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8期，第71—80页。感谢张学锋先生授权发布。引用请查阅原文。
“中国中古的都市”专辑组稿：戴卫红 徐畅

专辑
中国中古的都市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南京城市建设的大规模展开，沉睡于地下一千四百余年的六朝建康城遗址逐渐露出了真容。完整的考古资料虽然尚未公布，但媒体及发掘人员的近著中已披露了部分资料，笔者也多次受邀参访发掘现场，获得了许多直观的认知。这些资料虽是冰山一角，但其对建康城复原研究工作的价值已经充分显示了出来。为便于考古资料全面公布后建康城遗址的全面展开，笔者曾撰《六朝建康城的发掘与复原新思路》[1]，对20世纪以来建康城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初步梳理，肯定其成果，指出问题之所在，并提出了建康城复原的新思路。
拙稿发表后，中外学术界均给予了较大的关注，以建康城为题，曾先后受邀于国立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奈良女子大学、“六朝建康都城学术研讨会”、东京大学、山口大学等学术机构及学术会议进行宣讲。经过多次增订的论稿，由小尾孝夫译成日文，以《建康城の研究——発掘と復原》为题，载《山形大学歴史・地理・人類学論集》第13号[2]，后又被收进由新宫学主编的《近世東アジア比較都市史の諸相》中[3]，获得了东亚古代都城研究界的普遍认可。以上诸文（以下简称“旧稿”）的重点在于学术史的整理和对东晋南朝建康城的基本问题展开思考，本文想在旧稿基本观点的基础上，重点对建康城对孙吴建业城的改造，以及杨吴、南唐宫城对建康城的再利用问题略述管见，以求方家指正。
一、旧稿提示的基本观点及新证
旧稿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近代以来的研究进行网罗式的收集，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其展开了评述。指出以1993年郭湖生《六朝建康》一文为契机，建康城的研究可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各项研究，基本上都没有突破20世纪30年代朱偰《金陵古迹图考》的框架，将建康宫城设定在今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一带。朱偰在建康城研究上取得的先驱性成果功不可没，但是他过度相信后世的南京地方文献及传说，没有从六朝隋唐文献出发来严密论证有关问题，从而忽视了历史研究中史料学的基本原则。朱偰以后的半个世纪，研究者们依然没有从史料学的基本原则出发，更多的是继承前说，略作修改而已。
1993年郭湖生的《六朝建康》基于对六朝隋唐史料的考辨，第一次将建康宫城的位置设定在今大行宫民国总统府一带，这在建康城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风向为之一变，各种论著几乎都将建康宫城的位置放到了大行宫一带。然而，由于文献史料的断片零碎，加之鲜有考古发掘资料的验证，研究依然存在着各种问题。如将都城、宫城想当然地设定为正方形，忽视限定建康城空间范围的东、西、北三面青溪、运渎和潮沟的实际位置，过分相信早年关于南京古水道的钻探资料，等等，因此，虽然大家都将建康宫城设定在大行宫一带，但复原出来的建康城图却大相径庭。
不过，发表于1998年的外村中《六朝建康都城宫城考》，基于文献史料的考辨，独辟蹊径，绘制了“六朝建康都城宫城复原图”，将建康城复原成了中轴线北偏东、南北长东西窄的狭长形都城，从结论上来说，是最接近建康城原貌的形状。[4]笔者2005年考虑建康城的问题时，并未读到外村中的论文，撰文过程中，偶然从爱宕元、富谷至主编的《中国の歴史》上看到了对外村中复原图的转引[5]，随即拜读原文[6]，发现自己的思路和复原出来的建康城形状与其大致相同。
