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奏
山西，代县。
绕过东大街，水泥堆砌的现代小城中簇拥着一座年代久远的鼓楼，到如今仅剩下孤寂的一段城垣，除了前些日子政府新立的“边靖楼”县文物保护单位的大理石碑，似乎已经没有更多让我们能回忆她的名字。古楼正面挑檐下悬挂“声闻四达”的匾额，虽经过雍正皇帝的整修，却依旧难掩岁月的刻痕。黑黢的木质外层红漆斑驳错落，若隐若现地透出她的曾经，就像那让人琢磨不清的历史一般，幻化着血一样被凝滞的瑰丽。
边靖楼，建于明代洪武年间，据传为纪念驻守代州八年，靖卫边陲的杨令公所建。从楼门西北经古西邢口出，分别屹立着人称“外三关”的“雁门关”，“宁武关”，“偏关”。其中雁门关即坐落于代县西北，宁武关则更在雁门西（今朔州）处。宁武北有个陈家谷，那里曾被杨令公的鲜血浸润，如今依旧乱石纵横，却再不闻义士悲歌。陈家谷之战，杨业以血的色泽给这场帝王的幻梦画上最不忍回首的句号。
雍熙北伐终以北宋惨败收场，她使得北宋国力日颓，开始转向“守内虚外”的国家战略，陷入一系列屈辱的对外战争。这是一场构筑于太宗赵光义主观愿望的征辽幻梦，基于对辽国政治，军事形势不切实际的评估而发动，又被大宋初年各种行军制度掣肘，最终落败实在不是偶然，而要让人对其中必然有所洞察，还必须从头说起。
982年（太平兴国七年），辽景宗病逝，由仅仅十二岁的耶律隆绪即位，其母承天皇太后萧绰摄政。此时，据宋史记载，雄州崇仪使（正七品武官，相当于雄州驻军营长）贺令图等人上奏太宗皇帝说：“契丹主少，母后专政，宠幸用事，请乘其衅，以取幽蓟。”后代史学家研究，当时因为辽国国祚交替，北宋朝廷上迅速形成一股主张再次北伐辽国，收复幽云十六州的势力。这股势力主要由底层武官（如贺令图），外戚（如高阳关都监刘文裕，太宗祖母刘氏侄孙），以幻术得幸的宠臣侯莫陈组成，看似没有朝廷重臣（如当朝宰相宋琪）支持，然而收复幽云十六州这一愿景却与太宗皇帝所想契合。虽然宋史中仅用“帝信之”寥寥数语带过，但其中太宗对北伐的支持已经可想。
其实，太宗皇帝一直有击败辽国收回幽云十六州（938年，后唐将领石敬瑭为向契丹借兵反叛割让该地，包括今天的山西和河北北部）的执念。979年（太平兴国四年），他亲自统帅大军灭亡北汉后，不顾将士疲劳，没有让部队休整，也没有犒赏三军，而是趁着胜利率师北上攻打辽国，想要一举收复幽云十六州。结果宋军攻不下韩德让坚守的幽州城，在城外高粱河被辽朝名将耶律休哥击败。最后太宗乘着一辆驴车，狼狈地逃回东京。该战惨败后，太宗巩固政权，树立威望的想法破灭，反而深受其辱。太宗立誓报仇，一直想把北伐再度提上议事日程。太平兴国五年，辽军主动撤师之后,亲征至大名府的太宗要把进攻幽州提出与臣 下商议,李肪等大臣鉴于“河朔之区,连岁飞挽, 近经蹂践,尤其萧然”以及“属兹寒冽,益复罢劳”的实际情况,娓婉劝阻,太宗才作罢退兵，但收复幽云的梦依然萦绕不去。且在之前的满城、雁门战役中宋军屡次击败辽军，让太宗产生一种可以轻易击败辽军的错觉，贺令图的奏对似乎让太宗看到了彻底击败辽国的契机，也让这位急于洗刷前耻的皇帝对北伐无比迫切，从而及早下定决心。
