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文明，这里是北线丝绸之路和南线茶马古道的交汇点之一，地处关陇古道和陇蜀古道，盐官西北骡马交易市场就是这种文化遗存的体现和映证，对于当下建设一带一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盐官，地处陇东南的河谷地带。顾名思义——盐官因产盐而得名。盐之利用其来远矣！李乔苹《中国化学史》载：“盐与谷同为人类生活之要素，则咸食与粒食当必始于同时”。盐官之盐属于井盐，盐官地区至今流传着盐井与胶鬲有关的传说。胶鬲何许人也？ 明书《山堂肆考》记载《举胶鬲》这一典故,其文曰：“胶鬲,遭纣之乱,隠居卖盐为业,文王闻其贤,举以为相,故孟子曰：胶鬲举于鱼盐之中。”（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百九十四《饮食》）盐官并非文脉昌盛之地，而在民众的口吻中提到古籍当中生僻如胶鬲的名字，唯一的解释是：传说与信史之间并非势同水火绝不相容,实际上 ,一些重大考古挖掘和古文字研究表明 ,某些神话和传说中确实包含着历史的真实 。1870 年 ,德国商人施里曼根据荷马史诗中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记载 , 在阿伽门农的故乡达达尼尔海峡附近土耳其境内的希沙里克山丘挖掘出了属于那个时代的一座巨大的王陵 。出土的大量金银器证明 ,迈锡尼文明“遍地是黄金”的传说并非凭空捏造。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个镶着鸽子的金杯和一具头戴金面具的男尸 ,证明了荷马描述的用“鸽子酒杯”喝酒以及“阿伽门农的面具”都并非完全虚构。
那么，谁又能否定流传在盐官民间的传说与胶鬲无关呢？
盐官产盐到底始于何时？据《西和县志》载：“按汉初已设盐官，盐井之发现想在周、秦时代。”县志中还记载：“盐官城内卤池，光阔十余丈，池水浩瀚，色碧味咸，四时不涸，饮马于此，立见肥壮。”地方志中明确提到了盐官之卤池咸水与官营骡马畜牧业得天独厚的的优势。
司马迁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在秉笔直书之前亲自遍览名山大川实地踏察，因此他笔下的记载大都信而可征——“非子居犬及畜，好马及畜，善养息之。”（《史记•秦本纪》）以太史公用笔之精细深思，“善养息之”之“善”绝非无意之笔。“马大蕃息”的秘密正在于此！非子是秦人的先祖，非子牧马之地正是盐官川富含盐分的河谷地带！因此可以推断，盐官盐业的发达为秦人早期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作为嬴姓东夷族一支的秦人，在部落迁移的过程中西迁至地势开阔水草茂美的盐官地区。盐官地处西河水与西汉水交汇之地，宜农宜牧，形成水草丰美的河谷盆地，所育骡马膘肥体壮。最晚在秦先祖中潏时，已“在西戎，保西垂。”，先秦乃至汉魏以来，这一地区一直是东进关中，北襟河渭，南控巴蜀，西联诸戎的咽喉要冲，亦是秦人的祖城邑邦基。（《礼县文史资料》第四辑）
《史记》载：“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记•货殖列传》） 换言之，秦人之后所以能够“奋六世之余烈”横扫关东诸国一统天下，与其早期根据地的地理物产必然有着莫大的关系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重新揭开这段失落的历史，并非得益于考古学的业绩，而是出现于90年代猖獗盗墓活动的产物。然而无论如何，通过地下出土的青铜器物人们认识到了祖辈守护的大山背后的历史。事实上，作为另一种“当代史”的参照，走访在现代化的浪潮冲击下日益衰落的盐官骡马市场，也会不由得思考起它的历史根源。