第二，结合文献记载和发掘资料，对东晋成帝咸康年间规划建设的建康城空间范围进行了复原。首先，通过文献资料确定建康城四界的自然因素，即“东皆不出青溪”，宫城正门大司马门南二里为都城正门宣阳门，宣阳门南五里为朱雀门，西为运渎，北以潮沟为宫城“城北堑”，明确四界的今地，将周回“二十里一十九步”的都城和“周八里”的宫城安排到这个空间范围内。同时依据今大行宫地区新浦新世纪大厦、南京图书馆新馆等工地发现的遗迹现象，基于天阙山、南郊、北郊等与礼制建筑相关的文献记载，确定大行宫各工地发现的北偏东24.6度的砖铺道路正是建康城的中轴线。在以上考证的基础上，笔者以2006年南京市城市交通图为底图，绘制了初步的复原示意图。这次，在增补部分新资料、完善旧说的基础上，以东晋成帝初创时的规制为本，在准确的南京地理信息底图上，对建康城的规制再次进行了复原示意（参见下图）。
【原插图在一楼镇贴
如图所示，东晋初创时期的建康城，南以牛首山为天阙，背倚覆舟山，形成了都城的中轴线，北偏东24.6度。都城正南的象征性建筑朱雀门，位于今中华路镇淮桥稍北；往北五里为都城正门宣阳门，位于今太平南路与马府街交界处偏西；自此往北二里为宫城正门大司马门，位于今太平南路与文昌巷交界处偏东，游府西街、文昌巷一线基本上是宫城南墙；宫城北墙在今珠江路南侧潮沟遗迹以南。都城、宫城的东西墙则按文献记载的里数减去南北长度得出。
如此一来，出现了一个意外的现象，若要将宣阳门之后二十里一十九步的都城妥当地安排到青溪和运渎之间的狭长空间中去，那么，潮沟以北的广大空间就必须包含在都城范围内。其实，这与孙吴郗俭所开潮沟“在苑城后，晋修苑城为建康宫，即城北堑也”的文献记载是一致的[7]。孙吴苑城和东晋南朝建康宫城均已潮沟为北界，今珠江路南侧的河道基本上就是潮沟遗迹。《建康实录》（以下简称《实录》）作者许嵩生活的八世纪前中期，潮沟的东段已经基本湮塞[8]，杨吴南唐修筑金陵城时，重新疏通潮沟，部分改变了东段河道的流向，将之作为都城金陵的北城濠，今遗迹尚存。潮沟以北（即宫城以北）的空间范围内，据文献记载先后有山简墓、药圃、华林园甚至北郊坛、权贵宅邸、市场等设施，但文献记载本身相互舛驳，且时代不明确。笔者认为，东晋成帝时期重新规划建康城后，潮沟以北的这个宽广的空间被包进了都城范围内，作为皇家苑囿——华林园，对其它设施便具有了排他性。而这样的结构，也正是中世纪都城的重要特征。
迄今为止，至少已经有9处发掘资料可以证明本文所示复原图的可信性，它们分别是：新浦新世纪广场（砖铺道路、侧沟等）、南京图书馆（砖铺道路、侧沟、殿基、墙基、水井、水道、木桥等）、警察博物馆（砖铺道路、侧沟）、江苏美术馆工地（砖铺道路）、旧汉府街长途汽车站（城墙夯土及城濠）、利济巷西侧（城墙夯土及城濠）、游府西街小学工地（城墙夯土遗迹及砖砌地下给排水系统）、长江后街南侧（大型夯土台基）、南京第六中学（城墙夯土遗迹）。其中，旧汉府街长途汽车站北偏东约25度的夯土城墙及城濠，据笔者提示的复原示意图应是建康都城东墙及城濠的偏北部遗址，即将对外开放的南京六朝博物馆即依托该遗址建成；利济巷西侧工地发现的夯土城墙及城濠，应为宫城东墙及城濠偏南部遗址，与旧汉府街长途汽车站发现的夯土墙和城濠之间的空间则是东晋晚期及南朝时期的东宫所在；游府西街小学发现的部分东西向夯土遗址，则为宫城南墙的偏西部分；而2011年5、6月间在南京第六中学（秦淮区白下路193号）建设工地发现的夯土城墙遗址，据原南京市博物馆研究员王志高（现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文博系教授）在韩国瓦学会第八届定期学术大会上发表的《六朝建康城遗址出土陶瓦的观察与研究》，应为南朝萧齐以后建康都城南墙的偏东部分[9]。以上四个地点，分别与笔者复原的都城东墙线、宫城东墙线、宫城南墙线及都城南墙线基本重叠，成为笔者所示复原图可信性的确证。
尽管如此，建康城10余年的发掘资料尚未正式发表，以上的复原研究是在不完整的资料基础上展开的，为了验证以上工作的可信性，也为了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期待发掘资料的早日面世。
第三，从广阔的历史视野，对建康城布局特征展开了初步的探讨。对历来受到重视的因蒋少游出使南齐，模写建康宫掖，从而认为北魏洛阳城的城市宫庙布局模仿了建康宫城兴建而成的观点进行了辩证，指出建康城与北魏洛阳城内城之间的相似性，并不是谁模仿谁的问题，而是中国中世纪都城所具有的共性[10]。关于这一点，下文拟再次展开讨论。

