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朝历史的分期
我很赞成商传先生关于明朝历史的分期，整个明代的276年，可谓国运天成。十六位皇帝在位的时间可以刚好可以分成四个时期，而每个年代差不多七十年。从朱元璋开始，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到宣德，历经六十七年（1368-1435）；再从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到弘治五朝四帝，历经七十年（1435-1505）；再从正德、嘉靖到隆庆三位皇帝，又是历经六十七年（1505-1572）；最后从万历、泰昌、天启到崇祯，又历经了四位皇帝七十二年（1572-1644）。一般的说法，是把最后的一个阶段七十二年，称之为晚明。另外，接下来还有南明一位皇帝，四个监国，那已经是清兵入关以后，清朝开始了，似乎已经不能算之为明朝的年代了。
我个人，又把晚明这段历史再次细分，刚好差不多每头尾十五年左右可以分为一个阶段，那就是：
从万历皇帝继位，头十年是明朝最有能力的首辅张居正进行改革的十年，取得了卓越的政绩，这也是明代最辉煌的十年。张居正一死，万历皇帝冲年亲政，虽然很果断的亲手否定了自己恩师十年来改革的成果和政策，但还是很认真勤奋的执政了数年。直到万历十四年秋，以腿疾为由开始长达数十年的怠政。这期间可算是励精图治的十四年（1572-1586），为第一个阶段；
万历十四年首辅申时行上疏请立太子，到万历二十九年正式立朱常洛为太子。这中间还经历了从万历二十年到二十七年的万历三大征，内争不断，外战不止，是国本之争和三大征的十五年（1586-1601），为第二个阶段；
万历二十九年前后，顾宪成继主导重修东林书院之后，以“天下是非”叫板王锡爵“庙堂是非”，到万历四十五年丁巳京察结束。东林党从一个小小的读书人的书院，逐渐从在野走向在朝影响甚至主导朝政，是党争外加国本之争后续的十五年（1601-1615），为第三个阶段；
万历四十六年，明清萨尔浒大战，历经泰昌皇帝一个月的生命以及天启皇帝前后七年，直到崇祯三年已巳之变结束。萨尔浒战后，明清双方的局势，明朝转为守势，再也没有进行过一朝反攻并且胜利的大战。中间灾荒加剧，国内动乱不止，政局黑白颠倒。是明朝形势急转直下的十五年（1616-1630），是第四阶段；

再从崇祯三年，周延儒、温体仁先后入阁主政，到崇祯十七年最后城破国亡，崇祯皇帝上吊。诸多明亡的因素从量变到质变，暴露了明朝在政治、财政、军事上的各种无可挽回，直到最后唯一能对抗农民起义的孙传庭战死。撑过最后一段于事无补的时间，明朝亡国了。是明亡前垂死挣扎的十五年（1630-1644），这是第五个阶段。
如果把明朝当成一个人生历程，那么商传先生分的阶段，恰如一个人的少年、青年、中年和老（晚）年。而晚明这段时期，正是类比成一个人的生老病死的最后阶段的晚年。第一个阶段是中年之后开始强身健体，中间虽遇变故（张居正死）却仍能修养身心的时期；第二阶段虽然数逢大病（争国本加三大征），却还能靠之前健身养生的老本，健康虽损却不至于影响生命；第三阶段，从第二阶段的病症中更为加剧，并转成各种并发症，开始影响到明朝的各个方面，甚至出现导致生命危险的各种症状出现；第四个阶段，大病一场（萨尔浒之战），且病后仍不思调理，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调理（改进措施），各种灾病不断，欠饷严重，四方乱起，党争恶化，辽事屡败，终于导致一场更大的大病——已己之变。这一场病，是明朝的不治之症；第五个阶段，明朝在不治之症中各种挣扎，各种药方无效（内有徐光启、毕自严、孙元化、刘宗周、黄道周等或罢或死，外有袁崇焕、洪承畴、杨嗣昌、卢象升倒下），直到病危通知（孙传庭死），再苟延残喘、回光返照一段时间之后寿终正寝了。
请注意这个时间节点，崇祯二年到崇祯三年之交，那时候正在已巳之变，暴发明朝不治之症的一场大病。
虽然这只是一个穿越的提纲，但是其依据是正史发展过程，其中曾提及，崇祯三年之前是有救的，就是还没有发生这一场大病之前，如果处置得当，一切都还来的及，明朝似乎还能得以续命。那么，要追究崇祯负有什么责任，就是这三年他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

