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车别
按某些人说法，儒家是中国最大劣势，让中国不断退化，铲除儒家，从里到外全盘西化，就能白日飞升，立地成仙。
但对人类历史上那些古老文明略有了解，未免心生疑惑。苏美尔、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都没儒家啊，于今安在哉？早灰飞烟灭了。纵有后继自居者，亦冒牌居多。没有儒家，衰亡如此彻底。而有儒家的中国倒似不断从逆境中站起来，屹立于世界文明之第一梯队近两千年。
这些人还可以拿出他们艳羡的欧美来，没有儒家，你看看，发展的多好。我们先不说近代西方启蒙思想本受西传儒家观念强烈影响（关于这点可参考《中国：欧洲的样板——启蒙时期儒学西传欧洲》一书），即便退一步，西方崛起称雄满打满算不过四百多年而已，现在就急着拿来和华夏文明对比，以为有资格来取笑中国近代之衰落，似乎为时尚早。等到熬满一千年，再来吹嘘不迟。
以上自不足以打消某些人的看法。事实上，他们不仅认为儒家是中国退化落后的原因，还有更阴恶点的说法是认为儒家影响下的中国如同染了梅毒的病人，谁沾上谁倒霉。你看，原本淳朴勇猛的女真勇士、蒙古勇士、满洲勇士，自从进入中原，受到汉族文化影响，就不断退化衰败直至政权灭亡，可见汉文化尤其儒家之腐蚀性。
曾见一种说法是后金在东北是中国之幸运，自身之不幸。据说清朝统治是所谓输血，若无，则中国到十九世纪会更惨；其不幸则因为占据的是中国，很快给同化腐化了。言下之意，若清朝政权侵占的是日本或西欧，大概就可以在其治下实现工业革命，万年不衰了。
有些人的思维方式真是这样的。
你看，中国落后了，中国古代奉行儒家思想，所以儒家思想导致中国落后，多么自然简单的结论。女真、蒙古之类野蛮部族，进入中原，战斗力降低了，所以是汉族文化、儒家思想导致他们退化腐烂的，多么自然简单的结论。
照这些人的想法，把儒家拿掉，中国大概就能创造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不间断强大，永不衰弱的神迹。不受汉族影响，某些野蛮政权大概就能金枪不倒、强悍千年了。
当然，他们结论很可疑。更大的可能性是没儒家的中国，东汉以后就和西罗马帝国一样彻底崩裂瓦解，文明中断。至于那些野蛮政权，说汉族文化让他们腐化，善意的说，这是一个笑话。不受汉族影响的政权，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大部分稍蹦跶一下，就灰飞烟灭。若说学习汉族文化对某些野蛮政权真有点什么影响，那大概也是让他们在这块土地上有更久一点的表演机会。
以为某某政权占据中原之后才退化，是一种错觉。一具肉体在严寒环境下之僵硬，与在温暖环境下腐烂之迅速，不但丝毫没矛盾，还有一定因果关系。
**未得逞时的凶恶疯狂与**满足时溃烂腐败原本就是一体两面。由贫贱乍然接触相对发达之物质文明，就如饥饿者碰上美食美酒，必定少有节制。一个把物质欲望作为自己全部行为驱动力的个人，穷困时表现得多拼命疯狂，富裕时就会有多腐败荒淫。个人是如此，一些部族政权也是如此。
腐化或僵硬其实是这类政权的内在天性，环境是严寒还是温暖，物质条件是贫困还是富裕不过是让其坏死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温暖和富裕让僵尸或兽性时展现出更为触目显眼的稀烂臭腐而已。
**未得逞同样会溃烂，以抢掠杀人为号召聚集起来的政权，一旦抢掠不到什么东西，作鸟兽散而溃烂瓦解也是势所必至。就如瓦剌在明朝土木堡事件里似大获全胜，结果明朝皇帝被俘虏了倒没什么事，换个皇帝接着干。瓦剌在和明朝的对垒中自己撑不住烂掉了。仅仅土木堡之后的五年多吧，也先就在内讧中毙命而死。丘浚曾描述过瓦剌内讧互相残杀的情形：
“自是以后，也先为哈刺所杀，哈刺则为孛来所杀。孛来之后，毛里孩、癿嘉思阑之徒，皆是自相屠戮，衅生于党与，祸起于肘腋，未有父子继世者。”[1]
从土木堡算起，明朝和瓦剌对垒不过五年多，瓦剌不仅政权灭亡，连整个部族都瓦解逃亡。这点时间撑不下去，可见野蛮政权一旦**未逞，其残虐恶毒不能向外发泄，则返而自噬，同样会烂掉。
把金国、蒙元、满清占据中原后表现出来的稀烂臭腐乃至最后浑身流脓的溃烂或僵化保守归咎于汉族文化的影响，是天大的误会。这和什么文化或思想都没关系。一具僵尸从严寒地区移到了温暖地区，腐烂是必不可免的。他们的战斗激情原就来自于对子女玉帛的渴望，侵略得逞，荒淫奢靡，花天酒地的生活就成了理所应当。其战斗力迅速衰减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当初战斗力凶猛的原因，其溃烂不过是物质条件改变后的逻辑必然。
