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挣钱养家，苦拼苦干
联曰：
四面八方，何处找寻富裕路；
千谋万算，到头终是贫穷人。
四合街的居民绝大部分是“下力的”，拉洋车的最多。大都是挣两个钱儿，凑合着全家人吃一顿饭，下一顿再想别的办法。用“朝不保夕”这句话形容当时贫民的生活是再贴切不过了。我父亲在失业期间就曾用木轮推车为美孚洋行和亚细亚商行运送过煤油、汽油，在废弃的铁道路基上摆过象棋残局，出租过“小人书”，在小马路上或十王殿附近打过锅饼，烙过油饼，还在别人的指导下，独创过一种油酥饼，工艺简单，成本低廉，香酥可口，松软爽心，那些拉洋车，下苦力的叔叔大爷们，无钱买菜买汤，只要买一块我父亲烙的油酥饼，倒碗免费的白开水，路边一坐，花钱不多，就能饱餐一顿，美餐一回。一时间招来了不少穷顾客，老弟兄，父亲的面食摊前，经常“人来车往”，热闹非凡。
父亲也拉过洋车。
在旧社会的大城市里，“拉洋车的”就是末等贫民的同义语，洋车夫就是典型的苦力。父亲拉洋车的时间不算太多，但是他曾告诉我，他拉洋车的时候，从不过多地计较价钱，别人嫌远嫌累的活他都揽过来，“不叫洋车闲着”，有一年春节，除夕夜下了一场大雪，多数车夫都在家里围着火炉过年团圆，父亲却在初一绝早拉着洋车上了街。因为这时候急着走访拜年的公子哥们、太太小姐，最舍得掏钱。
写到此处，我不禁潸然泪下，眼前仿佛出现了一组长长的影视镜头，随着哀婉凄楚的音乐，在切换，在重叠，在慢放，在定格。那镜头分明映现着：在楼房林立的马路上，父亲正用冻僵的双手，紧紧地攥着车杆，踏着积雪泥泞，一步步艰难地跋涉。走过繁华的闹市，穿过狭窄的街巷，把一位位衣着锦锻的红男绿女送到张灯结彩的公馆府第，自己却躲在阴冷的墙脚处啃着从怀里掏出来的窝窝头。直到天黑以后，才拖着疲惫的双腿，捏着几个冰冷的铜板回到家中......
听父亲说：日本人在济南五次推行灭绝人性的“强化治安”运动，老百姓就业无路，取借无门，树头野菜都被吃光。到我两周岁即一九四三年的时候，也就是老辈人经常念叨的“民国三十二年”，全国出现大饥荒，到处饿死人。我们家人口多，祖母年迈，婶母孀居，只靠父亲和尚未成年的大哥、二哥挣钱，其艰难困苦的状况已经到了无法言说的地步。
四合街的北边是茂新街，也是一条不宽不直的小街，之所以叫茂新街，是因为街东头路北有一家颇具规模的茂新面粉厂的缘故。这家面粉厂是江苏无锡荣氏家族的私营企业，就是前些年当过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先生的上辈人开办的。济南茂新面粉厂筹建于1919年，1920年5月正式投入生产。父亲是第一批进厂的个人，那一年，父亲已经二十八岁了。因为父亲小时候上过二年私塾，又喜欢读书，谈吐自然有所表露，所以进厂后没有到车间干活，而是在经理办公室里当“茶房”，就是勤杂人员，主要工作是提茶倒水，打扫卫生，传递信函，迎送客人。应该是介于蓝领与黑领之间的一个阶层。因为父亲的毛笔字写得好，还负责刻写蜡纸，油印文件。这个差事虽然不下苦力，不流臭汗，但仍是侍候人的下等人。日常工作中，对厂方的每一位“先生”及外来洽谈业务的客人，都必须毕恭毕敬，说话做事都要讲究礼貌，文质彬彬，时时处处谨慎小心，唯命是从。虽然薪水微薄，待遇低下，衣着穿戴必须整洁入时，不能露出贫穷寒酸的样子。
