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0152期；作者：黑龙江大学 薛瑞兆教授。

【内容提要】：金代文化造就了一代灿烂艺文。首先，金代艺文具有突出的多样性与包容性，体现了通俗实用的特点和富于创新的精神。由于女真在部落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代封建王朝，较少思想禁忌，注重实用，从而激发了人们的探索热情，在自然科学、文学创作、思想文化领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其次，金代艺文的正统意识浓厚。同以往鲜卑、渤海、契丹等北方少数民族相比，女真在追求封建正统地位、接受中原文化方面更加自觉，并实现了社会的封建化，使各领域都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再次，金代艺文有其历史局限性。女真崛起后，由于狭隘民族意识的束缚以及封建传统观念的制约，竟使自己的追求成为悲剧，以至于由那一代人创造的艺文备受摧残，所存无几了。
【关键词】：金代/艺文/女真/文化

金代文化以中原传统文化为基础，融入北方少数民族的风习，由此涵养了一代风流人物，造就了一代灿烂艺文。《金史》卷125《文艺传·序》云：
　　太祖既兴，得辽旧人用之，使介往复，其言已文。太宗继统，乃行选举之法，及伐宋，取汴经籍，宋士多归之。熙宗款谒先圣，北面如弟子礼。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繇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当时儒者虽无专门名家之学，然而朝廷典策、邻国命书，粲然有可观者矣。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①

金代艺文的创新精神
女真在部落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代封建王朝，较少思想禁忌，注重实用，从而激发了人们的探索热情。因此，不惟传统、敢于创新，成为那个时代的社会风气。
　　(一)自然科学方面的创新影响
　　1.数学研究成果卓著。金代天文历法比较先进，与当时社会具有良好的数学氛围有关。如女真仆散忠义②、契丹耶律履③、乐平杨云翼④、易州麻九畴⑤、房山刘伯熙⑥、宿州武祯⑦等等，俱见涉足数学，造诣精通。同时，也推出了一批优秀成果。如刘汝谐的《如积释锁》，“绛人元裕细草之，后人始知有天元也”⑧。天元，指北宋以来形成的天元方程法，以天元设定未知数，相当于现代“设x为某”，先立“元”、后列“式”，以适应方程运算的需要；细草，即通过设问和演算来阐释天元术原理。其中，李治⑨集诸家之大成，所著《测圆海镜》、《益古演段》，把以“天元术”为标志的数学研究推向当时世界的高峰。
　　2.医学开创百家争鸣局面。入金后，一些士人纷纷投身医学领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改变了以往热衷诠释经典、筛选局方的倾向，破除了因循守旧的陋习，而以新的思维探索理论研究与临证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建立起适应社会生活需要的辨证施治理论与方法。例如，刘完素的“火热论”、张元素的“脏腑辨证论”、张子和的“攻邪论”、李杲的“脾胃论”、王好古的“阴证论”，竞创新说，各树一帜，即所谓“医之门户分于金元”⑩，极大推动了中医理论的发展，迄今仍具启发意义。

(二)文艺创作方面的重大突破
　　1.诸宫调讲唱空前繁荣。金代前期的《刘知远》已应用“缠令”，至《西厢记》则更为普遍。所谓“缠令”，亦称“套数”，是由同一宫调内的若干小令联缀而成，有引子、尾声。这些宏篇巨制的涌现，标志着“诸宫调”讲唱艺术已经成熟，能够集合不同宫调的套曲敷演传奇故事，为院本向北曲杂剧飞跃提供了宝贵经验。金代后期，一些社会名流也染指通俗文艺，加入民间草根行列。例如，商道尝改编南宋张五牛的《双渐苏卿》。需要指出的是，以《刘知远》、《西厢记》为代表的诸宫调讲唱作品，以其硕果仅存而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
　　2.北曲杂剧乘势崛起。北曲杂剧是以院本与诸宫调的结合而发展起来的。金院本即金之杂剧。自北宋，春秋圣节三大宴，乐次十九盏。伎乐、菜肴随盏更易，次第而进。盏与伎乐联在一起时，则离开宴饮而指乐次。其中，有两“盏”杂剧，分为前后场，互不相联。一盏即一场，每场由“两段”组成。瓦舍演出也如此。入金后，则渐次演变为前后“两盏杂剧”(11)相联，连续演出四段。由于每“盏”的时间不长，其音乐组织应是单一宫调的套曲形式，而一个复杂的故事需要几个“套曲”来完成，两盏四段的规制既为之提供了可能，也受到制约。这样，由四段院本或四个宫调套数敷演一个故事的形式固定下来，以极富魅力的独特样式而赢得城乡大众的喜爱。

