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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为国歌做的那些事
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自1935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诞生以来，就在人民中广为流传，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周恩来在次日主持的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感到制定一首新中国的国歌已迫在眉睫，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新政协筹备会议第六小组，组长马叙伦，副组长是叶剑英（首任北平市长）。
　　由叶剑英、郭沫若等人起草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经毛泽东、周恩来修改审批，7月10日送新政协常委会批准后，7月15日至26日在《人民日报》、《天津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上连续刊登了8天，国内各地的报纸、香港以及海外华侨的报纸都纷纷转载。到8月20日，共收到国歌歌词632件，国歌词谱694首。
　　在此期间，叶剑英主持召开关于国歌的会议，经过慎重讨论审核，认为国歌征集稿件虽然很多，可都不理想，而短时间内要创作出理想的国歌词、谱又很困难。但新生的共和国在宣告成立时，如果没有确定一首体现本国尊严的国歌，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适应时代要求。这时，曾留学法国、对《马赛曲》有深刻印象的画家徐悲鸿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怎么样？”语惊四座，顷刻得到许多政协委员的赞同。
　　1949年9月2日，政协筹备组第六小组就制定国歌问题再次举行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出席会议，聆听代表们的意见，张奚若、郭沫若、刘良模、梁思成等都同意徐悲鸿的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叶剑英在这次会议上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自1935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诞生以来，就在人民中广为流传，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马来西亚华侨抗日游击队将一句歌词改为“马来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遂成《马来亚义勇军进行曲》；反法西斯同盟国各广播电台，尤其是民间广播电台，都将《义勇军进行曲》视为中国国歌，甚至不知道孙中山作词的中国国民党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已被国民政府定为中华民国国歌。
　　叶剑英又介绍了郭沫若近期出访的经历：1949年夏，中国代表团应邀到捷克的首都布拉格，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到达住地之后，才得到按照大会的有关规定，各国代表团进入会场时须唱本国国歌。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中国代表团自然无国歌可唱。于是，郭沫若团长就把全团代表召集起来商议，到底唱一支什么歌入场为好？有人提出来唱《义勇军进行曲》代替国歌，又有人认为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新中国成立在望，怎么能再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呢？当时，两种意见相持不下。郭沫若团长听了大家的意见后，急中生智，他当场把《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修改了两句，改成“中华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每一个乡村城市发出了解放的吼声”。这样，就成了两方都能接受的歌词。于是，《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在一个国际性大会上起到了国歌的作用。与会代表听了叶剑英发言，受到了深刻的启示。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文革”期间，禁唱用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但在外交场合仍演奏《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粉碎“四人帮”后，有些人以“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为理由，提议重写国歌歌词。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新的国歌。
　　通过国歌新歌词时，叶剑英意味深长地说了一段话：“本人曾参与新中国制定国歌的具体工作，那是难忘的事情。《义勇军进行曲》是几十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毛泽东当时曾说：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建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与苏联人民曾长期以《国际歌》为国歌，法国人民今天仍以《马赛曲》为国歌的作用是一样的。”与会代表听了叶剑英的发言，若有所思。
　　1982年夏天，叶剑英在北戴河开会。面对苍茫的大海，叶剑英对记者们说：“1926年7月2日，广东省教育厅通过《推行国歌案》，决定在新国歌未颁发前，以《国民革命歌》代国歌，歌词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一位工作人员所作，经集体润色。曲调改编于一首法国儿歌《两只老虎》，歌词为：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进，齐奋进！”后来，叶剑英又登上鹰角亭，深沉地对记者们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为新国家制定国歌，最早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决定以法国人欧仁·鲍狄埃作词、比尔‘狄盖特作曲的《国际歌》作为国歌……国歌是代表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歌曲，有许多同志认为，新歌词平仄、音韵都不如原歌词，有拼凑的感觉。”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由叶剑英委员长主持开幕，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摘自《检察风云》顾育豹／文
