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郭子仪正名——勘正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误译错释
立于唐建中二年（781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被考古界称为“世界四大古代名碑”之一。该碑碑文中有一段关于唐汾阳王郭子仪与景教教士伊斯交往情况的记载，被今人译成了郭子仪为景教信众的含义，从而使这段碑文被当作郭子仪为景教信众的史据而广为引证和发布。该段碑文的译释，始见于新浪博客2011年11月3日“山雨山雨”的一篇网文。该段碑文原文及“山雨”的译释如下：
该段碑文原文：
“大施主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赐紫袈裟僧伊斯，和而好惠，闻道勤行。远自王舍之城，聿来中夏。术高三代，艺博十全。始效节於丹庭，乃策名於王帐。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公子仪，初总戎於朔方也。肃宗俾之从迈，虽见亲於卧内，不自异於行间。为公爪牙，作军耳目。能散禄赐，不积於家。献临恩之颇黎，布辞憩之金罽。或仍其旧寺，或重广法堂。崇饰廊宇，如翬斯飞。更效景门，依仁施利。每岁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备诸五旬。餧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节达娑，未闻斯美。白衣景士，今见其人，愿刻洪碑，以扬休烈。”
“山雨”对该段碑文的译释：
“大恩人伊斯僧，北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身着御赐金紫袈裟，性情温和，虔诚躬行。他从王含之城来到中国，睿智博学，多才多艺。先效力于宫廷，后在疆场扬名。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子仪，起先在北领兵，后随肃宗皇帝旅行。他虽为皇家内侍，路途中与他人等同。为肃宗之手足，军中之耳目。乐施善助。将御赐之珠宝以及黄金地毯献上。不仅修缮旧堂，而且建设新堂。修饰殿堂，使廊宇辉煌。在行为中彰显躬行真道，依仁施利。每年召集各寺僧侣，灵修侍奉五十天，寒冷有衣穿，生病的得医治，死者得以安葬。最虔诚的佛教僧侣之中，如此美善闻所未闻。身穿白衣的景教信徒，见如此信德，愿刻碑立传，以纪念弘扬他们的德行。”
唐史学者贾祝文认为“山雨”译释中有十余处译误释：
1、“朔方节度”错译为“北方节度”；
2、“策名王帐”错译为“疆场扬名”。应译为“任职于汾阳王麾下”；
3、“总戎于朔方”错译为“在北方领兵”。应译为“统领朔方军的朔方节度使”；
4、“肃宗俾之从迈”错译为“隨肃宗皇帝旅行”。应译为“肃宗使之（伊斯）从汾阳王远征”；
5、“虽见亲于卧内，不自异于行间”错译为“他（郭子仪）虽为皇家内侍，随肃宗皇帝旅行的路途中与他人等同”。应译为“他（伊斯）虽是可进出汾阳王内室的亲近，但不自恃而殊行军伍行营间。”；
6、“为公爪牙”错译为“为肃宗之手足”。应译为“是郭子仪的助手”。（注：此句中“公”字的译释犹为重要，决定了与此句相接的前后各句中指称之人为伊斯，而非郭子仪。因为，“公”不可能指称皇帝肃宗，只能是指称“国公”级别的郭子仪。正因之，将朔方节度副使伊斯，称作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的“爪牙”和“朔方军的耳目”方为顺理成章之记。）；
7、“虔事精供，备诸五旬”错译为“灵修侍奉五十天”。应译为“虔敬地精心准备供物，以备圣灵降临节的到来。”（注：基督教的圣灵降临日，被称为五旬节。）；
8、“清节达娑”误译为“虔诚的佛教僧侣”。应译为“节操高洁的景教之士。”（注：“达娑”为波斯人对基督徒的称呼。）
9、“白衣景士，今见其人”误译为“身穿白衣的景教信徒，见如此信德”。应译为“今见到虽非景僧，却是更效景门、广行施舍、救济贫苦、捐资建寺立碑的伊斯大施主。”（注：“景僧”是景教教士、长老、主教、大主教等专职神职人员的通称。“白衣景士”则指非专职神职人士。伊斯时为朝廷三品官员，虽非景教专职神职人员，但却是该碑捐资的大施主，而且还是该碑碑文撰述者、唐都主教兼长老、大唐景教教会总监督、其时中国景教最高领袖景净的父亲。）
10、“愿刻洪碑，以扬休烈”误译为“愿刻碑立传，以纪念弘扬他们（郭子仪、伊斯）的德行。”应译为“愿立大碑，以颂扬其（伊斯）盛美功业”。
以上这些误译错释，有的是单纯的局部误译，有些误译则起到了改变整段碑文本义的误导作用，即：将原本记载颂扬伊斯的内容，误导到了汾阳王郭子仪身上，使郭子仪成了“隨肃宗皇帝旅行，为皇帝内侍、手足、耳目，且乐施善助、布仁施利、更效景门的景教信徒。
遗憾的是，尽管这段碑文的译者“山雨”在译文前附言说：“景教碑文现代中文翻译真是一纸难求。无奈，参照英译文，结合古文，我自己蒙了一篇现代中文译文。贴在这里，请别见笑，比没有好呀。”但是，看到这段改变了碑文原义译文的大多数读者，却不加考析、不存疑义地将这段译者自称“蒙”出的译文，当作新鲜、独特的发现而隨手转载、引用和引证，以致于但凡点击“大秦景教碑译文”，则非此而无它。如此的无网而不是，难免使人将之视为“史据”，而将“郭子仪曾是景教信徒”的误导信以为真。
对于这样一篇载于“世界四大古代名碑”之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记，且事关中国古代“以身许国，独著于史”的“千古一人”汾阳王郭子仪信仰问题的误译错释，必须明其误纠其错，以正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