假设他们抢劫到的是欧洲，也会烂，只不过古时候欧洲比中国穷太多，烂的就慢一点，在烂光之前，被某种洗脑式的宗教传染，则就会渐渐和被侵略地区的民众融合。
要说儒家思想对金、元、清之类真有什么影响，可能还是放缓了它们溃烂的速度。形式上采用一些儒家观念，一方面欺弄世人，另一方面也限制自己部分兽性，免得发作太快，迅速完蛋。元采用程度最浅，故此完蛋最速。至于南北朝时期，北方那些采用儒家文化更浅的胡人政权，如后赵、后秦之类就更快了。
对野蛮政权来说，接受儒家之皮毛仅是减缓其溃烂速度；而对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文明来说，儒家思想确实能让其在更长久的时间内保持强大生命力。
孟子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不仅可以用来衡量个人之气节操守。也可以作为一个文明、一个族类坚韧程度的标准。
蒙元、满清之类部族政权，富贵可淫、贫贱可移、威武可屈。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野蛮政权不断登台，又不断完结，最后甚至销声匿迹，不知所踪。即便真有传承，在现代也不过成为落后愚昧的典型。也是为何这些野蛮政权在遇到比他们弱的对手时表现出灭绝人性的凶恶残虐，而一旦遇到比他们强的对象，则表现出的奴性跪舔程度亦堪称一绝。西汉末期匈奴单于谄媚王莽，叩头谢罪，甚至主动改名以示卑顺。隋代突厥可汗启民不仅嗅杨广帐前之草，还媚态可掬地亲自除草。至于溥仪在日人治下，苏联治下的无耻奴态就更不必多说。
正因为此可淫、可移、可屈。故形形色色的蛮族政权，或许血缘上彼此有一定联系，但文化是中断的，语言是不同的，文明也是不能累积的。他们不能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财富，只能把抢掠屠杀破坏作为自己在这个世界留下的痕迹。
而华夏文明之所以能不断传承积累，连续发展，跨越时空形成内在的认同感，和儒家思想有关。儒家传统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脊梁、民族灵魂式的人物。
正因为此，中国文明虽历经打击，有五胡乱华之血腥摧残；有五代十国之崩解动乱；有辽金之对峙破坏；有蒙元之疯狂屠杀扫荡致华夏之陆沉；更有满清三百年剃发易服、篡改思想、文字狱高压黑暗统治；仍如不死之火凤凰，不断涅盘重生。
资格比华夏老的苏美尔、古巴比伦、古埃及彻底灭亡消失了，与华夏文明崛起时期相近的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彻底衰亡消沉了，后于华夏文明而起的阿拉伯也僵化不振。而有儒家思想的中国能一次次浴火重生，重上巅峰。华夏汉族文明，没有任何理由妄自菲薄，自轻自贱。更没有理由把近代衰弱落后的脏水泼到儒家头上。
汉唐宋明等中国巅峰时期，无不以传承弘扬儒家为己任。虽然层次有浅深，力度有强弱，然对儒家精神之尊崇重视，对儒家经典整理保护则一也。
汉武帝首设五经博士，对儒家典籍系统研究传承功德无量。虽彼时对儒家之理解尚流于肤浅，其他诸家观点也杂糅其中，然也是对先秦学术思想的一次初步汇总综合，为儒家更深刻之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
唐太宗李世民令孔颖达修撰《五经正义》，系统保存梳理先前两汉儒学思想成果，可谓集大成者。对后世儒学之发展，有巨大意义。至于如今，欲研究《诗》、《书》、《礼》、《易》、《春秋》者，《五经正义》也是必不可少之参考也。
宋明儒学之发达则不必赘言了。伟大思想家层出不穷，灿若星河。宋明理学可谓中国从先秦至今，思想史上最巅峰之成就。从世界历史角度看，对近现代西方哲学都有启蒙开导之作用，其意义之巨大至今尚未被完全充分认识。
和儒家之兴旺相对应，这四个朝代也是中国之经济、艺术、文学、科技、思想等硬实力软实力综合水平在整个世界上地位最高的时期。
或有人问，满清也尊崇儒家，怎么中国就衰落退化至于半野蛮人状态，成为西方国家鄙视嘲笑之对象呢。回答很简单，满清是民族压迫时期，也是全面篡改儒家，毁灭儒家的时代。
