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仲弓任太丘县县长，当时有个小官吏假称母亲有病请假，事情被发觉，陈仲弓就逮捕了他，
并命令狱吏处死。主簿请求交给诉讼机关查究其他犯罪事实，陈仲弓说：欺骗君主就是不忠，
诅咒母亲生病就是不孝；不忠不孝，没有比这个罪状更大的了。查究其他罪状，难道还能超过这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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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众奸：查问小吏的其他罪状。这话很有意思，陈寔这样杀官吏在当时肯定是不合法的，那么长官一定要弄死他，作为副手的主簿就得使事情圆转以服众，觉得应该搜罗其他罪名。　以德行著称的陈寔在这里显得是那样杀气腾腾，令今人不寒而栗，与之相似的还有那个水滴石穿的故事，宋代张咏当年也是一样把一个贪污了一块钱的小吏当堂斩于剑下。在这种故事的背后，我们也许可以读出，长官是不能欺骗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即使是在封建社会，陈寔、张咏的做法在法理上同样是站不住脚的，但这样的行为却得到了社会甚至皇帝的肯定，全是因为托了专制社会的福。
陈寔啊陈寔，你是正人君子，你可曾想过，你拿母亲的高帽杀了他的儿子，那个母亲是怎样的痛苦流涕，还得背上教育无方的道德谴责？
“孝”在我们的脑海里，是那样母慈子孝，脉脉温情，但是孝一旦诉诸政治活动，上升到国家行为，立刻被权力充分利用，异化为一种对统治者极为有利的武器，不少人就死在“孝”的屠刀之下。于是孔融、嵇康就这样被曹操等人杀死了，鲁迅先生说：“但实在曹操、司马昭又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古时候的满门抄斩，株连九族，也包含着统治者恐惧于死者的子女可能以“孝”为挡箭牌，以此进行血仇活动。

陈仲弓任太丘县县长时，有强盗劫财害命，主管官吏捕获了强盗。陈仲弓前去处理，还没到出事地点，
半路上听说有家老百姓生下孩子不肯养育，便掉头去处理这件事。主簿说：“杀人事大，应该先查办。”仲弓说
：“强盗杀物主，怎么比得上骨肉相残这件事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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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讲贾彪的故事，情节与陈寔的基本一样，我们可以应证，得出答案。《后汉书•党锢传》：“贾彪字伟节，补新息长。小民贫困，多不养子。彪严为其制，与杀人同罪。城南有盗劫害人者，北有妇人杀子者。彪出，案发，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贼寇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遂驱车北行，案验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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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法律中，一般来说保护的是长者，杀父母或者打骂父母远比杀子女、打骂子女的惩罚要重得多。但这个故事有体现出了另一种法则，古人也认为，侵害亲属不仅伤害人伦，亦伤害了天伦、天理，亲属间相残的社会危害程度比普通人相残更为恶劣，因而要有特重刑罚以惩戒。

陈元方十一岁时，有一次去问候袁公。袁公问他：“令尊在太丘县任职时，远近的人都称颂他，
他是怎么治理的呢？”元方说：“老父在太丘时，对强者就用恩德来安抚他，对弱者就用仁爱来抚慰他，
放手让他们安居乐业，时间久了，就更加受到敬重。”袁公说：“我过去曾经做过邺县县令，正是用的这种办法
。不知道是你父亲效法我呢，还是我效法你父亲？”元方说：“周公、孔子生在两个不同的时代，
他们的礼仪举止，虽然相隔很远也如出一辙；周公没有效法孔子，孔子也没有效法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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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言语篇应该更合适。