如同 “丝绸之路 ” 之学术命名虽与丝绸贸易关系甚大 ,但绝不仅仅局限于丝绸的交换 ,而是涵盖了丝绸之外的其他大量货物运输贸易 ,盛极一时的明代茶马互市，茶马古道也是一样。茶马古道上来来往往的货物 ,也是不仅仅局限于茶叶、马匹的运输和交易, 茶马古道涉及地域范围也不仅仅限于西南地区的马帮运输茶叶到藏区销售的道路,而是包括广大的西部地区。而要认识到这些，仅用史料校勘寻章问句的方法论是绝对办不到的。没有实际的生活体验没有与民众的血肉关系又怎能奢望理解民众的世界？
盐官至唐代形成规模庞大的骡马市场，驰名四海。“自唐始除元外均以以茶易马，于是此地又是以茶易马的集散地，清统一全国后逐渐不用西北马，以查哈马代之…”（《礼县志》），康熙四十四年停止以茶易马，清朝末年有了骡马集民国三十年，米粮柴炭、骡马已有了固定的市场，盐官骡子就有“跌地三尺”的说法。建国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达，盐官成了礼县甚至陇南的重要集市之一。交易畜源由县内扩展到舟曲、卓尼、川北、牲口远销陕、青、宁和晋、鲁、豫、皖等地，影响极大，已形成了一道骡马交易的独特的风景线。
当地人把骡马交易这一行业叫“六成行”（取六畜之意），但在骡马交易的过程中也同样需要独特的语言联结来自不同地区的人进行交易，当地人把这一行业专用的语言及行话叫“黑话”（不含贬意）把持有这一特殊话语的人群叫“牙（押）行”（即中间人，介绍人）他们通过独特的语言完成了不同人之间的交流，起到了牵针引线的桥梁作用，这一语言往往通过含蓄的叫法让一般人都蒙在鼓里，经过“牙（押）行”协调交易双方的关系最后趋于和谐，从而从中得到一定的报酬，黑话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在“六成行”里读1为qi，读2为du或chou ，读3为xie， 读4为cha，读5为man或（pan），读6为nai，读7为xin，读8为kao，读9为wan，读10为起儿。
经当地熟谙市场规则的人讲述，其中2，3，4，5的读音明显为波斯语，在波斯语中，2读做du,3读做xie,4读做cha,5读做pan,如回民平时表述“两番礼拜”表示为“dure kaierti”,依此类推。
问题恰恰在于，有着千年骡马畜养传统的古镇市场怎么会用来自异域的语言来作为沟通交易的媒介？
细细瞰察盐官所处的地理位置，应该可以做出这样大胆的推断——盐官所处的位置正是古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的交汇之处！如此方可解释波斯语在骡马市场当中的实际运用，盐官通陕入川的重要位置更是一目了然。
蒙元史的专家刘迎胜先生指出：中古时代欧亚大陆自东向西并存着几个大文化圈，即：汉、伊斯兰、印度与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东部主要学术语言是波斯语。成吉思汗西征后，大批西域人随蒙古军入华，使波斯语在汉地落脚生根，并借助中国在汉文化圈和东亚的重要地位，将其影响力扩及东亚和东南亚。波斯语在 13—15 世纪的中国扮演着四种角色：元代最重要的官方行用文字之一；入华回回人的族内共同语；元代和明初主要的外交语言之一及当时中国汲取域外科学知识的最重要的学术语言。波斯语在东亚的黄金时代，随着其掌握者——入华回回人的逐渐本土化，在明中期结束。（刘迎胜：《波斯语在东亚的黄金时代的开启及终结》）
彼时，在世界的的整个东方——中国和伊斯兰世界，都占据着文明和军事的绝对优势，也保留着淳朴热情、慕义好客的风尚。而盐官正好处于丝绸之路渭河水线西安至天水的延伸路段，自天水经盐官过甘谷可抄近道至兰州黄河渡口，可以想见中古时代丝路贸易盛行的时代必然有大量色目人经行，骡马市场中牙行行业受波斯语的影响足可为证。直到今天，骡马市场当中的牙行也主要是由曾经以波斯语为母语的回回人来担任。克罗齐的生动概括再一次得到了注解，即便所谓的本土化导致了母语的丧失，但回回人骨子里的商业基因还在世代遗传。