3.词创作形成新风格。金代词家辈出，如“借才异代”之吴激、蔡松年，“国朝文派”之蔡珪、党怀英，“贞祐南渡”之赵秉文、元好问，气蕴不同，竞相风流，把一代文学样式发挥得淋漓尽致。有金一代崇尚苏轼，反映在词作领域，多意境开阔，格调爽朗，透出雄浑之气。因此，后人以“清劲能树骨”(12)概括金词特质。实际也如此。金词较少受柳永、秦观、周邦彦等婉约词风的影响，即使吟咏儿女之情、冶游之事，亦寓刚健于婀娜，譬如燕赵佳人，风韵与越女吴姬有别。以“词”言志书怀，多骨重神清，犹苍岩挂树，鹰击长空，意境苍凉深邃。

(三)思想文化方面的累累硕果
　　1.北方儒学不惟传统。金代后期，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理学传入北方。而北方学者不惟传统，指陈其弊，有所扬弃；同时，阐扬精华，有所吸取。滹南遗老王若虚《论语辨惑序》：
　　尝谓宋儒之议论，不为无功，而亦不能无罪焉。彼其推明心术之微，剖析义利之辨，而斟酌时中之权，委曲疏通，多先儒之所未到，斯固有功矣。至于消息过深，揄扬过侈，以为句句必涵气象，而事事皆关造化，将以尊圣人而不免反累，名为排异端而实流于其中，亦岂为无罪也哉!至于谢显道、张子韶之徒，迂谈浮夸，往往令人发笑。噫!其甚矣。永嘉叶氏曰：“今之学者，以性为不可不言，命为不可不知，凡六经孔子之书，无不牵合其论，而上下其词，精深微妙，茫然不可测识，而圣贤之实，犹未著也。昔人之浅，不求之于心也；今世之妙，不止之于心也。不求于心，不止于心，皆非所以至圣贤者。”可谓切中其病矣。晦庵删取众说，最号简当，然尚有不安及未尽者。(13)

例如，伊川程颐尝言：“妇人夫没，虽贫穷无以自存，亦不可再适人。饿死事小，失节事极大。”滹南遗老评曰：“此迂儒执方之论也。先王制礼，虽曲为之防，亦须约以中道而合乎通情，故可以万世常行，而人不为病。若程氏者，刻覈已甚矣。”(14)这位滹南遗老还猛烈抨击北宋以来偏执形式的文风。特别是“四六”文体，必谨四字六字律令，类俳可鄙。有云：“四六，文章之病也。而近世以来，制诰表章，率皆用之。君臣上下之相告语，欲其诚意交孚，而骈俪浮辞，不啻如俳优之鄙，无乃失体邪?有明王贤大臣一禁绝之，亦千古之快也。”(15)
　　由此可见，北方学者冷静思考宋人得失，以新的思维和视角探索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为学界注入活力，令人耳目一新。元好问《自题中州集后》诗云：“陶谢风流到百家，半山老眼净无花。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齿牙。”(16)则略显激动，流露出诗论之外的情绪。
　　与此同时，释、道两家围绕“心性论”展开的讨论，各自发力，生气勃勃。贞祐南渡后，中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丧乱，令各族士人陷入迷茫。释、道二教则乘虚而入，竭力推行各自的理念。如全真教王喆的《重阳全真集》，丘处机的《磻溪集》，曹洞宗万松的《从容庵录》、《拈古请益录》等等，同儒家学说既交流又竞争，极大地丰富了一代人文思想的内涵。释氏卷帙浩瀚的“赵城藏”，道家内容宏富的“玄都藏”，各成为金代艺文的重要标志。而教派之林立，思想之混沌，也蕴育了那个特殊时代的思想解放，并引发了儒家弟子的奋力抗击。金末名士刘祁有云：