有一次，上海电影业者到济南拍摄纪录片，片名叫《济南大全》，主要内容是济南的名胜古迹、工矿企业。拍到茂新面粉厂的时候，父亲参与了接待工作，并扮演了一个为装卸车辆的工人发放签牌的角色。可能是父亲善于交际的缘故，摄影师为了表示亲近，曾给了父亲一组长长的特写镜头。
大约在1932年前后，此时国内环境相对安定，厂子的生产经营一度比较火爆，父亲的收入也有所提高，家庭生活自然有所好转。大约在1935年冬天，四姐和我尚未出生，父亲曾带着当时的全家人到大观园皇明照相馆照过三张像，一张是祖母的单身坐姿照，那时祖母已七十多岁，穿一件新做的羊皮大袄，戴一顶镶有绿宝石的青色栽绒帽，雍容华贵，和蔼慈祥；另一张是当时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全家福，父母端坐中间，后面依次是二姐、大姐、大哥、二哥，三姐尚在孩提时代，坐在父母膝前，既小巧玲珑，又活泼天真；再一张是父亲与大哥、二哥的合影。从照片上看，父亲曾是身宽体胖，雄壮威武，浓眉大眼，四方面皮，器宇轩昂，庄重稳妥的形象。大哥二哥都穿着大褂，留着当年流行的分头、板寸，非常英俊、神气。
这三张照片原本放在大哥处，我每次去的时候，大哥都要请出来，与我一同瞻看，每次都感到格外亲切。可惜在“文革”初期“破四旧”的时候，被红卫兵抄走了。
在创作本文的过程中，从网络上发现了一本济南粮食加工厂厂志编写组撰写的《济南茂新面粉厂简介》，立刻通过邮政快递买来了一本，经反复展读，对济南茂新面粉厂有了比较完整的了解。当时，荣氏制粉业在江苏、上海一带已经颇有名气，创始人荣敬宗（荣毅仁的父亲）来山东考察小麦产销情况，认识了济南恒聚成粮栈经理苗杏村，于是结成了合作伙伴，并且决定在济南建厂。在苗杏村等人的协助下，仅半年多时间，即建成投产。开头几年，生产经营比较稳定，年产量六十万、七十万、八十万包（袋，每袋四十四斤）时有职工124人，其中职员28人，工人96人，我父亲当属职员之列。
但是，当时正值民国初建，百废待举，民族工商业在艰难困苦中挣扎。很快又是军阀割据，战火纷飞，该厂志记载，1927年曾被军阀张宗昌的军队强取面粉五万余包，蒙受损失十二万元之多，“资金无以周转，随即停机”，直到两年后，才由总公司拨付资金，得以继续生产。另外内外人员，串通勾结，营私舞弊，也使厂子的生产经营很难正常运行。据父亲说，有一次一个供货商拉来了十几马车小麦，卸车的时候，有一个麻袋破裂，中间漏出来的全是黄土，厂方收货人员厉声质问，那供货商二话没说，照着马车夫“哐，哐”两个耳光，命令车夫们“拉回去！统统拉回去！”。然而，过了半个多月，供货商在济南最好的饭店请了满满两桌子客人（当然没有厂长和我父亲的份儿）。没过几天，那些小麦就原封不动地倒进了车间的进料口里。
就这样厂子在“内忧外患”中匍匐前进，艰难爬行。
到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济南沦陷之前，厂子就彻底破产倒闭了。连同破产后的留守时间，父亲在里边先后呆了二十年。
正因为常年生活拮据，大哥、二哥都未能正常上学，断断续续地读完小学，正当十二、三岁的时候，就进厂当了童工，大哥进了茂新面粉厂，二哥进了仁丰纱厂。
为此，我也写了一首诗：
父 兄 苦
年少毅然做栋梁，家庭重担勇承当。
教调子女凭真意，侍奉慈亲捧热肠。
立地顶天男子汉，为人处世丈夫帮。
家贫不忘勤劳作，世乱全凭志气刚。
