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以为那层楼就足够解释一切，大概我高估你了……
虽然十月老爷说扔你一脸史料足矣，但我还是再解释一下吧，毕竟你前前后后码了不少字。
第一，你没看全。我之前说宋襄公主张“仁义”称霸是腐儒之见【第一种把宋襄公列进去，原因我猜是他曾经主掌一段时间盟会，并打败了先前的霸主齐国，而且主张仁义。】，其余内容都是基于“腐儒之见”而发。我之后回复你时就是怕出处不明，又特意提了一嘴说“是后人如司马太监之类自行给他加戏”（尽管司马迁确实有值得尊重之处，但我对他的某些评语是颇瞧不起的，他在某些事情的观点上着实迂腐，另外附上宋襄公“仁义”出处【《史记·宋微子世家》：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我这意思就已经很清楚了。曹公公和十月老爷就不会问我这种问题，因为他们都很清楚：认定宋襄公“仁义”的是后人。
当事人是怎么个想法呢？
宋襄公本人是这么说的：“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馀，不鼓不成列。”（春秋时期君子多指贵族）这意思就愈加明显。
当时的人都没说宋襄公（宋襄公也没如此自称）“仁义”，后人就别给他加戏了。
鞍之战时齐顷公还说韩厥是君子呢，所以不用弓箭射韩厥。请问这个难不成不是贵族精神，而是你所谓的“仁义”？事实是，齐顷公和宋襄公两者在战场上做出的判断本质上无甚差别。
还有，我强调周礼非仁义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当时的著作的发言权要比我强。
《礼记·曲礼》：道德仁义，非礼不成。
你在试图将“仁义”诠释为文化与制度，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化。但在春秋时期，“仁义”、“道德”只是周礼（制度）的一部分甚至只是结果。春秋时期贵族的生活确实是政治化的，然而同时政治也在生活化，这是当时各方面还显得相当幼稚的表现。现代人的丰富知识令你对此产生了误解，而且春秋时期的贵族也不吃你这一套。
我就春秋，论春秋。
在此顺带引用一下十月老爷的发言：
【 【管理员】十月的独步走 11:36:55
说实在的，春秋的仁义实际上还局限于伦理道德
把当时的国际交际视为人与人之间的交际
这样误解应该会减少很多
现在哪家外交的时候只会念诗的？】
我先前的2和3就合在一起解释了，你自己也知道“仁义”的标准一直在变。“仁”在《尚书》等古籍里一开始指的是才能卓越【《尚书·周书》：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我周公旦之高才有如父祖，而且多才多艺，能服侍鬼神）】，后来演化出人际关系的释义，又为孔丘、老聃、墨翟等诸子所演绎，逐渐有了更多的新含义。
于是问题来了，宋襄公和“仁义”的关系究竟为何？
你可能觉得你的楼层我没怎么看，不过我的确读过你对“仁义”的定义，但这和春秋时期的人（特别是春秋前中期的人，如宋襄公）【没有任何关系】。
姑且依据你的理论，说宋襄公恪守“旧仁义”，那也是不对的。因为若是如此，宋襄公为何要争霸？
霸主可是个时兴玩意儿。如果你说霸主体系归属“旧仁义”，那什么是“新仁义”？如果你说霸主体系是“新仁义”，宋襄公又如何恪守“旧仁义”？
霸主体系是一个颇为庞大的体系，在我们看来根本不是玩家家酒。尽管在当事人眼里，除开其规模以及其他一些利益相关以外，霸主体系和家家酒没区别（由于政治生活化）
我为什么说宋襄公恪守周礼，不说他恪守“仁义”？你真的觉得我没好好读你的东西？
他的精神仍有着贵族做派，却又想搭时代的顺风车捞好处，结果却失败了。你所谓“旧仁义”“新仁义”，宋襄公不过看哪边油水多就站哪边。即便迥异于他人，也改变不了宋襄公“小人”的本质。