予尝观道藏书，见其炼石服气以求长生登仙，又书符咒水役使鬼神为人治病除祟，且自立名字、职位云。主管天条而斋醮祈禳，则云能转祸为福。大抵方士之术，其有无谁能知?又观佛书，见谈天堂地狱、因果轮回；以为人与**无异。且有千佛万圣，异世殊劫，而以持诵、布施则能生善地。大抵西方之教，其有无亦谁能知?因思吾道，天地日月照明，山河草木蕃息，其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礼文粲然，而治国治家焕有条理。赏罚绌陟立见，荣辱生死穷通，互分得失，其明白如此，岂有惑人以不可知之事者哉?而世之愚俗，徒以二氏之诡诞怪异出耳目外，则波靡而从之，而饮食起居日在吾道中而恬不自知，反以为寻常者，良可叹也。呜呼!愚俗岂可责邪?而士大夫之高明好异者往往为所诱，不亦悖哉!(17)
　　2.语言学与时俱进。宋金时期，汉语语音与文字的发展极为活跃，而新兴通俗文艺使用的白话俗语及儒、释、道各以白话俗语传经授业，无不为争取更多的观众与信徒，正成为一种时尚、一场竞争、一股潮流，这已然形成新的汉语语言体系。金代学者努力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相继推出一批颇具创意的著述，如《四声篇海》、《改并五音集韵》、《新刊韵略》等等，对字书编纂与音韵改并发起全面改革，并创造了“平水韵”(18)，为汉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3.北方民族学者与作家大批涌现。例如，女真完颜勖、契丹耶律履、渤海王庭筠、鲜卑元好问等等，前后相望，各领风骚。其中，以女真皇室的创作颇具代表意义。海陵王完颜亮《南征维扬望江左》云：“万里车书尽会同，江南岂有别疆封。屯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19)骨力遒劲，自然明快，充分抒发了这位年轻君主追求“混一天下”的豪迈情怀。笔锋之恣肆，气势之豪迈，使无数文人骚客自愧不如。章宗完颜璟《宫中绝句》云：“五云金碧拱朝霞，楼阁峥嵘帝子家。三十六宫帘尽卷，东风无处不扬花。”(20)典雅精工，瑰丽纤巧，反映出女真已渐次脱去质朴粗犷之气，诗作情境完全融入唐宋韵律之中了。密国公完颜璹生当国祚危亡之际，又长期遭遇“门禁”，不得不把自己的视角转向田园风光。其《北郊散步》云：“陂水荷凋晚，茅檐燕去凉。远林明落景，平麓淡秋光。群牧归村巷，孤禽立野航。自谙闲散乐，园圃意犹长。”(21)犹如一幅水墨画，文华落尽，萧洒淡远，深得古诗真谛。
　　综上所述，一代社会风情造就了一代独特的艺文，形成了一代灿烂的文化。需要指出的是，金代诸宫调讲唱文艺所以获得长足发展，而在南方却渐趋衰落，这与北方社会较少鄙视或非难通俗文艺有关。同时，女真的思想禁忌不多，有利于各族士人破旧立新，与时俱进，在数学、医学及音韵学方面取得划时代的成就。从这样的意义说，金代艺文具有突出的多样性与包容性，体现了通俗实用的特点和富于创新的精神。

金代艺文的正统意识
　　女真有国百余年，同以往鲜卑、渤海、契丹等北方少数民族相比，对中原文化更加认同，接受更加自觉。自熙宗迄章宗，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消除旧法，建立新政，“大率制度与中国等”(22)，实现了女真社会的封建化，使各领域都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
　　(一)自觉追求封建正统地位
　　熙宗自幼“解赋诗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奕棋战象”，“宛然一汉家少年子”。执政后，又聚拢了一批儒学名士，教以“中国为君之道”，使这位年轻君主同旧有观念渐疏渐远，“徒失女真之本态”(23)。他仰慕中原文化，在上京会宁创立孔庙，尝言：“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他崇奉以文治国，有曰：“太平之世，当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24)力图将女真融入华夏文明之中。
　　海陵王“嗜习经史”，颇具文学修养。篡立后，不满足僻处东北一隅，同南宋、高丽、西夏分治的格局，遂力排众议，将京师迁至“天地之中”(25)的燕京，改称中都。他反对重夏轻夷，尝言：“朕每读《鲁语》，至于‘夷狄虽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朕窃恶之。岂非渠以南北之区分，同类之比周，而贵彼贱我也。”(26)正隆元年(1156)，命修复汴京大内，为再次迁都、兵伐江左作准备，有云：“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以为正统。”(27)明确表达了统一天下、嗣承正统的宏伟目标。

