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史和文学为主题绘制的画作中，有一个独特的亚类型，称之为仙灵/仙子画（fairy painting）。
仙灵画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特有的画种，尽管它们与奥地利画家莫里茨·冯·施温德（Moritz von Schwind）根据童话故事创作的绘画有类似的地方。
英国仙灵画最早出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根据莎士比亚戏剧（尤其是《仲夏夜之梦》和《暴风雨》）而作的画中。仙灵画的流行也与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超自然的、心灵的，以及玄妙的事物的兴趣有关。

画面主体部分的细节展示了樵仙正要劈开坚果的情景。
图源：泰特美术馆
理查德·达德：樵仙的妙计，1855-64

我来惹！

理查德·达德（Richard Dadd）是一位前途光明的年轻英国画家，19世纪40年代早期，他在地中海游历时患上了精神疾病，在精神病院呆了40多年，最终于1886年在布罗德穆尔去世，他的一生富有使命感，创作出了许多引人入胜、刻画细腻的水彩与油画作品，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樵仙的妙计》（The Fairy Feller's Master-Stroke）。
这幅画的历史便是其作者的成名史，并且引出了一个问题：对于任何一位早已离开人世、被人遗忘的天才，当世人重新发现他们之后，将会发生什么？
达德的疾病症状包括被害妄想，他甚至认为自己能够从古埃及神奥斯里斯（Osiris）那里接受讯息，这在今天听起来像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种。达德“收到”杀掉自己父亲（或者出现在父亲身上的恶魔）的指令，在1843年的夏天干净利落地办完了这件事，此时距离他结束旅途还没过去多久。

在经历了同样用心策划的法国逃亡后，这位艺术家最终被送进了位于兰贝斯的贝特莱姆医院（Bethlem Hospital，目前是帝国战争博物馆）的罪犯精神疾病科，正是在这里，他创作了樵仙。根据画布背后的文字，他创作这幅画足足用了9年时间。达德的表述只是“差不多那么回事”（近9年），这意味着他在1855年到1864年间只是断断续续地完成了这幅作品。
这是一幅极其复杂的画面，人物形象丰富，画中的角色们都没有具体行为，除了正在试图将榛果一劈为二的“樵仙”本人，这样做是为了给娇小的仙子女王麦布（Mab）做一驾新的敞篷马车。
很明显，达德的灵感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茂丘西奥（Mercutio）的戏谑演说，演说中茂丘西奥以一种近乎可怕的详细程度描绘了麦布一边在夜间游荡、一边在眠者脑中构建梦境的场景，人们被压抑的野心和欲望总在夜晚显现。

达德的题词进一步告诉我们，这幅画是为贝特莱姆的管家乔治·约翰·海顿（George Henry Haydon）画的，并且，在这位画家1865年写的一首长诗（或者至少说，是有韵律的记载）中，他给出了一份演员清单，并记载了关于这幅画是如何绘就的。
显然，正是海顿提出了将一些“与仙子有关的诗文”作为“投掷点“——也许，这位贝特莱姆的管家本打算用茂丘西奥的演说来传达鼓励之意，使达德重回疾病还未来临的早期人生，那时他作为一名莎士比亚仙子题材的画家而享有盛誉。
维多利亚时代的精神病学家都喜欢基于游吟诗人（Bard，原指古代凯尔特人中专门从事诗歌创作和吟唱的人）描述的“案例”写作，而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英国作家）观察到，尽管其涉及仙子的场景中充满丰富的想象力，莎士比亚本人却表现出了一种与偏执狂相反的东西，即使在最为离奇的意念旅程中，他仍然保持着一线理智。

亨利·赫令（Henry Hering）摄制（1856年）：达德的绘画《矛盾：奥伯隆和泰坦尼亚》（Contradiction: Oberon and Titania.）

尽管接受了海顿对其画一幅仙女题材新画的委托，但是达德说灵感并没有成功地具像化。他以非常字面的方式接受精神激励的想法，并真切地看到了精神在人类所有努力中的作用。个体与整个文化也许渴望取得崇高的成就，但是精神世界的助力或阻碍都是值得考虑的，其本身的性质不会长久地为人类服务。
“尝试启蒙有什么用？”达德在19世纪50年代的一些笔记中问道，“毁灭的天使曾多少次击败这个地球上不同的国家——将他们吸干、打倒。”同样地，艺术家试图约束自己的天赋并强迫自己动用天赋去回应这样的问题：“绘画的天赋须得是一个何等聪明的天使，才能逃离这一切狂热的追求……但是，我想，一旦获得自由，并不是每一位老同行的所有作品都能将这漂亮的鸟儿引回它自己的耻辱与束缚中去。”

公众是在浪费时间，并且“一个人可能会想，绘画就像是与红尘隔绝的僧侣，甚少为世界所注意；由此，除了少数人在意外，画的质量又有什么重要的呢”。这本来证明海顿至少是一个有意义的帮助者，但是对于画家自己而言，“什么是比绘画更加盲从、更加没有希望的呢？”
因此，当达德试图开始画作樵仙时，他唯一的策略是基于对“想象不能被激发/从她那天堂的境界里”这件事的了解，从而接受自己被动的角色，完全清空自己的意念：“我全无所思——这是一种转变/也许这和用力思考一样美妙。”
最后这个方法取得了成功，他在题词中写道：“无限期的、几乎不可见的可能性被放空”，“设计与创作”也逐渐变得“没有目的性”。