在此我给宋襄公做出一个评语吧：他是装着一半旧酒的新瓶，是随风摇摆却渴望长成参天大树的小树苗；实力虽有，但摇摆不定，不自量力
至于宋王偃称王（行王政也是宋王偃主政时期），你觉得可笑，我觉得一点毛病没有。你一方面说“宋是公，公行王政算僭越”，另一方面又说“其他诸侯王好歹称王也是行腊相王周天子所赐”，这才是真的自相矛盾，不过我懒得发笑。
楚国称王难道是周天子所赐吗？而且人楚国还称了两次王，顶风作案。
吴越称王难道不是自立？看它们在春秋末战国初多么猖狂。
僭越称王者众多，根据你的说法，难道都是“不仁义”的？
戴氏取宋的时候，周围“仁义”诸国有说过戴氏“不仁义”吗？
你对僭越的评判标准或许该修正一下，不然我不能理解为何别人称王不算僭越，宋国称王行王政就是僭越了。
再者，以你的说法，“仁义”是文化与制度。我之所以提《孟子》说宋国“行王政”，正是因为宋国当时在施行孟子眼中的“王政”（王道、仁政）。之后宋国变强，连秦赵都要拉拢它，“行王政”的后果随着秦国东进而凸显出来。我说“实际上战国中晚期宋国的崛起和秦国东进有关，并不完全取决于宋国本身的决策”这句话的含义，其实也是在告诉你宋国的灭亡也不能完全说是基于“行王政”的原因。
既然如此，“行王政”若据你所言是放弃“仁义”，那么放弃的是“新仁义”还是“旧仁义”？
是“新仁义”的话，那么基本上所有变法图强都要被你打进“旧仁义”的冷宫。
是“旧仁义”的话，根据你的理论，以“新仁义取代旧仁义”不是理所当然吗？
“行王政”若说是坚守“仁义”，那就和你自己所言相悖。
以春秋视点，以我个人之见，纵然不能说宋国坚守“仁义”，又为何不能说“宋国不一定背弃了仁义”呢？
退一万步说，依据你的理论，纵然不能说宋国坚守“仁义”，又为何不能说“宋国不一定背弃了仁义”呢？
另外，你到现在都没懂我说的“不要脱离时代背景看问题”是什么含义。
另外，你到现在都没懂我说的“不要脱离时代背景看问题”是什么含义。
另外，你到现在都没懂我说的“不要脱离时代背景看问题”是什么含义。
因为依据你的理论来解说春秋时期，那么“新的仁义取代旧的仁义”这件事根本无法做出定论（这点我在上面也有涉及）——这跟我说的“宋襄公在《左传》中的表现，崇尚的是贵族精神，实际上是儒家“王道”、墨家“非攻”之流思想的老祖宗。”这句话也有关。
儒家的思想难道只有“王道”？
墨家的思想难道只有“非攻”？
忒修斯之船究竟是不是原来那艘船？
你的思路我感觉很乱。宛如我在说“2+1=3”（贵族精神【2】是“王道”与“非攻”【3】的老祖宗），你却回答“3=3”（周礼、儒家、墨家本来就不一样【3=3】）。儒墨两家的确与昔日的周礼有异，可是它们都有相当一部分思想就是脱胎于周礼甚至与周礼相关的内容大同小异，而贵族精神正是周礼的一部分。我之所以拉出“贵族精神”、“王道”、“非攻”来作比较，只是因为这些观点是有一定联系的。
你用“宋襄公所恪守的礼制封建与儒家，墨家那已经算是三种不同的方式”这句话来反驳我，我看不出你反驳的意义何在。
那么问题又来了，贵族精神被相似度高达90%的“贵族精神之子”所取代，能不能说贵族精神真的被取代、消灭了？
我觉得很难说，至少我不能武断的做出结论。
战国时期乃至于秦朝有相当一部分制度在春秋就已然发挥作用以至于成熟了，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春秋初期秦楚就在实行的县郡制。改来改去，万变不离其宗，中央集权的县郡制被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取代，这也是“新的仁义取代旧的仁义”？
之前你写的那些我是看完了的，不过你这次写的我就不看完了。你对春秋初期郑宋崛起的理解等等方面也有误区（十月老爷、曹公公语），要是有疑问，你问十月老爷吧。我言止于此。我刚刚随手写的这些你能懂多少，看你领悟能力和春秋史水平。我以后不会再做多余的回复。