太子太傅贺邵任吴郡太守，到任之初，足不出门。吴中所有豪门士族都轻视他，竟在官府大门写上“
会稽鸡，不能啼”的字样。贺邵听说后，故意外出，走出门口，回过头来看，并且要来笔在句下补上一句：“
不可啼，杀吴儿。”于是到各大族的庄园，查核顾姓、陆姓家族奴役官兵和窝藏逃亡户口的情况，
然后把事情本末全部报告朝廷，获罪的人非常多。当时陆抗正任江陵都督，也受牵连，
便特意往建业请求孙皓帮助，这才得以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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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中诸强族：江苏的诸豪门大族。我们可以注意到，孙策占据江东，司马炎吞并东吴，司马睿衣冠南渡，摆在他们面前的重大问题就是得到江东地方豪强的支持。这个问题其实在汉光武帝刘光那里就埋下了伏笔，东汉的政权就建立在豪强之上，豪强们大养门客、佃户、私兵，所谓“仕于家者，二世则主之，三世而君之”，严重影响了中央集权。孙策、孙权没有显赫的家世，在征服会稽时更是遭到了激烈的反抗，内乱不断，后来依靠江苏的顾陆朱张（“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干数。”）击败了浙江的孔魏虞谢等。这次会稽郡的贺邵当上了首都的太守，江苏的手下败将当上了江苏的领导，豪强们根本不买账，侮辱贺邵。
　　会稽鸡：说贺邵是鸡，一则押韵，二则说贺邵胆小，三则说他上任以后没有立即发表重大施政纲领，“初不出门”。谁料到贺邵其实在衙内整理黑材料，准备烧一把大火。后来陆游写诗道：“场中啄粟树头栖，三唱明星出尚低。关路元无孟尝客，吴儿莫议会稽鸡。”我们会稽的鸡啊，吃的是粟，在枝头栖息，唱歌的时候星星还没有高挂天空。孟尝君如果没有门客学鸡叫，连关门都叩不开，那些江苏人啊，不要看不起会稽的鸡。
顾、陆：吴郡大家族以顾、陆为首，顾家就是顾雍家族，陆家就是陆逊家族，他们长期担任宰相，满朝的亲眷。虽然史书上说顾雍、陆逊都很谦虚谨慎，但贾府除了门口的石狮子，其他哪有干净的？
王莽改革失败，东汉以来，豪强多“起坞壁”、“作营堑”， 挟藏户口，拥众自守，以为私附，有时候一个大族的附庸民可以达到数万人，这些人不服徭役，不交租税。据记载，陆逊死后，子陆抗代“领逊众”；抗死，五个儿子又“分领抗兵”，这样的情况十分普遍，已经成为不符合君主意愿的客观事实，所以贺邵就拿这个开刀。
孙休任命会稽人当首都吴郡的太守，本来就意味深长，可能已经对贺邵交代了整治户口的任务；即使没有交代，我新任的官员，你们竟敢挑衅，也必定大力打压，以示支持。可是那些豪强子弟不看风色，吃几天牢饭自在情理之中。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谁挑战新任领导的权威，谁就必定倒霉，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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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新官上任三把火。

山涛由于受到器重，并且在朝廷中有威望，年纪已过七十岁，还照旧担当重任。一些权贵家子弟，如和峤
、裴楷、王济等人都一起给他歌功颂德。于是有人在阁道的柱子上题道：“阁道东边有大牛，和峤在牛前，
裴楷在牛后，王济在中间挑逗纠缠不得休。”有人说这是潘尼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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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公：山涛山巨源，河南人，竹林七贤之一，48岁开始当官，因为和司马懿有点亲戚关系，又有名士的声誉，所以后来当官直至司徒，位在“三公”。他一生的主要成绩是选拔干部，在曹魏时就是吏部郎，晚年西晋初时更是长期担任吏部尚书，当时人认为其有识人之能。当年他在隐居的时候，就非常自信自己是天生的高官，曾经对妻子说：“忍饥寒，我后当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山涛品德好，声誉高，城府深，处事敏锐，所以一直当官到77岁才退休（《礼记》中要求官员70岁退休）。
大牛：在《世说·轻诋》中记载，刘表“有大牛重千斤，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烹以飨士卒，于时莫不称快”，这里大概是讽刺山涛“器重”是很重，但重而无用。不过也许不含贬义，在晋代牛地位比马高，是主要交通工具，据说王济就赢过一头“八百里駮”。牛代替马，大概是因为牛饲养比较简单省事，力气又大，也许更符合玄学名士的身份。
“和峤鞅”句：大意是说和峤在前面拉牛脖子上的皮带，裴楷在后面操控牛屁股上的皮带，王济在其中纠缠不休。这句话可能是讽刺三个年轻人常常逗山涛开心的行为，也可能是说这三个人其实引导着山涛的思想，构成朝廷的一个帮派。那么山涛究竟是那一党呢？他和司马氏的关系是不是水乳交融呢？从史料上看，他应该是代表比较低层的士族，对曹魏其实抱有留恋、对司马氏篡位保持中立或者退避的名士派，山涛在晋代一直比较被重用，也许是司马氏对曹魏旧臣的一种高级姿态，山涛推荐嵇康和他的儿子嵇绍，推荐阮籍的侄子阮咸，不能理解为念旧，而是是他政治抱负的选择。他赏识和峤等人，没有提拔潘岳，也许是因为看穿了潘岳少年轻狂和趋炎附势，不堪大用。
　　这个故事奇怪，因为在“政事”一章本身就应该是褒义的故事，而潘岳的歌谣怎么看都像是讽刺，这难道是说作者从反面来认可山涛任用得人？