然而，事实却并非北宋君臣所想，辽国政坛在景宗驾崩不久便奇迹般地稳定下来，而这一切都源于那位被多数人忽略的辽国太后萧绰。萧绰，字燕燕，景宗耶律贤的皇后，契丹贵族萧思温（曾帮助景帝上位）之女，自幼助夫秉政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景宗临终之际颁诏“军国大事听皇后命”，将国家委于萧氏。且在之前萧皇后已经与她宠信的大臣韩德让控制住契丹诸王“诸王归第，不得私相燕会”，又在朝堂上与武将耶律斜轸表演一段双簧，震慑了蠢蠢欲动的朝臣。这样，辽国边防重兵的兵权都掌握在以萧太后为首的后党手中。接着萧太后减少百姓徭役，严格治军，又在韩德让的辅佐下，对辽国的制度和风俗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据《辽史·刑法志》记载，自萧绰变革之后，辽国“国无幸民，纲纪修举，吏多奉职，人重犯法”，更有“均戍兵,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可以说不仅没有出现社会动荡，反而在景宗驾崩后不久，辽国达到了鼎盛的状态。
不仅如此,辽国名将耶律休哥为了改变连年战争造成燕地人民疲弊的状况, 在省赋役,恤孤寡的同时,还一改主动向宋进犯的态势,“戒戍兵无犯宋境,虽马牛逸于北者悉还之。”对前来投奔的宋朝犯罪官吏,也主动遣送交还。可惜,这些积极备战的行为,都被北宋君臣错误地认为是对宋“甚惧”。耶律休哥“规知宋有用兵意”,清楚宋辽间不可避免要再次发生大战,为了进一步地引诱迷惑对方,“还多设间谍,佯言国内空虚,边帅无谋。”其用意十分明显:既然 战争不可避免,则 以逸待劳,引诱宋军远离坚城,在平原旷野与之决战,自然是有利于以骑兵为主 的辽军。可惜宋方对这些假情报“皆信之”,没有进行认真的分析,对辽方的估量便一再出错。
战争还未开始，结局似乎已可以预见。
另一边，太宗皇帝殚精竭虑地准备着，要抓住这一瞬即逝的幻梦。在议兵初期，他一日六次召见枢密院（相当于今国防部）大臣，商讨具体北伐方略。之后几年，太宗还经常表达收复失地的决心，积极制造辽战区百姓处于水深火热的舆论，在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提到北宋出兵的口号“将救焚而拯溺，匪黩武以佳兵”，就是将北伐军打造成一支正义之师。太宗甚至频繁派使节出使邻国渤海国和高丽，希望能与他们两面夹击（但最终结盟未成，高丽国早已成为辽的附属国，而渤海国几次叛乱均被残酷镇压，也不愿再度冒险）。坚决反对北伐的宰相宋琪（宋琪也并没有看清辽国局势，只是认为辽国会自生自灭，所以没必要大举兴兵讨伐）在雍熙二年，即北伐前夕被罢免。参知政事（副宰相）李至因“目疾”被罢官，当然这个“目疾”不过是太宗排除反对声音的一个托辞罢了。
不过，若说雍熙北伐是太宗一意孤行，则绝不公允。在太平兴国到雍熙三年的这段时间，北宋文官集团表现出的是“集体失明”，这说明她不仅是太宗皇帝的幻梦，却也是北宋文官群体的幻梦。击败辽国是北宋开国以来郁结在君臣心中的阴翳，就连反对北伐的李肪也说“幽蓟之壤,久陷敌人,慕化之心,倒悬斯切。” 弥漫在北宋朝廷的雾如此浓厚，也怪不得他们**其中，自我迷醉了。尽管有个别臣僚仍对某些技术问题表示担忧,如粮食是否接济得上,幽州城下取石困难，飞炮是否能派上用场等。但看着城下的二十万大军，北宋君臣已经没有人再对将要到来的一场痛快的胜利持有异议啦。
雍熙三年春（986年），宋军开拔，迅速消失在东京开封的墙垣尽头。城墙上，太宗的手伸入滚滚烟尘之中，好像抓住了什么，如幻似梦。