值得庆幸的是，我是父母的“老生儿子”，正在襁褓之中，上有祖母娇养，中有父母呵护，旁有婶妈哺育，下有哥哥姐姐们照看，饥荒似乎与我无关，倒也长得白白胖胖，滚瓜溜圆。曾有一位街坊大爷看到我胯子上长的一粒黑痣，恭维我父亲说：“这孩子有福气，长大后拉不了洋车。”这话让这位大爷不幸言中了——等我长大后，洋车早已进了历史博物馆。
不过，我也确实遭受过“大灾大难”。前面说过，旧社会城市贫民区的住户，多在自家住房门外置一个小锅头做饭，我们家也不例外。在我三岁那年夏天，有一回做中午饭的时候，我光着屁股在门闸板上“骑大马”，祖母端一瓢开水准备到屋里烫面子捏窝窝头，走到门口的时候，我不知为何来了个“突然站立”，一瓢热水顺着前胸浇了下来。当时如何疼痛、哭闹，祖母如何心疼、悔恨，全家人如何惊慌失措，早已不得而知了。只记得有一回父亲抱着我到一个地方换药。后来听说那里是刚建立不久的齐鲁医院，在那里治疗了三个多月，才勉强痊愈。却在脖子、胸膛上留下了大片伤疤，直到几十年后，仍能清晰可见。
房东王宝山大爷是个文化人，曾不止一次地看着我的满身伤疤跟我们家的大人说：“这孩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话也让王大爷说中了，我的幼年、少年、青年、中年、壮年直至进入老年之前，一直是在贫穷困苦中度过的，直到迈进老年的门槛，尤其是六十岁之后，才逐渐过上了富裕幸福的生活。于是引出来后面一大片文字。
有诗为证：
厄 运
春前有冻地难开，秋后无霜叶不衰。
肥水充足秸秆壮，风云适度雨情来。
天时乖诞非吾愿，地力瘠薄由命裁。
且待寒流消退后，伸枝展蔓把头抬。
联曰：
四面八方，何处找寻富裕路；
千谋万算，到头终是贫穷人。
四合街的居民绝大部分是“下力的”，拉洋车的最多。大都是挣两个钱儿，凑合着全家人吃一顿饭，下一顿再想别的办法。用“朝不保夕”这句话形容当时贫民的生活是再贴切不过了。我父亲在失业期间就曾用木轮推车为美孚洋行和亚细亚商行运送过煤油、汽油，在废弃的铁道路基上摆过象棋残局，出租过“小人书”，在小马路上或十王殿附近打过锅饼，烙过油饼，还在别人的指导下，独创过一种油酥饼，工艺简单，成本低廉，香酥可口，松软爽心，那些拉洋车，下苦力的叔叔大爷们，无钱买菜买汤，只要买一块我父亲烙的油酥饼，倒碗免费的白开水，路边一坐，花钱不多，就能饱餐一顿，美餐一回。一时间招来了不少穷顾客，老弟兄，父亲的面食摊前，经常“人来车往”，热闹非凡。
父亲也拉过洋车。
在旧社会的大城市里，“拉洋车的”就是末等贫民的同义语，洋车夫就是典型的苦力。父亲拉洋车的时间不算太多，但是他曾告诉我，他拉洋车的时候，从不过多地计较价钱，别人嫌远嫌累的活他都揽过来，“不叫洋车闲着”，有一年春节，除夕夜下了一场大雪，多数车夫都在家里围着火炉过年团圆，父亲却在初一绝早拉着洋车上了街。因为这时候急着走访拜年的公子哥们、太太小姐，最舍得掏钱。
写到此处，我不禁潸然泪下，眼前仿佛出现了一组长长的影视镜头，随着哀婉凄楚的音乐，在切换，在重叠，在慢放，在定格。那镜头分明映现着：在楼房林立的马路上，父亲正用冻僵的双手，紧紧地攥着车杆，踏着积雪泥泞，一步步艰难地跋涉。走过繁华的闹市，穿过狭窄的街巷，把一位位衣着锦锻的红男绿女送到张灯结彩的公馆府第，自己却躲在阴冷的墙脚处啃着从怀里掏出来的窝窝头。直到天黑以后，才拖着疲惫的双腿，捏着几个冰冷的铜板回到家中......