贾充刚刚定出法令，就和羊祜一起去征求太傅郑冲的意见。郑冲说：“
皋陶制定法令的那种严肃而公正的宗旨，不是我这种愚昧软弱的人所能探测的。”羊祜说：“
圣上想要叫你稍加补充润色。”郑冲这才概略他说出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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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加弘润：一般理解就是“稍加补充润色”，但这样的回答毫无出彩和意义，那么弘润应该理解成“宽宏温和”，这样就衬托出郑冲的性格为人宽宏温和，为老百姓也做一点宽宏温和的事情。这里可能体现出郑冲的谨慎无为的处事法则

山司徒前后选，殆周遍百官，举无失才；凡所题目，皆如其言。唯用陆亮，是诏所用，与公意异，争之，不从。亮亦寻为贿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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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用陆亮：在司马炎一朝中，羊祜、山涛是一党，贾充是一党，陆亮是贾充的人。278年，吏部郎空缺，山涛推荐竹林七贤之一、阮籍的侄子阮咸，认为阮咸是“真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的典型，是“妙绝于时”的“整风俗理人伦”的人选。但是贾充认为自己在朝中选用事“每不得其所欲”，于是推出了“公忠无私”的陆亮，以牵制山涛。后来山涛推荐阮咸，“三上帝弗能用”，因为司马炎认为阮咸“酖酒虚浮”，启用陆亮。这次斗争的结果是山涛辞去尚书左仆射和领吏部的职务，而陆亮不久被揭发受贿，司马炎用舆车把山涛请回。
　　这个故事是说山涛执政有识人之能。
　　

嵇康被诛后，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绍咨公出处，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大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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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涛的父亲当过县令，但去世很早，剩下孤儿寡母，于是山涛打小就要负责起家庭的社会交往，所以在他年幼的时候就显示出老成和沉静，以至于师长们都平等对待他，“宿士不敢慢”，而且正是因为没有了父亲，山涛还肩负着振兴家族的重任，年青时候就立下要成功，要出人头地的志向。人世间所谓的成功，一般就是官职或金钱。汉末没有考试，要当官只有关系和举荐。举荐是要名气的，所谓的名气也无非就是打造团队，借光造势。于是山涛组织了“竹林七贤”这个响当当的隐士团体。现在当然认为“七贤”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但在当时，山涛的年纪比他们要大十几、几十岁，为人又厚道有气度，自然是当仁不让的领袖。富贵人当隐士，一眼望去就是潇洒脱俗，当得也优哉游哉，穷人当隐士，无非就是取得富贵的一个途径。通过山涛的这般运作，他积累了一些名头，终于在40岁出任老家河内郡的主簿、功曹、上计椽，举孝廉，他能干，一年一个进步，照这个势头60岁估计也就实现“三公”的志向了。但这时候朝廷大有风云，曹爽和司马懿两个大佬严重对立，马蹄纷沓，山涛一看风色不对，就不敢站队，辞官又去当隐士了。这首先使得作为亲戚的司马懿对他不满，在司马炎战胜曹爽之后，山涛的族人向他推荐山涛是栋梁之才时，以至于司马懿嘲笑说：“卿小族，哪得这令人快意之人！”在司马懿执政期间，山涛始终在隐居。其次祸福相依，在后来朝廷中的曹魏一派，始终对山涛抱有好感，山涛在后来的官员生涯中，多次担任与曹魏遗族沟通协调的职务，他处理得好，官职也就渐渐高大丰满起来。
　　杀死曹爽两年后，司马懿也跟着去了。年青时候的志向挠着47岁山涛的心脏，他再次走出竹林，腆着脸向表外甥司马师（山涛和司马师的母亲是中表亲）要官做。司马师开玩笑说：“吕尚欲仕乎？”80岁的姜太公在渭水垂钓是在等待机遇，而47的山涛是在争取机遇。司马师调侃完山涛后，给了他一个“秀才”的名头和从事中郎的职务。一番宦海起伏，在山涛生命中的最后一年（79岁），司马炎终于授予山涛“司徒”，“三公”的理想终于达成，幸亏山涛寿命长啊。这时候山涛上辞表说：“臣闻德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庙门之咎，愿陛下垂累世之恩，乞臣骸骨。”我有时候在想，像山涛这样的私房话，怎么会流传记载下来呢，是不是山涛其实想当“三公”而故意造舆论呢？这也未免太进取了吧。是的，大家一起学老庄，有人得到了豁达潇洒，有人得到了阴险狡诈，有人得到了神仙方术。在那年，他还做了另外一件事，就是举荐嵇康的儿子嵇绍到杀父仇人的儿子那里当官，而这个儿子还真替司马家卖命，甚至为了保护司马昭的孙子晋惠帝而被叛军杀害。古人的心理还真不好懂，正如《庄子》所说的那样：“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
山涛估计是私下举荐，嵇绍原不知情。因为嵇康被杀害时曾把其家人托付于山涛照顾，所以嵇绍上门请教。其实这有什么好请教的，父仇不共戴天，而且嵇康是被枉杀的，报不了已令子女人痛心疾首，夙夜悲愤，哪有还到仇家那里效命的！估计嵇家那时候实在是穷，贫穷使人堕落。
消息指生灭消长，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天地间的一年四季，也还有交替变化的时候，世界万物也都在变化，你就不必拘泥于恩仇。山涛学老庄、学周易，不见他有什么论述，倒得到了其中的无原则，还用它劝诫晚辈，正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晋代的道德沦丧可见一斑。