别的先不说，要辨别一个朝代之儒学真伪很简单，先看对讲学的态度。《论语》劈头开门见山第一句就是说讲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宋明都有大思想家开宗立派，士人大规模聚集讲学辩论之景象。南宋朱熹、陆九渊之鹅湖辩论，传为美谈。到明代则更甚，何心隐甚至写有专门之《讲学论》论述讲学之巨大重要性。《传习录》也记载王阳明讲学时之盛况：
“先生每临讲座，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遍记其姓名者。每临前，先生常叹曰：‘君等离别，不出在天地间，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诸生每听讲出门，为尝不跳跃称快。”
罗汝芳讲学盛况比之阳明亦不遑多让：
“公享年七十有四，门弟子百余人，皆相向而哭。里人皆罢市尽哀。穷乡僻谷，莫不走吊悲号，七日不忍见闻。海内同志奔奠，三年不绝。”
“身所止处，弟子满座，未尝以师席自居。及门者数千人，直下承当者亦众。”[2]
陶望龄记载王艮和罗汝芳讲学情形则曰：
“心斋父子盛时，升堂谈道，万众咸集。既退，虽皂隶臧获，人人意满，若怀宝而去者，至先生会讲时亦然。”[3]
心斋父子即王艮父子也。若是满清治下，这么聚众讲学，万众咸集，就是自己找死了。即讲学一事，亦可见满清尊儒之伪，余则亦不必多论矣。儒家自诞生以来，最为扭曲，受打击最严重之时期即为满清。
有人会说，南宋还不是被蒙古打败了，明朝还不是被满清给侵占了，有个什么用？这些人其实是分不清政权衰弱和文明衰弱之间的区别，南宋和明朝的问题是政权衰弱的问题，华夏文明在这两个朝代晚期仍旧展现蓬勃向上之活力。就以晚明而言，思想之活跃，科技之进步，对外交流之深入，平民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热情之高涨，都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程度。
政权的衰弱带有一定的规律性必然性，任何朝代，任何制度经过数百年的时间都难以完全避免，古今中外，东方西方无一例外。这种衰弱是一时的，只要完成政权的过渡交接，恢复对人力物力的动员能力，则国家之强大仍无可匹敌。
而文明的退化衰弱则是长期的，扭转的代价成本相当巨大的。蒙元的统治期较短，带来的文明退化效应相对较弱，但明代也是用了较长时间，才逐渐恢复思想和科技上的强大创造能力。而满清近三百年统治导致文明退化效应则要深重得多，清末的问题不是政权衰弱的问题，不是统治者退化的问题，而是中国文明大幅度衰落的问题，中国从原本的礼仪之邦，退化成了天下闻名的粗俗野蛮之邦，到当今中国经济虽有发展，但仍旧以粗俗野蛮闻名于世界。至于思想、科技方面的原创力较低也一直饱受诟病。
即便退一步言，单纯以政权强弱来说，不局限于几百年，而放眼于几千年的时间尺度，儒家影响下的汉族政权表现也更出色。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恰恰汉族政权是胜利者，就如一个围棋高手张三，面对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等对手，各下十盘棋，有的十盘全赢，有的下十盘赢九盘，有的下十盘赢八盘，最少的也赢七盘。
这时候若有李四跳出来宣扬说张三真脓包啊，棋力真低下，甲、乙、丙、丁、戊都赢过他。把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里都保持胜利的棋手张三，当作下棋最烂的典型来宣扬。而那些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失败者，只赢了张三一盘或者两盘棋的人，则可以被其认作祖宗炫耀，看他们多厉害，把张三打败了，赢张三的这盘棋多精彩绝妙。一定会有人觉得李四荒唐可笑了。
不过还真没什么可笑，大部分人评价中国历史，就是用这么一种离奇的思维。他们会说，汉族文明软弱腐化，故一而再，再而三被野蛮部族政权侵略乃至占领。而那些游牧狩猎部族则多么强悍，有血性，所以能不断打败汉族政权。
我常常好奇，这些人思维怎会错乱至此？他们所谓软弱腐化的汉族文明，其实大部分时间里，顶住了走马换灯般的不同野蛮民族一轮又一轮的侵略。而他们艳羡称颂的野蛮部族，实际上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不过是软弱涣散，任由其他部族蹂躏欺凌的对象，稍遇强手，即表现出极端的奴颜媚骨。稍遇到富裕宽松的条件就迅速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