听父亲说：日本人在济南五次推行灭绝人性的“强化治安”运动，老百姓就业无路，取借无门，树头野菜都被吃光。到我两周岁即一九四三年的时候，也就是老辈人经常念叨的“民国三十二年”，全国出现大饥荒，到处饿死人。我们家人口多，祖母年迈，婶母孀居，只靠父亲和尚未成年的大哥、二哥挣钱，其艰难困苦的状况已经到了无法言说的地步。
四合街的北边是茂新街，也是一条不宽不直的小街，之所以叫茂新街，是因为街东头路北有一家颇具规模的茂新面粉厂的缘故。这家面粉厂是江苏无锡荣氏家族的私营企业，就是前些年当过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先生的上辈人开办的。济南茂新面粉厂筹建于1919年，1920年5月正式投入生产。父亲是第一批进厂的个人，那一年，父亲已经二十八岁了。因为父亲小时候上过二年私塾，又喜欢读书，谈吐自然有所表露，所以进厂后没有到车间干活，而是在经理办公室里当“茶房”，就是勤杂人员，主要工作是提茶倒水，打扫卫生，传递信函，迎送客人。应该是介于蓝领与黑领之间的一个阶层。因为父亲的毛笔字写得好，还负责刻写蜡纸，油印文件。这个差事虽然不下苦力，不流臭汗，但仍是侍候人的下等人。日常工作中，对厂方的每一位“先生”及外来洽谈业务的客人，都必须毕恭毕敬，说话做事都要讲究礼貌，文质彬彬，时时处处谨慎小心，唯命是从。虽然薪水微薄，待遇低下，衣着穿戴必须整洁入时，不能露出贫穷寒酸的样子。
有一次，上海电影业者到济南拍摄纪录片，片名叫《济南大全》，主要内容是济南的名胜古迹、工矿企业。拍到茂新面粉厂的时候，父亲参与了接待工作，并扮演了一个为装卸车辆的工人发放签牌的角色。可能是父亲善于交际的缘故，摄影师为了表示亲近，曾给了父亲一组长长的特写镜头。
大约在1932年前后，此时国内环境相对安定，厂子的生产经营一度比较火爆，父亲的收入也有所提高，家庭生活自然有所好转。大约在1935年冬天，四姐和我尚未出生，父亲曾带着当时的全家人到大观园皇明照相馆照过三张像，一张是祖母的单身坐姿照，那时祖母已七十多岁，穿一件新做的羊皮大袄，戴一顶镶有绿宝石的青色栽绒帽，雍容华贵，和蔼慈祥；另一张是当时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全家福，父母端坐中间，后面依次是二姐、大姐、大哥、二哥，三姐尚在孩提时代，坐在父母膝前，既小巧玲珑，又活泼天真；再一张是父亲与大哥、二哥的合影。从照片上看，父亲曾是身宽体胖，雄壮威武，浓眉大眼，四方面皮，器宇轩昂，庄重稳妥的形象。大哥二哥都穿着大褂，留着当年流行的分头、板寸，非常英俊、神气。
这三张照片原本放在大哥处，我每次去的时候，大哥都要请出来，与我一同瞻看，每次都感到格外亲切。可惜在“文革”初期“破四旧”的时候，被红卫兵抄走了。
在创作本文的过程中，从网络上发现了一本济南粮食加工厂厂志编写组撰写的《济南茂新面粉厂简介》，立刻通过邮政快递买来了一本，经反复展读，对济南茂新面粉厂有了比较完整的了解。当时，荣氏制粉业在江苏、上海一带已经颇有名气，创始人荣敬宗（荣毅仁的父亲）来山东考察小麦产销情况，认识了济南恒聚成粮栈经理苗杏村，于是结成了合作伙伴，并且决定在济南建厂。在苗杏村等人的协助下，仅半年多时间，即建成投产。开头几年，生产经营比较稳定，年产量六十万、七十万、八十万包（袋，每袋四十四斤）时有职工124人，其中职员28人，工人96人，我父亲当属职员之列。