虽然十月老爷说扔你一脸史料足矣，但我还是再解释一下吧，毕竟你前前后后码了不少字。
第一，你没看全。我之前说宋襄公主张“仁义”称霸是腐儒之见【第一种把宋襄公列进去，原因我猜是他曾经主掌一段时间盟会，并打败了先前的霸主齐国，而且主张仁义。】，其余内容都是基于“腐儒之见”而发。我之后回复你时就是怕出处不明，又特意提了一嘴说“是后人如司马太监之类自行给他加戏”（尽管司马迁确实有值得尊重之处，但我对他的某些评语是颇瞧不起的，他在某些事情的观点上着实迂腐，另外附上宋襄公“仁义”出处【《史记·宋微子世家》：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我这意思就已经很清楚了。曹公公和十月老爷就不会问我这种问题，因为他们都很清楚：认定宋襄公“仁义”的是后人。
当事人是怎么个想法呢？
宋襄公本人是这么说的：“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馀，不鼓不成列。”（春秋时期君子多指贵族）这意思就愈加明显。
当时的人都没说宋襄公（宋襄公也没如此自称）“仁义”，后人就别给他加戏了。
鞍之战时齐顷公还说韩厥是君子呢，所以不用弓箭射韩厥。请问这个难不成不是贵族精神，而是你所谓的“仁义”？事实是，齐顷公和宋襄公两者在战场上做出的判断本质上无甚差别。
还有，我强调周礼非仁义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当时的著作的发言权要比我强。
《礼记·曲礼》：道德仁义，非礼不成。
你在试图将“仁义”诠释为文化与制度，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化。但在春秋时期，“仁义”、“道德”只是周礼（制度）的一部分甚至只是结果。春秋时期贵族的生活确实是政治化的，然而同时政治也在生活化，这是当时各方面还显得相当幼稚的表现。现代人的丰富知识令你对此产生了误解，而且春秋时期的贵族也不吃你这一套。
我就春秋，论春秋。
在此顺带引用一下十月老爷的发言：
【 【管理员】十月的独步走 11:36:55
说实在的，春秋的仁义实际上还局限于伦理道德
把当时的国际交际视为人与人之间的交际
这样误解应该会减少很多
现在哪家外交的时候只会念诗的？】
我先前的2和3就合在一起解释了，你自己也知道“仁义”的标准一直在变。“仁”在《尚书》等古籍里一开始指的是才能卓越【《尚书·周书》：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我周公旦之高才有如父祖，而且多才多艺，能服侍鬼神）】，后来演化出人际关系的释义，又为孔丘、老聃、墨翟等诸子所演绎，逐渐有了更多的新含义。
于是问题来了，宋襄公和“仁义”的关系究竟为何？
你可能觉得你的楼层我没怎么看，不过我的确读过你对“仁义”的定义，但这和春秋时期的人（特别是春秋前中期的人，如宋襄公）【没有任何关系】。
姑且依据你的理论，说宋襄公恪守“旧仁义”，那也是不对的。因为若是如此，宋襄公为何要争霸？
霸主可是个时兴玩意儿。如果你说霸主体系归属“旧仁义”，那什么是“新仁义”？如果你说霸主体系是“新仁义”，宋襄公又如何恪守“旧仁义”？
霸主体系是一个颇为庞大的体系，在我们看来根本不是玩家家酒。尽管在当事人眼里，除开其规模以及其他一些利益相关以外，霸主体系和家家酒没区别（由于政治生活化）
我为什么说宋襄公恪守周礼，不说他恪守“仁义”？你真的觉得我没好好读你的东西？
他的精神仍有着贵族做派，却又想搭时代的顺风车捞好处，结果却失败了。你所谓“旧仁义”“新仁义”，宋襄公不过看哪边油水多就站哪边。即便迥异于他人，也改变不了宋襄公“小人”的本质。
在此我给宋襄公做出一个评语吧：他是装着一半旧酒的新瓶，是随风摇摆却渴望长成参天大树的小树苗；实力虽有，但摇摆不定，不自量力
