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中的记录可以清除，但民间曾经实际存在，尤其是已经沉没在地下的文物，却不可能消失无踪。
这方面的资料并不少。
76年初在天山阿拉沟峡谷发掘过一批战国时期古冢，就曾出土过具有战国时段楚文化风格的刺绣、绫文罗、山字纹青铜镜和多件漆器；
在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墓中，出土过具有秦式风格的茧形陶壶；
在阿勒泰山南麓克尔木齐古墓中，出土过具有先秦风格的素面圆形小铜镜……
这些还只是在新疆考古中接触过的先秦文物，较之仍然沉落在地下的先秦历史碎片，逻辑推论自然只能是少之又少、难成比例的。
新疆以远，在俄罗斯属阿勒泰山北麓的巴泽雷克古冢中，也曾经出土过与天山阿拉沟古冢风格相类的文物
这早已是研究欧亚文明史的历史学界熟知的存在。
只是巴泽雷克文物时代较阿拉沟要早，它们是与公元前5世纪的古代伊朗文物共存于一墓之中的。
凡此种种，可以透见：秦王朝的先祖，僻处袓国西部的秦王国，其经济文化影响力曾远及西部世界，是一个可以肯定的历史事实。
张骞“凿空”，是2000多年前西汉王朝政府向世界的宣示：
备历艰辛的张骞，完成了汉王朝政府联系中亚西部世界城邦、王国的使命，西汉王朝已成功开始了与西部世界的交往，揭开了历史的新页
但同样可以肯定，早在西汉以前，在秦朝、秦王国时段，秦与西部世界的交往，已是现实的存在。

作为西部边疆，自公元前59年进入政治版图，迄今已经2177个春秋。
自2100多年前太史公司马迁以如椽大笔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写下这片土地，历代王朝史家，在国史著作中都会专设《西域传》，述说西部边疆的相关史实。
在考古人手铲下现身的文物碎片，不仅可以与文字记录互证、互补，尤其可以多见正史少见著录的普通社会人民的生活情状，触摸到他们的欢乐与忧伤，无一不见证着祖先筚路蓝缕、开拓建设这片土地的历史。

　人们习惯了从文字中寻觅、发现、认识历史。
这其实是存在局限的，任何文字作品，都凝结着作者的记忆、观察、分析，以及他的理想、追求，而偶然进入地下又偶然重现在人间的考古遗存、文物碎片，它们零散、无序，不以彰显自身为目的，才是古代社会生活中存在过的细节。
古西域地区，古文献记录是相对较少的。
因此，考古文物在认识、揭示人类历史进程的细节时，具有更加不同一般的价值。
在新疆拜城县北境，天山博者克拉格沟口西侧岩壁，还依稀可见东汉时期一方摩崖刻石。
汉隶书就的刻石，保留了时在龟兹任左将军的刘平国于东汉永寿四年（公元158年）率领“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程阿羌”等六人，在沟口建“东乌垒关城”的史迹。
龟兹（今库车地区）北向天山，穿越天山峡谷，通达伊犁河流域的乌孙，是汉代通向乌孙的重要通道。
刘平国率孟伯山等六人于当年“七月二十六日发家，八月一日始斫山石，作孔，至廿日”，建成关亭，于是刻石纪念，为今人保留下了很罕见的历史细节。
　文字极简，但信息丰富。汉武帝刘彻开拓西域，西汉王朝在新疆设立“西域都护”，号令西域大地。
至东汉永寿四年，新疆进入祖国政治版图已有217个年头。
但居住在今库车境内的孟伯山、程阿羌等，包括基层官员刘平国，竟然还十分传统地称自己为“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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