茶马古道是与著名的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唐蕃古道一样重要的古代中国西部国际商贸之路，也是一茶马古道是与著名的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唐蕃古道一样重要的古代中国西部国际商贸之路，也是一条地地道道的马帮挑夫的商旅之路。在茶马古道西南向西北延伸路段，沿途密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支线，将甘肃陇南与滇、藏、川、桂、黔、陕等地区紧密联结在一起，使陇南地区成为川、陕经甘肃进入青藏和中原的必经孔道。
陇南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历史渊源，自然成为联系西南、西北和中原的重要商道：北出天水，可与丝绸之路相接，通过河湟谷地进入青藏高原；通过河西走廊，进入新疆天山南、北路，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西亚和南亚；东出康县和两当，可通陕西，进入中原，也可南下四川、云南，通往印缅和东南亚。所以，陇南自古就是商贸活动的重要地区。
毋庸置疑，茶马古道文化线路遗产主要是青藏、川藏和滇藏线的说法显然忽视了西北地区在历史上茶马贸易中担当最大的茶马交易集散地区的重要角色,也就是没有足够重视茶马古道文化线路遗产中的川甘、川陕通道及青唐路的客观存在。当然,这种忽视或者不重视有其客观的原因 ,就是以往的研究只是单纯从交通史的角度孤立地去考察, 却并未从文化线路遗产的视角去系统、科学地审视这些关键地区,没有深刻挖掘作为文化线路遗产的茶马古道所呈现的各文物点间勾连起来的点一线一面的内在关系，也没有实地踏察行走于民众与山河之间。
因此，所谓端坐于楼阁的学术研究对于秦岭蜀道上用双脚丈量土地的“脚户”们来说，是与“为赋新词强说愁”一样廉价的虚无和臆断。自隋唐至清中叶一千多年官营的茶马贸易废止后，民间的茶马贸易就活跃起来了。行走在茶马古道上的是成千上万辛勤的脚户、马帮和肩挑背负的苦力“背脚子”。他们脚穿草鞋，带上火烧（陇南的一种烧饼），风餐露宿，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艰难行程中，用脚板和马蹄踏出了一条从西南通往西北和中原以及全国各地乃至域外的经贸之路。
曾经行走于川陕陇南一带的脚户就这样一步步走出了连接陕甘川三省的茶马古道，其中北线沿康县望关——平洛镇（中寨古镇一—龙凤桥——药铺沟三功桥）——石沿西汉水北上,经仇池山西侧——大桥（西汉水南岸峭壁, 鱼洞峡古栈道）——石桥——礼县城一盐官。或者经望关乡过平洛镇——翻越太石山过巩家山廊桥——西狭古栈道一成县城一纸坊镇一石峡镇（沿石峡河北上,唐开元年间 “新路颂摩崖石刻 ”）——西和县城一石堡（北魏开凿法镜寺石窟）——长道镇（古长道县）一盐官镇,进行茶、盐等商品交易至天水。而南线则是经马务堡（今马坞乡）东南经今礼县再折向东北经祁山堡、盐官镇到秦州。
显然，茶马古道在陇南的经行路线是以盐官为枢纽。之前所述丝绸之路渭水线也正好经过盐官。这样盐官能够成为西北最大的骡马市场也就不足为怪了。
应当说，这样的考证对于纯粹的历史学科来说极其危险，因为有限的史料并未直接指向结论。但我并不怀疑它的分量，我并未付诸于纯粹的猜想和道听途说。我只是在流传千百年的血脉与史料记载的星星点点之间寻找连接，我只是尊重了人民的意志和记述的尊严。
行文至此，有必要对全文的结论做最后的总结——作为先秦故里，盐官特殊的地理和物产决定了它在秦人鼎革春秋过程中的独特作用。而盐官在中古之后的兴盛却得益于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的漫漫延伸，作为13—15 世纪的中国入华回回人的族内共同语，地处两大国际交通要道的盐官自然以波斯语作为商业内部共通的语言。波斯语在东亚的黄金时代，随着其掌握者——入华回回人的逐渐本土化，在明中期结束。但盐官骡马市场却因行业内部的交易规则保留了这一遗风至今，而这也成为了我们回顾历史道路寻找连接关键的钥匙。