山西，代县。
绕过东大街，水泥堆砌的现代小城中簇拥着一座年代久远的鼓楼，到如今仅剩下孤寂的一段城垣，除了前些日子政府新立的“边靖楼”县文物保护单位的大理石碑，似乎已经没有更多让我们能回忆她的名字。古楼正面挑檐下悬挂“声闻四达”的匾额，虽经过雍正皇帝的整修，却依旧难掩岁月的刻痕。黑黢的木质外层红漆斑驳错落，若隐若现地透出她的曾经，就像那让人琢磨不清的历史一般，幻化着血一样被凝滞的瑰丽。
边靖楼，建于明代洪武年间，据传为纪念驻守代州八年，靖卫边陲的杨令公所建。从楼门西北经古西邢口出，分别屹立着人称“外三关”的“雁门关”，“宁武关”，“偏关”。其中雁门关即坐落于代县西北，宁武关则更在雁门西（今朔州）处。宁武北有个陈家谷，那里曾被杨令公的鲜血浸润，如今依旧乱石纵横，却再不闻义士悲歌。陈家谷之战，杨业以血的色泽给这场帝王的幻梦画上最不忍回首的句号。
雍熙北伐终以北宋惨败收场，她使得北宋国力日颓，开始转向“守内虚外”的国家战略，陷入一系列屈辱的对外战争。这是一场构筑于太宗赵光义主观愿望的征辽幻梦，基于对辽国政治，军事形势不切实际的评估而发动，又被大宋初年各种行军制度掣肘，最终落败实在不是偶然，而要让人对其中必然有所洞察，还必须从头说起。
982年（太平兴国七年），辽景宗病逝，由仅仅十二岁的耶律隆绪即位，其母承天皇太后萧绰摄政。此时，据宋史记载，雄州崇仪使（正七品武官，相当于雄州驻军营长）贺令图等人上奏太宗皇帝说：“契丹主少，母后专政，宠幸用事，请乘其衅，以取幽蓟。”后代史学家研究，当时因为辽国国祚交替，北宋朝廷上迅速形成一股主张再次北伐辽国，收复幽云十六州的势力。这股势力主要由底层武官（如贺令图），外戚（如高阳关都监刘文裕，太宗祖母刘氏侄孙），以幻术得幸的宠臣侯莫陈组成，看似没有朝廷重臣（如当朝宰相宋琪）支持，然而收复幽云十六州这一愿景却与太宗皇帝所想契合。虽然宋史中仅用“帝信之”寥寥数语带过，但其中太宗对北伐的支持已经可想。
其实，太宗皇帝一直有击败辽国收回幽云十六州（938年，后唐将领石敬瑭为向契丹借兵反叛割让该地，包括今天的山西和河北北部）的执念。979年（太平兴国四年），他亲自统帅大军灭亡北汉后，不顾将士疲劳，没有让部队休整，也没有犒赏三军，而是趁着胜利率师北上攻打辽国，想要一举收复幽云十六州。结果宋军攻不下韩德让坚守的幽州城，在城外高粱河被辽朝名将耶律休哥击败。最后太宗乘着一辆驴车，狼狈地逃回东京。该战惨败后，太宗巩固政权，树立威望的想法破灭，反而深受其辱。太宗立誓报仇，一直想把北伐再度提上议事日程。太平兴国五年，辽军主动撤师之后,亲征至大名府的太宗要把进攻幽州提出与臣 下商议,李肪等大臣鉴于“河朔之区,连岁飞挽, 近经蹂践,尤其萧然”以及“属兹寒冽,益复罢劳”的实际情况,娓婉劝阻,太宗才作罢退兵，但收复幽云的梦依然萦绕不去。且在之前的满城、雁门战役中宋军屡次击败辽军，让太宗产生一种可以轻易击败辽军的错觉，贺令图的奏对似乎让太宗看到了彻底击败辽国的契机，也让这位急于洗刷前耻的皇帝对北伐无比迫切，从而及早下定决心。
