃动。
我在街道服务时，与一位也是因病留城女孩从相识发展到相恋。她和我是同届初中毕业生，年龄二十岁左右，中等身材，外貌比较漂亮，她留城的病因没有我那么可怕。
有一次我约她晚上到滨江公园会面，俩人漫步走到长江边，在矮树丛的岸坡边坐下来。皎洁的月光下，面对不远处轻轻拍打岸边沙滩的江水，我们膝足谈心。
那令人难忘的夜晚，我第一次与姑娘约会，靠得这么近，但我没有勇气碰她。我们相处期间最亲密接触就是这次去江边，跨过土沟时我牵过她的手。正当我们恋情将会朝向我所渴望亲密方向发展时，我要离开武汉随父母到农村插队落户。
临别时我们交换相片，她到我家来送行。我意识到我和她之间已经结束，除非我能短时间从农村招工回武汉，但这对于家庭出身不好的我是不可能实现的。
尽管当时还未开始招工，但经过上次毕业分配，我从不怀疑在升学、招工、参军等人们向往好事中，都会坚定不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很难有我的份。我只希望当我思念家乡时，她能留给我一个美好回忆，一丝牵挂，我就知足了。
下乡后，我们之间还通过信。我第一次回汉时，她将我送给她的相片，在街道和下乡后所有信件都退还给我。（回农村后，我也将她的相片和信件邮寄给她。）问其原因，她说不愿被别人议论。我感到不解，我走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曾帮我俩传递信件，一起在街道服务的男生告诉我：我离开街道不久，我所在中学也有一位女生转入街道，我与这位女生玩朋友的消息在街道学生之间传开了，议论我脚踏两只船、雁过留声。
没有想到，深深埋藏在我心底的一个秘密，竟然在我离开后，以另一种说法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