----节选自盐官骡马市场考--撒海涛（端庄文艺）
盐官，地处陇东南的河谷地带。顾名思义——盐官因产盐而得名。盐之利用其来远矣！李乔苹《中国化学史》载：“盐与谷同为人类生活之要素，则咸食与粒食当必始于同时”。盐官之盐属于井盐，盐官地区至今流传着盐井与胶鬲有关的传说。胶鬲何许人也？ 明书《山堂肆考》记载《举胶鬲》这一典故,其文曰：“胶鬲,遭纣之乱,隠居卖盐为业,文王闻其贤,举以为相,故孟子曰：胶鬲举于鱼盐之中。”（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百九十四《饮食》）盐官并非文脉昌盛之地，而在民众的口吻中提到古籍当中生僻如胶鬲的名字，唯一的解释是：传说与信史之间并非势同水火绝不相容,实际上 ,一些重大考古挖掘和古文字研究表明 ,某些神话和传说中确实包含着历史的真实 。1870 年 ,德国商人施里曼根据荷马史诗中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记载 , 在阿伽门农的故乡达达尼尔海峡附近土耳其境内的希沙里克山丘挖掘出了属于那个时代的一座巨大的王陵 。出土的大量金银器证明 ,迈锡尼文明“遍地是黄金”的传说并非凭空捏造。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个镶着鸽子的金杯和一具头戴金面具的男尸 ,证明了荷马描述的用“鸽子酒杯”喝酒以及“阿伽门农的面具”都并非完全虚构。
那么，谁又能否定流传在盐官民间的传说与胶鬲无关呢？
盐官产盐到底始于何时？据《西和县志》载：“按汉初已设盐官，盐井之发现想在周、秦时代。”县志中还记载：“盐官城内卤池，光阔十余丈，池水浩瀚，色碧味咸，四时不涸，饮马于此，立见肥壮。”地方志中明确提到了盐官之卤池咸水与官营骡马畜牧业得天独厚的的优势。
司马迁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在秉笔直书之前亲自遍览名山大川实地踏察，因此他笔下的记载大都信而可征——“非子居犬及畜，好马及畜，善养息之。”（《史记•秦本纪》）以太史公用笔之精细深思，“善养息之”之“善”绝非无意之笔。“马大蕃息”的秘密正在于此！非子是秦人的先祖，非子牧马之地正是盐官川富含盐分的河谷地带！因此可以推断，盐官盐业的发达为秦人早期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作为嬴姓东夷族一支的秦人，在部落迁移的过程中西迁至地势开阔水草茂美的盐官地区。盐官地处西河水与西汉水交汇之地，宜农宜牧，形成水草丰美的河谷盆地，所育骡马膘肥体壮。最晚在秦先祖中潏时，已“在西戎，保西垂。”，先秦乃至汉魏以来，这一地区一直是东进关中，北襟河渭，南控巴蜀，西联诸戎的咽喉要冲，亦是秦人的祖城邑邦基。（《礼县文史资料》第四辑）
《史记》载：“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记•货殖列传》） 换言之，秦人之后所以能够“奋六世之余烈”横扫关东诸国一统天下，与其早期根据地的地理物产必然有着莫大的关系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重新揭开这段失落的历史，并非得益于考古学的业绩，而是出现于90年代猖獗盗墓活动的产物。然而无论如何，通过地下出土的青铜器物人们认识到了祖辈守护的大山背后的历史。事实上，作为另一种“当代史”的参照，走访在现代化的浪潮冲击下日益衰落的盐官骡马市场，也会不由得思考起它的历史根源。
如同 “丝绸之路 ” 之学术命名虽与丝绸贸易关系甚大 ,但绝不仅仅局限于丝绸的交换 ,而是涵盖了丝绸之外的其他大量货物运输贸易 ,盛极一时的明代茶马互市，茶马古道也是一样。茶马古道上来来往往的货物 ,也是不仅仅局限于茶叶、马匹的运输和交易, 茶马古道涉及地域范围也不仅仅限于西南地区的马帮运输茶叶到藏区销售的道路,而是包括广大的西部地区。而要认识到这些，仅用史料校勘寻章问句的方法论是绝对办不到的。没有实际的生活体验没有与民众的血肉关系又怎能奢望理解民众的世界？