至于宋王偃称王（行王政也是宋王偃主政时期），你觉得可笑，我觉得一点毛病没有。你一方面说“宋是公，公行王政算僭越”，另一方面又说“其他诸侯王好歹称王也是行腊相王周天子所赐”，这才是真的自相矛盾，不过我懒得发笑。
楚国称王难道是周天子所赐吗？而且人楚国还称了两次王，顶风作案。
吴越称王难道不是自立？看它们在春秋末战国初多么猖狂。
僭越称王者众多，根据你的说法，难道都是“不仁义”的？
戴氏取宋的时候，周围“仁义”诸国有说过戴氏“不仁义”吗？
你对僭越的评判标准或许该修正一下，不然我不能理解为何别人称王不算僭越，宋国称王行王政就是僭越了。
再者，以你的说法，“仁义”是文化与制度。我之所以提《孟子》说宋国“行王政”，正是因为宋国当时在施行孟子眼中的“王政”（王道、仁政）。之后宋国变强，连秦赵都要拉拢它，“行王政”的后果随着秦国东进而凸显出来。我说“实际上战国中晚期宋国的崛起和秦国东进有关，并不完全取决于宋国本身的决策”这句话的含义，其实也是在告诉你宋国的灭亡也不能完全说是基于“行王政”的原因。
既然如此，“行王政”若据你所言是放弃“仁义”，那么放弃的是“新仁义”还是“旧仁义”？
是“新仁义”的话，那么基本上所有变法图强都要被你打进“旧仁义”的冷宫。
是“旧仁义”的话，根据你的理论，以“新仁义取代旧仁义”不是理所当然吗？
“行王政”若说是坚守“仁义”，那就和你自己所言相悖。
以春秋视点，以我个人之见，纵然不能说宋国坚守“仁义”，又为何不能说“宋国不一定背弃了仁义”呢？
退一万步说，依据你的理论，纵然不能说宋国坚守“仁义”，又为何不能说“宋国不一定背弃了仁义”呢？
另外，你到现在都没懂我说的“不要脱离时代背景看问题”是什么含义。
另外，你到现在都没懂我说的“不要脱离时代背景看问题”是什么含义。
另外，你到现在都没懂我说的“不要脱离时代背景看问题”是什么含义。
因为依据你的理论来解说春秋时期，那么“新的仁义取代旧的仁义”这件事根本无法做出定论（这点我在上面也有涉及）——这跟我说的“宋襄公在《左传》中的表现，崇尚的是贵族精神，实际上是儒家“王道”、墨家“非攻”之流思想的老祖宗。”这句话也有关。
儒家的思想难道只有“王道”？
墨家的思想难道只有“非攻”？
忒修斯之船究竟是不是原来那艘船？
你的思路我感觉很乱。宛如我在说“2+1=3”（贵族精神【2】是“王道”与“非攻”【3】的老祖宗），你却回答“3=3”（周礼、儒家、墨家本来就不一样【3=3】）。儒墨两家的确与昔日的周礼有异，可是它们都有相当一部分思想就是脱胎于周礼甚至与周礼相关的内容大同小异，而贵族精神正是周礼的一部分。我之所以拉出“贵族精神”、“王道”、“非攻”来作比较，只是因为这些观点是有一定联系的。
你用“宋襄公所恪守的礼制封建与儒家，墨家那已经算是三种不同的方式”这句话来反驳我，我看不出你反驳的意义何在。
那么问题又来了，贵族精神被相似度高达90%的“贵族精神之子”所取代，能不能说贵族精神真的被取代、消灭了？
我觉得很难说，至少我不能武断的做出结论。
战国时期乃至于秦朝有相当一部分制度在春秋就已然发挥作用以至于成熟了，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春秋初期秦楚就在实行的县郡制。改来改去，万变不离其宗，中央集权的县郡制被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取代，这也是“新的仁义取代旧的仁义”？
之前你写的那些我是看完了的，不过你这次写的我就不看完了。你对春秋初期郑宋崛起的理解等等方面也有误区（十月老爷、曹公公语），要是有疑问，你问十月老爷吧。我言止于此。我刚刚随手写的这些你能懂多少，看你领悟能力和春秋史水平。我以后不会再做多余的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