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清朝总体实力，资源，人口，经济，法统上的优势，单从军事角度来谈谈。

法军军官吉拉尔在《法兰西和中国》中对清军的英勇作战做了详细的描述：“光荣应该属于这些好斗之士，确是应该属于他们！没有害怕，也不出怨言，他们甘愿为了大家的安全而慷慨地洒下自己的鲜血。这种牺牲精神在所有的民族那里都被看作为伟大的、尊贵的和杰出的…… 这样的英雄主义在中国军队里是经常可以看到的；而在欧洲则以误传误，竟认为中国军队是缺乏勇气的，此乃是一大谬误。”并点评说：“八里桥之役，中国军队以少有之勇敢迎头痛击联军。他们的军队是由两万五千名鞑靼兵和为数众多的民团所组成的”，“尽管他们呼喊前进，勇猛和反覆地冲杀，还是一开始就遭到惨败！然而，他们顶住了使他惨遭伤亡的强压火力”，最后，他们“还是宁愿一步不退，勇敢坚持，全体就地阵亡”。[8]
保尔·瓦兰在《徵华记》记载说：“中国人和以勇气镇定著称的鞑靼人在战斗的最后阶段表现得尤为出色……他们中没有一个后退，全都以身殉职”。[9]
德里松伯爵的《翻译官手记》中这样写到：“敌人已经两次被打退，却还没有认输，正准备横下一条心来争夺通道。……中国人现在可不是躲在城墙的后面或由工事掩护着来进行战斗，他们现在已挺身而出。在那里，皇帝的鞑靼禁卫军，帝国军队的精华正聚集在首都的大门口。在桥的正中央，冒着枪林弹雨，他们的一位官长骑着马站在前面；他挥舞着黄旗表示挑战，尽管隆隆的炮声盖过一切，可是他还在高声呼喊着。在这位英勇的官长的周围，桥栏的大理石块四散飞舞，我们的炮弹造成了成批的杀伤。死神一刻也没有歇手，却并没有吓倒这些不灵活，然却勇敢的斗士，他们寸步不退。”[10]
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主张僧格林沁领导的八里桥之战是中国千年传统的骑兵冲击、冷兵器近战与西方经过拿破仑战争和工业革命后以炮兵为核心的火力战之间的两个时代的决战，血肉之躯终归抵挡不住侵略者的新式枪炮。以及主张八里桥之败却对“师夷长技以制夷”有了进一步认识。[11]
学者胡世芸认为僧格林沁在第三次大沽口之役中已经知道冷兵器不能抵抗新式兵器，就不该督率马队与联军决一野战，是他的无知和错误使官兵付出惨重的代价，僧格林沁丧师误国难逃其咎，但与主和派也不可同日而语。[12]

没有干不过湘军的道理，是由于洋人干涉，才导致的实力变化

你在太平天国吧里发这些当然不会有人说之所以太平军输给湘军是军事上的问题啦。

我在想如果陳玉成領著四王西征,能否打進蜀地,跟石達開合流

太平天国早期与清军的交战中，不乏以少胜多的战例，与曾国藩的湘军对阵也胜算极大，原因就在于注重精兵战略，只派精锐老兵出战，而且武器也十分精良。后期战争中，清军将帅屡屡有以少胜多，乃至数千敌数十万的战报上奏清廷，对比前期被太平天国打得丢盔弃甲的战例，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不少人因此推测这些战报多为谎报。事实上，这些战报多数也是真的：杨秀清、韦昌辉在内讧中身亡，石达开出走，主持大局的李秀成、陈玉成等人兵力极窘迫，不得不把没有训练过的士兵悉数派上战场，这才出现了太平军动以十万计，战果反不如从前万余人的局面。