盐官至唐代形成规模庞大的骡马市场，驰名四海。“自唐始除元外均以以茶易马，于是此地又是以茶易马的集散地，清统一全国后逐渐不用西北马，以查哈马代之…”（《礼县志》），康熙四十四年停止以茶易马，清朝末年有了骡马集民国三十年，米粮柴炭、骡马已有了固定的市场，盐官骡子就有“跌地三尺”的说法。建国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达，盐官成了礼县甚至陇南的重要集市之一。交易畜源由县内扩展到舟曲、卓尼、川北、牲口远销陕、青、宁和晋、鲁、豫、皖等地，影响极大，已形成了一道骡马交易的独特的风景线。
当地人把骡马交易这一行业叫“六成行”（取六畜之意），但在骡马交易的过程中也同样需要独特的语言联结来自不同地区的人进行交易，当地人把这一行业专用的语言及行话叫“黑话”（不含贬意）把持有这一特殊话语的人群叫“牙（押）行”（即中间人，介绍人）他们通过独特的语言完成了不同人之间的交流，起到了牵针引线的桥梁作用，这一语言往往通过含蓄的叫法让一般人都蒙在鼓里，经过“牙（押）行”协调交易双方的关系最后趋于和谐，从而从中得到一定的报酬，黑话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在“六成行”里读1为qi，读2为du或chou ，读3为xie， 读4为cha，读5为man或（pan），读6为nai，读7为xin，读8为kao，读9为wan，读10为起儿。
经当地熟谙市场规则的人讲述，其中2，3，4，5的读音明显为波斯语，在波斯语中，2读做du,3读做xie,4读做cha,5读做pan,如回民平时表述“两番礼拜”表示为“dure kaierti”,依此类推。
问题恰恰在于，有着千年骡马畜养传统的古镇市场怎么会用来自异域的语言来作为沟通交易的媒介？
细细瞰察盐官所处的地理位置，应该可以做出这样大胆的推断——盐官所处的位置正是古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的交汇之处！如此方可解释波斯语在骡马市场当中的实际运用，盐官通陕入川的重要位置更是一目了然。
蒙元史的专家刘迎胜先生指出：中古时代欧亚大陆自东向西并存着几个大文化圈，即：汉、伊斯兰、印度与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东部主要学术语言是波斯语。成吉思汗西征后，大批西域人随蒙古军入华，使波斯语在汉地落脚生根，并借助中国在汉文化圈和东亚的重要地位，将其影响力扩及东亚和东南亚。波斯语在 13—15 世纪的中国扮演着四种角色：元代最重要的官方行用文字之一；入华回回人的族内共同语；元代和明初主要的外交语言之一及当时中国汲取域外科学知识的最重要的学术语言。波斯语在东亚的黄金时代，随着其掌握者——入华回回人的逐渐本土化，在明中期结束。（刘迎胜：《波斯语在东亚的黄金时代的开启及终结》）
彼时，在世界的的整个东方——中国和伊斯兰世界，都占据着文明和军事的绝对优势，也保留着淳朴热情、慕义好客的风尚。而盐官正好处于丝绸之路渭河水线西安至天水的延伸路段，自天水经盐官过甘谷可抄近道至兰州黄河渡口，可以想见中古时代丝路贸易盛行的时代必然有大量色目人经行，骡马市场中牙行行业受波斯语的影响足可为证。直到今天，骡马市场当中的牙行也主要是由曾经以波斯语为母语的回回人来担任。克罗齐的生动概括再一次得到了注解，即便所谓的本土化导致了母语的丧失，但回回人骨子里的商业基因还在世代遗传。