二、崇祯继位时明朝的现状
首先，是不能认可崇祯继位的时候，是一个还相对稳定的局面。他继位的时候：
天启七年，福建闽南地区又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灾情仍在持续。白银大量内流，又使这一地区雪上加霜，通货极度膨胀，影响到东南地区。
辽东奴尔哈赤萨尔浒大战之后，仍然不断进犯，占领了明朝辽东的抚顺、铁岭、清河，辽阳、沈阳、广宁，甚至将都城建在新占领的盛京（今沈阳），兵锋直指大明辽东。虽然有宁远、宁锦两次大战，挡住了后金的进攻。同样在天启七年，奴尔哈赤的继任者皇太极把朝鲜打成兄弟之盟，又把明朝可能的盟友，蒙古察哈尔林丹汗逼往西迁。此前，蒙古的内喀尔喀五部已经被分化瓦解并投向后金，而且仍继续向喀啦沁所部继续蚕食。蒙古作为明朝的屏藩，正逐步敞开明朝防卫的大门。明朝四大军镇除辽东以外，蓟、宣、大将直接暴露在后金的虎视之下。
西南，天启元年发生奢安之乱，整整天启在位的七年间都在战争之中，一直延续到崇祯二年。
西北，已经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灾荒，实际上是崇祯继位的时候，已经有了农民军起义的烽火，这一星星之火，最后烧毁了明朝276年的统治。
天启七年，国家财政收入的白银仅三百二十万两，而这些银子，尚不足京营军的军饷和朝廷官员的官俸。原定每年从南方运往北京的四百万石漕粮，实际到京不到三百万石，但是仅京营军就需要分发了三百三十八万石军粮。万历四十六年起征的辽饷，经数度增加后核定五百二十万两，扣除地方剿匪等支用，到京实数不过二百八十五万余两。
《明史食货志》：“户部尚书李汝华乃援征倭、播例，亩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增二百万有奇。明年复加三厘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定额。”
这就是崇祯皇帝朱由检接手的大明江山，其实已经是在风雨中飘摇欲堕。偌大的帝国版图铺在桌面，找不到一块没有问题净土能放得下一个巴掌。

三、崇祯初的错政乱政
那么，朱由检做了什么事情使得形势更加恶化了呢？
1、清理魏党矫枉过正。
魏忠贤要处理，但是魏党不可轻动。魏忠贤死后，为了扩大战果，显示自己的圣明，肆意扩大魏党的名单，最直接的标准就是建祠。给魏忠贤建生祠的，都是各省的巡抚或者总督，也就是都是各地的最高长官。天启朝剩下的张瑞图、李国（木普）、施凤来、黄立极这几个内阁，本来没什么问题的，跟魏忠贤也没太大关系。有问题的顾秉谦、冯铨之流都都已经处理掉了。但是朱由检却执意要将这几个全部一刀切掉。换上来都是起至废籍的六个新内阁，以及中旨任命的首辅韩爌。这几个其实与东林党也没太大关系，只有一个钱龙锡算是东林党外围，还有韩爌因为负责处理魏党，被东林党认为是大佬。我们只知道崇祯皇帝换内阁频繁，却不知道在天启七年之内，他上任以来这几个月，六部尚书换了五个部，其中兵部尚书换了四个人，一共八个尚书。到崇祯元年这一年的上半年，六个部的尚书又全再换过一次。到再元年年底，六部里的尚书又换了四个部。崇祯二年，再换掉了四个尚书。这相当于，在明朝的最高上层建筑，从内阁、六部尚书、各省督抚来了一次，甚至不止一次全面的大换血。现在网络上流行的“魏忠贤倒了以后文官没有牵制”的说法是错误的，完全是附会串补的东西，实际的情况是，朱由检对官员的大量换血致使朝廷政局不稳。恶果是很快就出现了，这些新上来的高层根本站不称脚根，崇祯二年就马上要进行二次内阁推选，并且以温体仁的捣乱，最后以失败告终。这一次又一次的人员大换选，不仅使得明朝的后备人才极速消耗，同时也加大朝廷暗流汹涌，攻伐更甚。