最后这个方法取得了成功，他在题词中写道：“无限期的、几乎不可见的可能性被放空”，“设计与创作”也逐渐变得“没有目的性”。
达德在这幅画沿袭了他在《消解画作及其主题》（Elimination of a Picture and its Subject）一文中的理念，这体现了他对这幅作品奇怪的否认感，仿佛在说画他只能去告知观者画中有哪些人物，而人物重要性已经超出了他的解释能力。
当达德画到头上戴着一顶红色圆锥形帽子的男子从画面左上角的风景里探出头来，他告诉我们：“在这里/缠小脚的东方人/他是其中渺小的一员；但是/我已经不再记得是不是孔夫子派他来的了。”
“在这里/中国的小脚人群/他是其中的一员；但是/如果孔夫子派他来……现在我已经不再记得了。”图源：泰特美术馆（理查德·达德：樵仙的妙计，1855-64）

《樵仙》中的角色大多以成双、成群的方式出现。有一群在男主角头顶仔细地观察他的男子，他们是长着长胡须的族长，在他们头顶长长的帽檐上，一群明显穿着西班牙服装的舞者欢腾着——实际上，达德观察到“其中一个人/穿着像德约列”，这指的是波林·德约列（Pauline Duvernay），她是19世纪30年代伦敦舞台上著名的弗拉明戈舞者。
族长的两侧有一对女仆和男侍，他们的腿部具有夸张的性别特征。族长的上方是奥伯隆和泰坦尼亚——这是两位与麦布相匹敌的君主，而麦布位于他们的左下方，正等待着自己新的敞篷马车。正如茂丘西奥所描述的那样，她是娇小的，而达德却以具有透彻说服力的缩小版的印象派笔触勾勒了她。
在画面的左上方，奇怪的生物进一步引来更多的目击者，见证坚果裂开的伟大时刻，接着，达德以图画上方7个人物的顺序，提供了一版计数的韵文，在这里，男孩们允许命运为他们选择职业，女孩则选择丈夫：士兵、水手、铁匠、裁缝、耕童、药剂师、盗贼。

如果《樵仙》是一部旨在进行批判性解释的作品——事实上可能并非如此——那么，我们可能会讨论一些被放慢的行动，包括种子的劈裂，性爱延长的瞬间，预示着不存在形成家庭或社群可能的一群人物的精神隔离；并且，我们可能会将这些主题与达德对自己长期作为伦敦戒备森严的神经病院的病人的认识连接起来。
在那里，他“不能进入自然的游戏”并且“被从大自然的生命之书中驱逐，因为某个处于争斗中的天使拥有了更悲惨的命运”，他的命运则是“在愚人的天堂里得以满足地生活”。但是达德知道，在创作中加入灵魂、天使与命运后，自传便成了虚幻的小说，我们同样应当谨慎地假设，他最著名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必然是他的遗嘱。
带着帽冠的族长。图源：泰特美术馆（理查德·达德：樵仙的妙计，1855-64）

《樵仙》之所以成为达德最为著名的作品，是1963年这幅画被泰特美术馆所收藏，很快，这幅作品就成为公众的最爱。年迈的诗人齐格弗里德·萨松（Siegfried Sasson）将这幅画作为礼物送给了美术馆，而他自己是从岳母那里得到了这幅画，他的岳母是一位富有的鉴赏家阿尔弗雷德·莫里森（Alfred Morrison）的女儿。
莫里森百科全书般的收藏品中包括一些达德的作品。萨松对这位艺术家有着特别的兴趣，在战壕里，他与理查德·达德长兄的孙辈三兄弟结为好友。《樵仙》是“由齐格弗里德·萨松为纪念他的朋友、战友朱利安·达德（Julian Dadd），这位艺术家的侄孙以及他在一战中献出生命的两位兄弟”而赠送给美术馆的，如今，这份献词依旧伴随着这幅图画。
当然，萨松对达德感兴趣也有进一步的个人原因，因为他本人也曾是爱丁堡郊外的克雷格洛克哈特（Craiglockhart）的病患，战争期间，这里曾经充当过遭受炮火袭击而受伤将士的医院。

自从病症显现以来，达德或多或少地被遗忘了（如果还不能算是彻底被遗忘的话），现在他似乎以一种英雄的形态出现——他是一个邪恶体系中英勇的幸存者（所以，新故事开始了），这里封锁了所有维多利亚时代无法处理的人，很多的人。
达德以一种黑暗、无意识的形态存在，他处在勾勒柔弱的少女（相反，达德对健壮的女性十分偏爱）、推崇柔媚画法（即使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忘记了他，达德的教学线条仍被一些批评家所钦佩）的维多利亚时代主流的底层。1971年，臭名昭著的60年代反文化杂志《Oz》在艺术家中流传开来；1974年，弗雷迪·墨丘利（Freddie Mercury）使用了毁灭诗歌的文本来为一首名为《樵仙的妙计》的歌曲作词，这首歌收录于Queen乐队的第二张专辑中。
同样，在1974年，出现了关于达德的更为冷静、学术性的结果。20世纪60年代末，帕特丽夏·奥尔德里奇（Patricia Allderidge）新任职古贝特莱姆医院的档案管理员，她找回了达德大量被遗忘的传记与作品，并将她的发现展示在泰特美术馆一个专为这位画家设立的展览里不可或缺的目录中。
此时回过头来看，一方面，存在着一个“反精神疾病”的浪漫主义达德，另一方面，达德的历史由医院内部自身写就，两者颇为有效地相互抵消。至少在1974年后，针对这位艺术家公开发表的新研究凤毛麟角。看起来，无论是在艺术史还是精神病史中，他都没有自立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