茶马古道是与著名的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唐蕃古道一样重要的古代中国西部国际商贸之路，也是一茶马古道是与著名的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唐蕃古道一样重要的古代中国西部国际商贸之路，也是一条地地道道的马帮挑夫的商旅之路。在茶马古道西南向西北延伸路段，沿途密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支线，将甘肃陇南与滇、藏、川、桂、黔、陕等地区紧密联结在一起，使陇南地区成为川、陕经甘肃进入青藏和中原的必经孔道。
陇南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历史渊源，自然成为联系西南、西北和中原的重要商道：北出天水，可与丝绸之路相接，通过河湟谷地进入青藏高原；通过河西走廊，进入新疆天山南、北路，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西亚和南亚；东出康县和两当，可通陕西，进入中原，也可南下四川、云南，通往印缅和东南亚。所以，陇南自古就是商贸活动的重要地区。
毋庸置疑，茶马古道文化线路遗产主要是青藏、川藏和滇藏线的说法显然忽视了西北地区在历史上茶马贸易中担当最大的茶马交易集散地区的重要角色,也就是没有足够重视茶马古道文化线路遗产中的川甘、川陕通道及青唐路的客观存在。当然,这种忽视或者不重视有其客观的原因 ,就是以往的研究只是单纯从交通史的角度孤立地去考察, 却并未从文化线路遗产的视角去系统、科学地审视这些关键地区,没有深刻挖掘作为文化线路遗产的茶马古道所呈现的各文物点间勾连起来的点一线一面的内在关系，也没有实地踏察行走于民众与山河之间。
因此，所谓端坐于楼阁的学术研究对于秦岭蜀道上用双脚丈量土地的“脚户”们来说，是与“为赋新词强说愁”一样廉价的虚无和臆断。自隋唐至清中叶一千多年官营的茶马贸易废止后，民间的茶马贸易就活跃起来了。行走在茶马古道上的是成千上万辛勤的脚户、马帮和肩挑背负的苦力“背脚子”。他们脚穿草鞋，带上火烧（陇南的一种烧饼），风餐露宿，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艰难行程中，用脚板和马蹄踏出了一条从西南通往西北和中原以及全国各地乃至域外的经贸之路。
曾经行走于川陕陇南一带的脚户就这样一步步走出了连接陕甘川三省的茶马古道，其中北线沿康县望关——平洛镇（中寨古镇一—龙凤桥——药铺沟三功桥）——石沿西汉水北上,经仇池山西侧——大桥（西汉水南岸峭壁, 鱼洞峡古栈道）——石桥——礼县城一盐官。或者经望关乡过平洛镇——翻越太石山过巩家山廊桥——西狭古栈道一成县城一纸坊镇一石峡镇（沿石峡河北上,唐开元年间 “新路颂摩崖石刻 ”）——西和县城一石堡（北魏开凿法镜寺石窟）——长道镇（古长道县）一盐官镇,进行茶、盐等商品交易至天水。而南线则是经马务堡（今马坞乡）东南经今礼县再折向东北经祁山堡、盐官镇到秦州。
显然，茶马古道在陇南的经行路线是以盐官为枢纽。之前所述丝绸之路渭水线也正好经过盐官。这样盐官能够成为西北最大的骡马市场也就不足为怪了。
应当说，这样的考证对于纯粹的历史学科来说极其危险，因为有限的史料并未直接指向结论。但我并不怀疑它的分量，我并未付诸于纯粹的猜想和道听途说。我只是在流传千百年的血脉与史料记载的星星点点之间寻找连接，我只是尊重了人民的意志和记述的尊严。
行文至此，有必要对全文的结论做最后的总结——作为先秦故里，盐官特殊的地理和物产决定了它在秦人鼎革春秋过程中的独特作用。而盐官在中古之后的兴盛却得益于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的漫漫延伸，作为13—15 世纪的中国入华回回人的族内共同语，地处两大国际交通要道的盐官自然以波斯语作为商业内部共通的语言。波斯语在东亚的黄金时代，随着其掌握者——入华回回人的逐渐本土化，在明中期结束。但盐官骡马市场却因行业内部的交易规则保留了这一遗风至今，而这也成为了我们回顾历史道路寻找连接关键的钥匙。
----节选自盐官骡马市场考--撒海涛（端庄文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