明朝七卿年表节摘（崇祯三年内）
2、外交政策严重失措
众所周知，三方势力周旋的时候，正确的做法是拉拢（弱的）一边，对付（强的）另一边。在辽东的问题上，蒙古与后金是世仇，正可以利用。明朝天朝上国的思想严重，想要完全拒绝了蒙古的联盟请求，后果是即被迫重开了蒙古市赏，又没得到蒙古的任何援助。蒙古也因与明朝的龃龉，局势更加恶化，在很短的时间内（崇祯六年）覆灭，被后金吞并。
西南对奢安的民族战争又过于操切，这一局势，倒是朱由检很少参与的部分，崇祯二年即上报基本平定，实际上，只是表面光，甚至其实没有彻底。但是，因为崇祯三年以后征调西南的作战部队到京拱卫（那时候皇太极已经出关，根本不存在战争危胁，相反西南才需要继续保持军事实力），结果西南局势再度恶化，一直拖到崇祯七年才平定。之后，崇祯十四年，又暴发了沙普之乱。
东南，海盗郑芝龙（郑成功他爹）求召安，明朝廷完全没有意识到白银内流的危害，也对海权毫无任何意识，这也是朱由检很少参与放任自流的事件，也是表面光，郑芝龙虽然召安，但是海上局势没有任何掌控，白银仍然极速内流，严重破坏东南数省的经济。

3、军事改革局部成效
这恐怕是朱由检头三年，甚至包括他在位的十七年内唯一做对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辽东局部，支持袁崇焕的军事改革。
绝大部分人，甚至包括基本没有袁黑的学界，都认为“五年平辽”目标过高，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对袁崇焕有正面的质疑，也大多由此而发。一个目标提出，不是看别人怎么认为，而是看提这个方案的本人，也就是袁崇焕自己认为行不行。他自己认为不行，跟别人说可以办得到，那才是骗人。或者提完了以后完全没有付诸实现，最后就算是靠运气，哪怕是外星人扔一颗原子弹把后金炸平了，那仍然是袁崇焕提的不对。事实上，袁崇焕督师上任，就认真的高效的去执行，在短短的一年四个月时间内，重整了十五万多兵，八万多马以及减省了一百二十万两银子，并使关宁军从只能守城而胜，走向部分可以面对八旗野战的强军。即便最后就算五年内还没达到这个目标，或者说不止用了五年解决复辽问题，那也说明他并没有在这这个事情上虚言。关键的问题，是看他对这个目标的可行性，是不是在做，是不是做的有效。这是我个人对“五年平辽”的评定标准（PS，袁崇焕的问题不接受任何质疑，已经很烦了，请为黑而黑的袁黑们出门右拐，谢谢）。
回到正题，正因为有了袁崇焕“五年平辽”的提出，才有了朝廷倾力对打造关宁军的支持。袁崇焕在崇祯元年整顿了辽东的费用，辽东费用的整顿可参见：
https://tieba.baidu.com/p/5090023230
袁崇焕提出这个目标以后，崇祯元年实际费用513万两，崇祯二年480万两（计划），辽东前线的费用是大大节省的。崇祯二年，又着重重整了辽东的营武，关宁军的战力得到极大的提升。后来叱咤整个崇祯朝的将帅及其所部，很多都出自这一支曾经强大的军队，如左良玉、周遇吉、曹文诏、刘泽清、赵光忭、吴三桂、祖宽、曹变蛟等等。
但是，除此之外，明朝的整体军事完全得不到改变，兵部一厢情愿的驿递改革，致使腐化的军队更加脱离控制。已经完全败乱的军屯制也完全没有进行整顿，十几年以后孙传庭后来有在很小的局部进行整治，并取得很有效的成果，那是后话了。
京营军，没有任何改革，更没有成效，在发生了已巳之变，暴露了其完全不堪作战的问题。
温体仁家书
摘自《鸥陂渔话》清·叶廷琯著
一曰：“警逼近京师，而奸党尚自固营垒，全无为君国起念者。庸宰相任人穿鼻，仓皇失措，戒严半月，不过老弱营军，鹄立风霜之中，日夜冻死百余人而已。不意积弛之弊，一至于此。人情汹汹，南窜几半，独携家眷者不许出城。而士绅内眷，有扮男装者，有藏箱箎中者，往往为伺察所发觉。可叹可笑。”
王世德《崇祯遗录》：京营官军皆诡寄靡饷，无一人可用，盖甲鬻于乙，乙鬻于丙，更易不知凡几。而按籍稽名，毕嘉隆以上之人，故名虽军，其实非市井游手，即势家苍头，从无纪律。”