世宗通晓中原文化，“常慕古之帝王，虚心受谏”，鼓励臣下“有言即言，毋缄默以自便”；他主张任人唯贤，“止取实才用之”；倡导节省：“大凡资用当务节省，如其有余，可周亲戚，勿妄费也”(28)。同时，他还强调女真传统，尝言：“朕昔时尝见女真旧风，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29)他以为，“女真旧风最为纯直，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30)。因此，他告诫诸王：“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真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31)遂多次诏令，禁止女真改称汉姓，不得学中原人装束，以保持女真的民族个性。
　　章宗以皇太孙即位，继续贯彻乃祖制定的方针，甚至命女真策论选举加试骑射，以发扬尚武精神。在金朝诸帝中，章宗懂得从深层意识形态巩固政权的重要性，尝谓宰臣曰：“凡言女真进士，不须称女真字。卿等误作回避女真、契丹语，非也。今如分别户名，则女真言本户，汉户及契丹，余谓之杂户。”(32)所谓本户，即正宗之户，与其“国人”、“种人”的身份一致。略去“女真”二字，以凸显“本户”进士地位。至于汉人及其他民族及第者称“词赋进士”、“经义进士”，不过“杂户”而已。苦心思虑，无以复加。

这几位女真守成君主自觉追求封建正统地位，在以文治国方面均有所建树。追求之执著，几乎无处不在。
　　1.实行中原礼仪。金之礼仪大率遵循唐宋制度，也保留了自己的旧有礼俗，即所谓“凡公服则用汉拜，若便服则各用本俗之拜”(33)。汉拜，指朝堂之拜，用中原礼制。本俗，亦作“本朝”，包括女真、契丹人等。至于诸人衽发，皆从“女真”之制。世宗尝言：“本国拜天之礼甚重。今汝等言依古制筑坛，亦宜。我国家绌辽、宋主，据天下之正，郊祀之礼岂可不行。”(34)强调了大金王朝对于契丹、赵宋的合法代替。因此，女真功臣依中原礼制受祭，金源山川也都依例封谥，立祠享祀。这与契丹分“南北”、仅在“南面”实行封建礼制不同。而女真礼制的封建化，使之摆脱了部落社会“无知夷狄”(35)的状态。
　　封建礼制的本质在于别尊卑与亲疏，而女真的观念有所变化。“其立法初意，欲以同疏戚、壹大小，使之咸就绳约于律令之中，莫不齐手并足以听公上之所为，盖秦人强主威之意也。是以待宗室少恩，待士大夫少礼”(36)。不仅如此，世宗还重儒轻吏，以为“儒者操行清洁，非礼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为吏，习其贪墨，至于为官，习性不能迁改。政道兴废，实由于此”(37)。在这位女真君主看来，儒与吏的任用，关系政道兴废的大问题，当以礼义廉耻作为职官受刑与否的标准。“杖者所以罚小人也。既为职官，当先廉耻，既无廉耻，故以小人之罚罚之。”(38)

2.崇奉传统德运。自章宗朝发起的“德运”之议，反映了女真君主已将自己的发迹纳入华夏封建文明序列。所谓德运，是将王朝的兴衰与木、火、土、金、水等五行相生相克之说相联系。自汉以降，每朝都以五行之“一”立德兴运，代代相承。有金一代虽多次集议，却从未改变“土”德(39)，以上承北宋“火”运。尽管此说“侈陈五行传序之由，而牵合迁就，附会支离，亦终无一当”，而大金皇帝仍“据为典要”(40)，无非藉以宣示女真入主中原的正统合法性。
　　当时名士赵秉文尝著《蜀汉正名论》，论证了“中国”与“夷”之间的发展关系，以为“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41)。也就是说，那些名称是因时而变的。如南朝斥北朝为“索虏”，北朝诬南朝为“岛夷”，各以“中国”自居。隋唐统一后，南北都是“中国”了。他还提出“汉”与“非汉”的区别在于是否有“公天下之心”：“西蜀，僻陋之国，先主、武侯，有公天下之心，宜称曰‘汉’。汉者，公天下之言也。自余则否。”所谓“汉”与“非汉”，即“正统”与“非正统”。这些源自封建历史观的论述，目的在于为女真“夷”之身份辨护，抵御来自南宋的攻击，使大金王朝立于传统道德的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