　天京受围多次，城内太平军“见惯不惊，似无恇惧之情”。大概已经处于麻木状态，太平军守军看上去显得还特别“从容镇定”。当是时也，曾国荃一军完全是孤军深入，湘军几支劲旅均在他方：鲍超部受阻于宁国，多隆阿部调往陕西平回，左宗棠一部远处浙江——如果太平军趁曾国荃一军立足未稳时里应外合对其施以痛击，全歼此敌不是什么难事。正在上海、松江前线的李秀成接诏，大吃一惊，立刻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商讨对策。他当时认为，清军在天京准备以逸待劳，会有准备地攻击太平军援军。于是，李秀成等人原本决定准备多运粮草、弹药回天京，高垒固守，待清军日久懈怠疲困后再进行反包围。
　　洪天王闻讯大怒，怒斥李秀成不顾大局，下死命令催逼李秀成回援天京，并表示：“如不遵诏，国法难容！”
　　面对天王杀气腾腾的诏书，李秀成无奈，只得率堂弟侍王李世贤、护王陈坤书等十三个王爷集结，一同往天京回赶。次太平军来势汹汹，号称六十万，实际兵力也有三四十万之多。他们分三路而来，从苏州出发，过溧阳，下溧水，越秣陵关，直杀雨花台，连营数百，层层排排，兵密如豆，枪立如林，与天京城内太平军把湘军夹挤在中间。但是，由于太平军回援速度不够快，围城湘军已经建筑了防御阵地。
　　相比之下，湘军在人数上少得可怜。攻城主力的曾国荃部队只有三万多在雨花台，曾贞干手下只有五千多人守大胜关、江东桥一带，彭玉麟水师不到一万，主要任务在于保护粮道不失。更糟糕的是，疫病流行，由于湘军病死近三分之一兵士，真正在雨花台能战者仅仅数千人而已。　面对太平军如此优势兵力，曾国荃等人只能强撑，拼死一战。
　　10月13日，李秀成指挥大军对湘军展开进攻。曾国荃深知硬拼一行，要求湘军上下严遵深沟高垒的“缩营自保”策略，只在太平军进攻时发炮击杀，不得主动进攻。
　　太平军使用人海战术，一批上去被杀，复派另一批人进攻，皆倒毙于湘军枪炮之下，进攻没有任何结果。
　　情急之下，李秀成派出几千人别动队杀入江心洲，企图断湘军粮道。湘军冒死筑垒，确保了粮道的畅顺。
　　伤亡数万人，打了近十天，见一丝战果皆无，李秀成心焦，集中洋枪洋炮，对雨花台的曾国荃部队展开交战以来最猛烈的攻势。
　　太平军将士人人头顶门板木片，蛇行而进，冒枪林弹雨死冲湘军营垒。刚刚接近，大多人皆丧命枪炮之下。未死的太平军把战友尸体推入濠沟，塞填草束，准备踏尸踩草冲过去。
　　

　曾国荃左腮中弹，一脸鲜血，仍旧骑马在营垒中四下驰骋，指挥湘军，拼死顶住了太平军一轮又一轮的进攻。
　　双方交战正酣之际，太平军又添生力军。侍王李世贤率三万大军自浙江赶至，立刻投入对雨花台湘军的围攻，上施枪炮，下挖地道，迫使曾国荃不得不从西路抽出曾贞干手下四千人来援，全力御太平军的明攻暗掘。
　　11月3日，李秀成、李世贤指挥猛攻，并用火药炸塌湘军两处营墙，排炮排枪箭弩齐发，太平军呐喊进攻。
　　眼见数千太平军已经杀入营垒，湘军上下急红了眼，深知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没有一个扭头逃跑，而是全体呐喊迎上。双方皆杀红眼，来来回回数次争夺。
　　最终，太平军势竭，湘军成功守住了大营和营垒。
　　李秀成郁闷至极，想派人掘开江堤淹隔湘军粮道。曾国荃、彭玉麟早有准备，水陆配合，在双闸等要地设防，阻了太平军掘堤的企图。
　　而后，李秀成使出地道战、炸药战、轮番进攻战，均不果。
　　大战46天后，李秀成只能在11月26日下令撤围，他本人率军自南门入天京。
　　雨花台上，仍旧高高飘扬着清军的旗帜。

细究此次雨花台大战，太平军无论在人数、兵器、地势等方面，均占绝对优势，湘军苦苦地被动死守而已。王闿运其实分析得最为得当：“（太平军）罕搏战，率恃炮声相震骇。盖寇（太平军）将骄佚，亦自重其死，乌合大众，不知选将，比于初起时衰矣！”（《湘军水陆战纪》）
　　打仗打的就是精气神，昔日太平军数千可敌数万，如今数十万不能破数万，完全是将骄兵疲，惜命爱财，所以才在雨花台大战中大军失利。
　　李秀成雨花台之败，与陈玉成之败差不多，败就败在“急于求成”四个字。如他以优势兵力稳扎稳打，先断湘军粮道，一步一步清理外围战场，稳固推进，最后以优势兵力人海战术死攻曾国荃，湘军不败也难。可惜他太过于急切，鲁莽用兵，上来就以人肉塞绞肉机，在湘军各垒前死人无数，士气终疲，最后才想到断敌粮道，可惜为时已晚。因此，天京之围不解，他早早回返苏南的愿望也落空。
　　此外，李秀成等人在苏浙一带所统的这数十万大军，从战斗力方面讲远远不如从前，大多数士兵从未真刀真枪打过硬仗和恶仗。过去几年，这些军队常常靠“避实就虚”取胜，真正遇见湘军这种不要命的对手，数个回合打下来，除少数太平军骨干分子仍旧敢战以外，其余乌合大众，即使手里有洋枪洋炮，但殊死拼战的斗志根本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