二、孙吴建业城：古代都城的终焉
历来讨论六朝建康城时，虽然认识到了孙吴太初宫、昭明宫等不同宫殿的存在，但在都城的空间问题上，却几乎都将孙吴建业城和东晋成帝咸和年间重新规划建设的建康城视为前后相续的城池，这源于《实录》作者许嵩的叙述及其对《舆地志》等古文献中都城“二十里一十九步”[11]的引用。
《实录》卷二《太祖下》黄龙元年（229）条载：“秋九月，帝迁都于建业。冬十月至自武昌，城建业太初宫居之。宫即长沙桓王故府也，因以不改……初，吴以建康宫地为苑，其建业都城周二十一里十九步。”[12]《实录》卷七《显宗成皇帝》咸和五年（330）条载：“九月，作新宫，始缮苑城，修六门。案，苑城，即建康宫城。六门。案，《地舆志》（或《舆地志》之误）：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本吴旧址，晋江左所作，但有宣阳门。至成帝作新宫，始修城开陵阳等五门，与宣阳为六。今谓六门也。”[13]许嵩所谓“其建业都城周二十一里十九步”成为孙吴时期已经存在“周二十里一十九步”都城的依据。然而，据南朝史料《舆地志》的说法，“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本吴旧址”，很明显这句话中的主语是“东晋都城”，而东晋都城只是利用了孙吴都城的“旧址”，看不出孙吴已有“周二十里一十九步”都城的意思来。其实，从覆舟山南与潮沟之间东晋前期还存在山简墓、药圃、北郊坛等现象来看，这一区域在成帝咸和年间规划新都之前，还不在都城范围之中。
在黄龙元年（229）九月孙权决定迁都建业之前，这里的居民大多沿秦淮水而居，尤其是秦淮水南岸的大小长干，更是人烟稠密的区域。黄龙元年十月孙权自武昌到达建业，最初利用的只是长沙桓王孙策的旧将军府，一个远离居民区的军营。此后，孙氏政权在秦淮水北六七里的空旷的土地上前后建设了多座宫殿和苑囿。黄龙元年十月，“城建业太初宫居之”；“吴苑城，城内有仓，名曰苑仓”[14]；赤乌十年春“适南宫。案，《舆地志》：南宫，太子宫也……吴时太子宫在南，故号南宫。”[15]后主孙皓宝鼎“二年夏六月，起新宫于太初之东，制度尤广。二千石已下皆入山督摄伐木……又开城北渠，引后湖水激流入宫内，巡绕堂殿，穷极伎巧，功费万倍”。[16]新宫又称昭明宫。加之太初宫西的太子西园（西池）、冶城、石头城等，孙吴时期的建业是由多所不同性质的宫殿城垒构成的。虽然《实录》中也述及了孙吴时期由苑城南门经宣阳门至朱雀门的这条都城轴线，但因是后代文献，恐与“都城周二十一里十九步”一样，并不确切。《世说新语·言语篇》保留着这样一则故事：“宣武移镇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谓王东亭曰：‘丞相初营建康，无所因承，而制置纡曲，方此为劣。’东亭曰：‘此丞相乃所以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国。若使阡陌条畅，则一览而尽；故纡余委曲，若不可测。’”[17]这则故事曾为研究者所用，被认为是东晋南朝建康城形制不规整且御道纡曲的证据。[18]然而我们或许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这则故事。东晋在苏峻之乱后重新规划建设建康城时，丞相王导虽然还在，具体负责建康城建设的也是琅邪王氏的王彬，但咸康五年（339）王导死去时，都城建设尚未完成，因此，王导时代的建康城基本上是孙吴建业城的规制，“制置纡曲”、“纡余委曲”的形制正是孙吴多宫制的体现。王导之孙王东亭“若不可测”的说辞很明显是为自己的祖先诡辩。当然，即使东晋重新规划建设了新都，孙吴以来的宫殿建筑恐亦很难一下子全部消除，新都未能像中原这样“街衢平直”、“阡陌条畅”也在想象之中，这同样是孙吴建业多宫制的痕迹。因此，太初宫、苑城、昭明宫、太子西园、太子南宫这几处宫苑之间并不存在着明确的中轴线迹象，孙吴建业的都城建设应该还是对两汉“多宫制”的继承。