王安期为东海郡，小吏盗池中鱼，纲纪推之。王曰：“文王之囿，与众共之。池鱼复何足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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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中鱼：官府池塘的鱼，按古代的规定，属于王承的私产。不向领导家里送东西，反而偷领导家里的东西，事情虽小，可也忒不懂规矩。
王承清廉寡欲，以至于他死后家中没有财产，儿子王述虽然袭爵蓝田侯，但也向王导讨县令当，上台后疯狂受贿，以补贴家用。
　　

王安期作东海郡，吏录一犯夜人来。王问：“何处来？”云：“从师家受书还，不觉日晚。”王曰：“鞭挞宁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令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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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似乎是说王承执政时不按法律办事而随心所欲地搞德治、人治。但法律本身就有经与权的关系，“情有万殊，事有万变，法岂能尽情、人之事哉?”。经就是法律规定好的准则，权就是灵活变通。一般而言，古代社会也要求宁屈道德而不枉法律，但古人同时认为，“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左传》），孟子认为：“常谓之经，变谓之权。怀其常道而挟其变，乃得为贤。”就是说在尊重法律、执行法律的大背景下，对于具体案例不能过分拘泥，而是要处理好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关系，处理好普遍正义和具体正义的关系，可以做出新的选择，藉以完善法律。

晋成帝被迁到石头城，叛军任让在成帝面前要杀侍中钟雅和右卫将军刘超。成帝哭着说：“把侍中还给我
！”任让不听命令，终于斩了刘超和钟雅。等到叛乱平定以后，陶侃因为和任让有老交情，就想赦兔他。
另外叛军许柳有个儿子叫思妣，很有才德，大臣们也想保全他。可是要想保全思妣，就不得不为陶侃保全任让
，于是就想两个人一起赦罪。当把处理办法上奏成帝时，成帝说：“任让是杀我侍中的人，不能赦罪！”
大臣们认为不能违抗成帝命令，就把两人都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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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成帝司马衍7岁的时候，发生了苏峻兵变。起因是司马衍舅舅庾亮想加强中央集权，召回历阳内史、流民统帅苏峻，夺其兵权。苏峻和另一个流民统帅祖约（祖逖的弟弟）起兵攻击庾亮，庾亮兵败投奔陶侃，司马衍被苏峻安置南京郊外的石头城。这时候侍中钟雅、右卫将军刘超想把成帝救出，事泄，苏部大司马任让入宫杀了钟、刘。最后东晋依靠陶侃、郗鉴等寒族和流民帅击败苏峻诸人。苏峻、祖约之乱影响比较深远，此后东晋重整户籍，流民归土，70年内士族内争有所收敛，不敢轻动干戈。