然而，事实却并非北宋君臣所想，辽国政坛在景宗驾崩不久便奇迹般地稳定下来，而这一切都源于那位被多数人忽略的辽国太后萧绰。萧绰，字燕燕，景宗耶律贤的皇后，契丹贵族萧思温（曾帮助景帝上位）之女，自幼助夫秉政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景宗临终之际颁诏“军国大事听皇后命”，将国家委于萧氏。且在之前萧皇后已经与她宠信的大臣韩德让控制住契丹诸王“诸王归第，不得私相燕会”，又在朝堂上与武将耶律斜轸表演一段双簧，震慑了蠢蠢欲动的朝臣。这样，辽国边防重兵的兵权都掌握在以萧太后为首的后党手中。接着萧太后减少百姓徭役，严格治军，又在韩德让的辅佐下，对辽国的制度和风俗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据《辽史·刑法志》记载，自萧绰变革之后，辽国“国无幸民，纲纪修举，吏多奉职，人重犯法”，更有“均戍兵,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可以说不仅没有出现社会动荡，反而在景宗驾崩后不久，辽国达到了鼎盛的状态。
不仅如此,辽国名将耶律休哥为了改变连年战争造成燕地人民疲弊的状况, 在省赋役,恤孤寡的同时,还一改主动向宋进犯的态势,“戒戍兵无犯宋境,虽马牛逸于北者悉还之。”对前来投奔的宋朝犯罪官吏,也主动遣送交还。可惜,这些积极备战的行为,都被北宋君臣错误地认为是对宋“甚惧”。耶律休哥“规知宋有用兵意”,清楚宋辽间不可避免要再次发生大战,为了进一步地引诱迷惑对方,“还多设间谍,佯言国内空虚,边帅无谋。”其用意十分明显:既然 战争不可避免,则 以逸待劳,引诱宋军远离坚城,在平原旷野与之决战,自然是有利于以骑兵为主 的辽军。可惜宋方对这些假情报“皆信之”,没有进行认真的分析,对辽方的估量便一再出错。
战争还未开始，结局似乎已可以预见。
另一边，太宗皇帝殚精竭虑地准备着，要抓住这一瞬即逝的幻梦。在议兵初期，他一日六次召见枢密院（相当于今国防部）大臣，商讨具体北伐方略。之后几年，太宗还经常表达收复失地的决心，积极制造辽战区百姓处于水深火热的舆论，在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提到北宋出兵的口号“将救焚而拯溺，匪黩武以佳兵”，就是将北伐军打造成一支正义之师。太宗甚至频繁派使节出使邻国渤海国和高丽，希望能与他们两面夹击（但最终结盟未成，高丽国早已成为辽的附属国，而渤海国几次叛乱均被残酷镇压，也不愿再度冒险）。坚决反对北伐的宰相宋琪（宋琪也并没有看清辽国局势，只是认为辽国会自生自灭，所以没必要大举兴兵讨伐）在雍熙二年，即北伐前夕被罢免。参知政事（副宰相）李至因“目疾”被罢官，当然这个“目疾”不过是太宗排除反对声音的一个托辞罢了。
不过，若说雍熙北伐是太宗一意孤行，则绝不公允。在太平兴国到雍熙三年的这段时间，北宋文官集团表现出的是“集体失明”，这说明她不仅是太宗皇帝的幻梦，却也是北宋文官群体的幻梦。击败辽国是北宋开国以来郁结在君臣心中的阴翳，就连反对北伐的李肪也说“幽蓟之壤,久陷敌人,慕化之心,倒悬斯切。” 弥漫在北宋朝廷的雾如此浓厚，也怪不得他们**其中，自我迷醉了。尽管有个别臣僚仍对某些技术问题表示担忧,如粮食是否接济得上,幽州城下取石困难，飞炮是否能派上用场等。但看着城下的二十万大军，北宋君臣已经没有人再对将要到来的一场痛快的胜利持有异议啦。
雍熙三年春（986年），宋军开拔，迅速消失在东京开封的墙垣尽头。城墙上，太宗的手伸入滚滚烟尘之中，好像抓住了什么，如幻似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