中国古代的都城，可以从两个不同的层面来思考，一是《考工记·匠人营国》体现出来的王城观念，一是秦汉统一帝国形成后呈现出来的具体形制。
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后的《考工记》，是一部纪录和总结中国先秦时期手工业技术发展的文献，其中谈到了王城的营建问题：“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19]即理想中的君王之都，方九里，每边三门，每门三个门道，城中形成南北向和东西向的道路各九条，左边设置宗庙，右边设置社稷坛，朝廷在前，市场在后。《考工记》中所说的形制不排除有某些理想的因素，但作为一种营造都城的技术总结，应该有比较现实的一面。事实上，根据文献复原的战国时期鲁国都城、燕国都城、宋国都城等，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考工记》的理想相符。[20]从依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复原的西汉都城长安图中也可以看出，都城虽然受到渭河及其支流皂河流向的影响而没有形成规则的方形，但在“旁三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些基本要素上与《考工记》依然是一致的。
秦汉帝国形成以后，秦的都城形制目前还不是非常清晰，但西汉长安城的平面布局已基本得以复原。汉长安城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城内的大部分空间被名称各异的宫殿所占据，不同功能的宫殿、武库、市场等设施分布于都城的不同部位，宫殿没有像魏晋以后那样集中在一个宫城之中，这是典型的多宫制都城。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加之考古工作尚未充分，先秦周天子的王都和各诸侯国的都城采用的是否是多宫制，这一点目前还没有形成明确的结论，但推测多宫制的可能性非常大。秦统一后，计划在原咸阳宫外另建阿房宫，其实这也是多宫制的思路。东汉洛阳城中，能够确认的独立宫殿区至少也有南宫、北宫和永安宫，这种形制无疑属于多宫制。因此可以说《考工记·匠人营国》所体现出来的王城理念及秦汉都城的现实，是中国古代都城的典型。
促使我们将古代都城设定为多宫制的理由，除了先秦秦汉都城的现实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中国古代社会这一大的历史背景。因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展开详述，有关历史背景方面的内容，请参见宫崎市定有关中国古代的社会性质及聚落形态的各种论述。[21]简言之，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夏商周时期的都市国家（polis，又译成城邦国家）性质，对古代各国都城的多宫制形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建于3世纪30年代以后的孙吴建业城，缺少明确的城市中轴线，太初宫、昭明宫、南宫、太子西园等的宫殿各自筑城，分布在城市的不同区域，这种形制明显具有古代都城的特点。而稍早于孙吴建业的曹魏邺城，已经开启了中世纪都城的新风，并对此后数百年间中国和东亚的都城规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孙吴都城建业其实是中国古代都城的最后一例。正像魏汉吴三国中孙吴在制度上、观念上、学问上更多地继承了汉朝正统一样，其都城建设，同样也选择了对汉代传统的继承，而同时的曹魏王朝，已经迎来了中世纪的时代。

一篇文史资料，想留这保存慢慢读的。给个系统这个违规那个违规，搞得七零八落！
唉！等恢复了再慢慢看吧。

终于恢复全了！
我觉得最有参考价值的是那个附录。

附录中最抢眼的史籍应该是唐许嵩的《建康实录》，“国学大师”网有电子版，首页-四库全书-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