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这也是生活

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小杂感，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一期。》

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就因为奴群中有这一点差别，所以使社会有平安和不安的差别，而在文学上，就分明的显现了麻醉的和战斗的的不同。

我现在对于做文章的青年，实在有些失望；我看有希望的青年，恐怕大抵打仗去了，至于弄弄笔墨的，却还未遇着真有几分为社会的。他们多是挂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

鲁迅的这些想法，并不局限于校园，这是对整个社会的失望。一年前，１９２５年的５月１８日，他在北京时，就给许广平写信说：
　　“群众不过如此，由来久矣，将来恐怕也不过如此。公理也和事之成败无关。但是，女师大的教员也太可怜了，只见暗中活动之鬼，而竟没有站出来说话的人。……我那时曾在《晨报副刊》上做过一则杂感，意思是：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
这是指《热风》中的《即小见大》，写于１９２２年，可见鲁迅对于群众的看法，并非一时的激愤之言。其实《阿Ｑ正传》所写的，又何尝不是如此？这“群众”中，当然也包括远远近近的文学青年。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７日的信中，他说：
　　“这几年中，我很遇见了些文学青年，由经验的结果，觉他们之于我，大抵是可以使役时便竭力使役，可以诘责时便竭力诘责，可以攻击时自然是竭力攻击，因此我于进退去就，颇有戒心……”
１２月２日又说：
　　“我现在对于做文章的青年，实在有些失望；我看有希望的青年，恐怕大抵打仗去了，至于弄弄笔墨的，却还未遇着真有几分为社会的。他们多是挂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
鲁迅会有这样全面而强烈的绝望，并非因为挑剔，倒恰恰是因为深刻。一旦具有了穿透一切的洞察力，人也就陷入了无尽的痛苦。１９２５年３月２３日的信中，鲁迅说：
　　“必须麻木到不想‘将来’也不知‘现在’，这才和中国的时代环境相合，但一有知识，就不能再回到这地步去了。”
一星期后，在３月３１日的信中，他又说：
　　“大约因为看得中国的内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些失望之故。由此可知见事太明，做事即失其勇，庄子所谓‘察见渊鱼者不祥’，盖不独谓将为众所忌，且于自己的前进亦复大有妨碍也。”
此中的“察见渊鱼者不祥”，用得真是传神之极。事实上，鲁迅心中的黑暗远远胜过我们平时从他的小说杂文中所读到的———他只在《野草》中透露得较多一些———他是深知其“不祥”的。１９２５年５月３０日信中，他坦陈：
　　“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我对人说话时，却总拣择那光明些的说出……”
　　

许广平说得对：“内山既是商人，虽身在中国，其一切行动态度还是听命于日本当局，否则以‘非国民’三字来加罪于他，这一点鲁迅亦深懂得的。”

我卧病在床时有一个发现，那就是中国四亿人民得了“马马虎虎”的病。不治好这种病就不能救中国。可是，日本却有治这种病的灵药，那就是日本人的认真态度。所以，即使排斥整个日本，也要买来这种药。这次我病好以后，就打算这样说。
——据内山完造《思念鲁迅先生》转引自《文艺报》（1956年第十五号）

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从小说来看民族性，也就是一个好题目。
——《华盖集续编 ·马上支日志》（1926年）

一般所理解的“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

“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2]他看到中国思想界的病根在于安于“平和”，“不撄人心”，即所谓“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以无为之为化社会，而世即于太平。”“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而意异于前说。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Genius）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3]他弃医从文，就是要“撄人”，打破这死寂的“平和”，唤醒在“铁屋子”里“熟睡”的民众。

鲁迅前期的创作，核心主题就是在启蒙现代性指导下对封建宗法思想的批判。这种批判的深刻性，使鲁迅成为五四文学的一座高峰……在五四这样一个革故鼎新的时代，鲁迅显然站在启蒙现代性的立场上，投身于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斗争，以其杰出的才华、犀利的思想，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启蒙的目标与启蒙的手段极不相称的现实，意味着启蒙现代性的理想只能局限于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而对启蒙的对象其实不起作用。
正是启蒙主义在中国的这种局限性，使新文化运动难以为继，几年后就陷于低潮。一些启蒙先驱的理想和激情消退了，如鲁迅说他经历了新阵营风流云散后的寂寞和彷徨，周作人也说他意识到以前的头脑发昏，开始声称文学无用，不愿再开文学的老店。这集中反映了先驱者中间的相当普遍的失望和悲观情绪，预示着这些胸怀救国救民理想的知识分子将要选择新的人生方向。而鲁迅的选择以及他的被重新认识，此时也面临一个重大的机遇

鲁迅的进化论思路在“四一二”的血腥中“轰毁”，加上他在大革命时期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由此走上了党外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成为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这种单纯的政治化论述又似乎过于笼统。如果从现代性的历史演进角度看，鲁迅当时的人生选择和思想变化应该还有另外的意味，那就是他的向左翼靠拢，是启蒙现代性在中国遭遇挫折，而革命现代性向鲁迅展示了另一条可供选择的救国救民道路的一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