但是，当时正值民国初建，百废待举，民族工商业在艰难困苦中挣扎。很快又是军阀割据，战火纷飞，该厂志记载，1927年曾被军阀张宗昌的军队强取面粉五万余包，蒙受损失十二万元之多，“资金无以周转，随即停机”，直到两年后，才由总公司拨付资金，得以继续生产。另外内外人员，串通勾结，营私舞弊，也使厂子的生产经营很难正常运行。据父亲说，有一次一个供货商拉来了十几马车小麦，卸车的时候，有一个麻袋破裂，中间漏出来的全是黄土，厂方收货人员厉声质问，那供货商二话没说，照着马车夫“哐，哐”两个耳光，命令车夫们“拉回去！统统拉回去！”。然而，过了半个多月，供货商在济南最好的饭店请了满满两桌子客人（当然没有厂长和我父亲的份儿）。没过几天，那些小麦就原封不动地倒进了车间的进料口里。
就这样厂子在“内忧外患”中匍匐前进，艰难爬行。
到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济南沦陷之前，厂子就彻底破产倒闭了。连同破产后的留守时间，父亲在里边先后呆了二十年。
正因为常年生活拮据，大哥、二哥都未能正常上学，断断续续地读完小学，正当十二、三岁的时候，就进厂当了童工，大哥进了茂新面粉厂，二哥进了仁丰纱厂。
为此，我也写了一首诗：
父 兄 苦
年少毅然做栋梁，家庭重担勇承当。
教调子女凭真意，侍奉慈亲捧热肠。
立地顶天男子汉，为人处世丈夫帮。
家贫不忘勤劳作，世乱全凭志气刚。
值得庆幸的是，我是父母的“老生儿子”，正在襁褓之中，上有祖母娇养，中有父母呵护，旁有婶妈哺育，下有哥哥姐姐们照看，饥荒似乎与我无关，倒也长得白白胖胖，滚瓜溜圆。曾有一位街坊大爷看到我胯子上长的一粒黑痣，恭维我父亲说：“这孩子有福气，长大后拉不了洋车。”这话让这位大爷不幸言中了——等我长大后，洋车早已进了历史博物馆。
不过，我也确实遭受过“大灾大难”。前面说过，旧社会城市贫民区的住户，多在自家住房门外置一个小锅头做饭，我们家也不例外。在我三岁那年夏天，有一回做中午饭的时候，我光着屁股在门闸板上“骑大马”，祖母端一瓢开水准备到屋里烫面子捏窝窝头，走到门口的时候，我不知为何来了个“突然站立”，一瓢热水顺着前胸浇了下来。当时如何疼痛、哭闹，祖母如何心疼、悔恨，全家人如何惊慌失措，早已不得而知了。只记得有一回父亲抱着我到一个地方换药。后来听说那里是刚建立不久的齐鲁医院，在那里治疗了三个多月，才勉强痊愈。却在脖子、胸膛上留下了大片伤疤，直到几十年后，仍能清晰可见。
房东王宝山大爷是个文化人，曾不止一次地看着我的满身伤疤跟我们家的大人说：“这孩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话也让王大爷说中了，我的幼年、少年、青年、中年、壮年直至进入老年之前，一直是在贫穷困苦中度过的，直到迈进老年的门槛，尤其是六十岁之后，才逐渐过上了富裕幸福的生活。于是引出来后面一大片文字。
有诗为证：
厄 运
春前有冻地难开，秋后无霜叶不衰。
肥水充足秸秆壮，风云适度雨情来。
天时乖诞非吾愿，地力瘠薄由命裁。
且待寒流消退后，伸枝展蔓把头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