　　文章来源：《老年文汇报》

叶剑英与共和国国歌的制定
一
1949年北平解放后，叶剑英为中共中央派出的首任北平市长。
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突破长江天险，迅速解放了南京、上海等城市。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6月15日在北平隆重开幕。周恩来在次日主持的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感到制定一首新中国国歌已迫在眉睫，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新政协筹备会议第六小组。
第六小组的任务，是负责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方案。组长为马叙伦，副组长是叶剑英（不久增加沈雁冰主持日常工作），组员有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陈嘉庚、欧阳予倩、廖承志共16人。由彭光涵担任小组秘书兼任会议记录。
7月4日，叶剑英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了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推选郭沫若、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五人组成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郭沫若为召集人。
由叶剑英、郭沫若等人起草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经毛泽东、周恩来修改审批，7月10日送新政协常委会批准后，7月15日至26日在《人民日报》、《天津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上连续刊登了8天，国内各地的报纸、香港以及海外华侨的报纸都纷纷转载。
8月5日，叶剑英主持召开第六小组第二次会议决定，聘请马思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四位音乐专业人士为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顾问。
征集启事刊出后，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投稿者来自工、农、商、学、兵各阶层以及学者、艺术家、高级干部；地域包括解放区（以北平、上海与东北地区为多），尚待解放的地区，以及海外。到8月20日为止，共收到国歌歌词632件，国歌词谱694首。
为此，第六小组专门在北京饭店的413房间设置了选阅室，分类陈列各地寄来的应征稿件。小组成员和专家差不多天天来进行审阅和评选。期间，叶剑英主持召开第六小组关于国歌的会议，经过慎重讨论审核，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虽然很多，可是都感到不理想，而短时间内要创作出理想的国歌词、谱是很困难的。而新生的共和国在宣告成立时，如果没有确定一个体现本国尊严的国歌，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适应时代要求。
这时，曾留学法国、对《马赛曲》有深刻印象的画家徐悲鸿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怎么样？”语惊四座，倾刻得到许多政协委员的赞同。
1934年，革命戏剧家田汉愤于民族的危难，创作了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由于叛徒的出卖，他于被捕前仓促将剧本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写在一张包装香烟的锡纸衬底上，托人转交共产党人音乐家聂耳谱曲。
那张香烟纸曾被茶水濡湿，字迹模糊不清。聂耳仔细辨认后，以火一般的激情投入创作。前奏曲以嘹亮的进军号开始，引出高亢激越的呐喊；中间反复唱出叠句：“起来！起来！起来！”把音调推向高潮；结尾原为“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前进，前进！”聂耳将“飞机大炮”改为“炮火”，并在末尾又加了一个“进”字，表现出一往无前的气势和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1935年4月，为躲避敌人追捕，聂耳东渡日本，不久就把定稿的歌谱寄回祖国，由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录制这首歌曲。
《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影片《风云儿女》的主人公、诗人辛白华写的长诗《万里长城》的最后一节，在影片开头和结尾处演唱。歌曲以雄壮的旋律，坚定的行进节奏，塑造出万众一心、抗日救国的英雄形象，反映出当时中国人民为争取自由解放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坚强意志和必胜信念。于是，影片上映后，伴随着全国救亡运动的热潮，《义勇军进行曲》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1949年9月2日，政协筹备组第六小组就制定国歌问题再次举行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出席会议，聆听代表们的意见，张奚若、郭沫若、刘良模、梁思成等都同意徐悲鸿的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叶剑英在会议上说，1938年，我在武汉曾接见过国际援华抗日医疗队全体成员，柯棣华是最年轻的医生。柯棣华医生在欢迎大会上唱过《义勇军进行曲》和《马赛曲》，令人激昂！《义勇军进行曲》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自1935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诞生以来，在人民中广为流传，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马来西亚华侨抗日游击队将一句歌词改为“马来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遂成《马来亚义勇军进行曲》；反法西斯同盟国各广播电台，尤其是民间广播电台，都将《义勇军进行曲》视为中国国歌，甚至不知道孙中山作词的中国国民党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已被国民政府定为中华民国国歌。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由叶剑英委员长主持开幕。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撤销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定。”终于使这首失落17年之久的歌词，重新回到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