王丞相拜扬州，宾客数百人并加霑接，人人有悦色。唯有临海一客姓任及数胡人为未洽。公因便还，到过任边云：“君出，临海便无复人。”任大喜悦。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阇，兰阇！”群胡同笑，四坐并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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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体现出王导善于调和，待人接物八面玲珑的特点，也因为他有这个特点，所以在他的执政期间，有时候也讲南方话，以此消减北人和南人隔阂。能和任何人说上话，是一种很好的本领，苏东坡说自己“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有时候客人比较拘谨，苏轼甚至说，那你就随便讲讲鬼故事吧，你姑妄言之，我姑妄听之，于是宾主皆欢。兰阇：西域语。现在外国人到中国来演出，总要说几句音调不准的中国话“你好”、“谢谢”之类的，为讨观众欢心，可能还得来一两首中文歌曲；中国人接待外国客人，也会来一两句外语，以烘托气氛，拉近距离。王导的外语大约也音调不准，所以胡人大笑，彼此亲近了不少。

陆太尉诣王丞相咨事，过后辄翻异。王公怪其如此。后以问陆，陆曰：“公长民短，临时不知所言，既后觉其不可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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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异：这种做法不可思议。这似乎有两个可能，一是在常委会这样的大庭广众之下，陆玩维护王导的权威，因为在《晋书》中有个故事，“导每发言，一坐莫不赞美”，只有王述当面说：“人非尧舜，何得每事尽善！”，于是王导“改容谢之”，可见平时工作中除了王述外没人提出不同意见。二是陆玩压根儿看不起王导，在《晋书》中有个故事：时王导初至江左，思结人情，请婚于陆家。陆玩却说：“培塿无松柏，薰莸不同器（小土堆不长大树木，香草和杂草不放在同一个器物里）。玩虽不才，义不能为乱伦之始。”陆玩有一次拜访王导，在他那里吃了点奶酪，结果生了病。陆玩就给王导写了个便条：“仆虽吴人，几为伧鬼（北方鬼佬）。”当时南方人和北方人有国仇家恨，现在你北方人打了败仗逃到南方，还指望我陆家给你看好脸色？
　　公长民短：长短即尊卑。当时王导兼任扬州刺史，陆玩是扬州吴郡人，所以说自己是王导的治下之民。我请示的时候你是尊长，我怕你怕得不敢发表意见，可是过后我觉你说的不对，所以按照我的意见办了，（你拿我怎么样？）
　　这个故事大概是表扬陆玩的直耿和王导的宽容，但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东晋初南方士族与北方士族的冲突，所谓和谐总是要一方做出一定的让步。

丞相尝夏月至石头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简之。”庾公曰：“公之遗事，天下亦未以为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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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明帝司马绍在位不过4年，当时王导辅政，司马绍病死，即位的司马衍是个孩子，按照规矩这时候王导不能单独执政，而是与司马衍的舅舅庾亮一起辅政，皇太后庾文君摄政。在这种二比一的情况下，王导选择了退让。庾亮和王导的执政风格不太一样，比较进取，当年明帝病重，司马宗族封锁宫门，就是庾亮直入宫中痛陈厉害，然后打压司马宗族，维持门阀制度；而后处理流民问题，进行北伐，都体现了他事功的决心。这个故事大概发生在他想处理流民统帅的时候，因为他在南京郊外建石头城，就是防备流民帅陶侃，他也看到另一个流民帅苏峻恃功骄恣，藏纳见逼于庾亮的司马宗室诸王，打算把苏峻召回任大司农，架空他的兵权，这时候想必公事十分繁忙。
　　小简：稍微简单一点。据说王导执政比较宽松，譬如前面我们提到王述当县令后疯狂贪贿，王导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样不太好吧？”王述倒一点不羞愧：“我捞够了就不贪污受贿了！”后来王述照样升官，直到“三公”。 在世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平时大量的时间花在清谈上面，特别在他的晚年，公事基本就是画画圈罢了。从积极方面理解，我们可以认为王导试图以宽松怀柔的治理方针获取和维护东晋初稳定的局面，但这种无原则的做法还有其学术来源，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庄子“齐万物”、“无是非”，孔子说：“无可无不可”， 《维摩诘经》中说：“如我意者，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示、无识，离诸问答，是为入不二法门”，王导的执政思路就是以这样的理论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