4、对内剿匪政策不定
崇祯元年、二年间，刚刚发生西北农民起义，其实还不是大患，关键的问题在于处理得当，不能急于求成，朝廷派出的是一个完全不知兵的杨鹤。派了杨鹤也没关系，杨鹤至少还“清慎自持”，在前线表现的还不错，有剿有抚，剿抚并用，农民起义得到了极大的缓解。这个时候朝廷又开始操之过急，不会指挥乱指挥，不懂军事的官员乱出主意，弄得剿也不是，抚也不是。将在外，乱用君命，军饷用人等实际上又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哪怕只是十万两的银子，还是拖了几年才让吴牲运去。杨鹤无奈之下，数度请求罢官，甚至请求让自己的儿子杨嗣昌代替自己继续经略匪患，最终还是逃不过不得善终的命运。
5、财税收入掌控不足
崇祯元年开始，税收的情况其实还算不错，辽饷征收率达到95%以上，这大概就是很多人觉得，崇祯接手的其实是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的理由。详见：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1780531/answer/185671376
但是因为没有抓住机会继续整顿下去，崇祯三年开始，从南京、浙江开始的一些地方纷纷恢复原有的避税苗头，各种投机倒把。之后经历了已巳之变，各地士绅又借此脱逃税赋，税收变更加困难。崇祯三年，蓟镇的费用大增，比原来的二年480万两增加了近一倍，超过到了870万两。税收的恶化，尤其严重，而且趋势越来越明显，到了崇祯未（十六年），户部上奏的报告，扣除一些应该减免的地区，实际征收率只达到三分之一不到。这个趋势的恶化，正是崇祯初对税收没有急迫感和危机感所造成的。

《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倪文贞集》：
　　计开
　　一、各处钱粮逋欠数目，臣察：“十六年分正赋兵饷，除蠲免银四百二十九万一千三百（4,291,300）两零，又拨勦饷银二百三十九万二千四百（2,392,400）两零，又题留瑞藩兵饷并拨买米、豆、铜改徴兑销等银九十四万二千四百（942,400）零。只完解部银一百一十七万四千八百（1,174,800）两零，共未完银七百八十七万五千二百（7,875,200）两零。闗税盐课仓助共完过六十八万九千四百（689,400）两零，未完二百六十五万四千四百（2,654,400）两零。其中地无兵荒岁称稍有者，臣已于去冬摘参南直、江南、福建、山西、江西、山东、长芦等处抚按已下等官矣。仍行文十日一催，责成司官赵龙等及各闗仓附近等差，分头督催，不敢泄玩。各州县完欠细数，另造清册偹察。

四、崇祯三年前后的时局对比
崇祯初年，历经了数十年万历的怠政，加上天启皇帝的懒政，明朝万众期待出现一个有为之君，正是一个人心大恢复的时机。那时候大家都觉得除掉了魏忠贤，可以开始励精图治了。正是这样的难得的机遇，没有抓住，反而使局势急速恶化。对比一下崇祯初与崇祯三年、四年间的变化：
1、政治上，以周延儒为代表的奸臣开始当政，周延儒首辅三年多以后，是另一个奸臣温体仁首辅四年。政局的性质变了。
2、原来老成之臣纷纷去位，幺么小丑登上政治舞台，在之前的几翻轮换过程中，大量消耗了本来已经严重受损的帝国人才储备，这之后虽然也出现洪承畴、孙传庭、卢象升、杨嗣昌等人才，但无论质量和数量，都远少于之前，到崇祯十六年，不得不再次重开恩科，以求征召更多的人才。人才储备在头三年间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
3、军事上，几乎放弃了对关外的收复，加强对蓟镇的防守，这其实毫无意义，皇太极入关一次，不会马上再次入关。四方勤王援军各种要饷，有的甚至发了双饷，当地有饷，北京户部仍要供饷，天知道这些饷银有多少发到士兵的手里，而军队没有战斗力仍然还是没有战斗力，原来有战斗力的军队也失去了战心。军队的性质也变了。
4、因为兵部对前来勤王的援军处置不当，致使一部分援军哗变，投入农民起义军，农民军有了正规的军队加入，战斗力增强，变得更加难以剿灭，农民军的性质也变了。
5、偏偏这一举措，耗费了大量的财力，辽东的费用一下子陡增至870万两。各地因为援军的关系，在财政上借援军赖税。致使早已经入不敷出的财政，一下子陷入更深的因境，从此再没走出这个泥潭。原来明朝也一直缺钱，可也还能蒙混过关，自崇祯三年开始，梁廷栋主张加饷，户部毕自严附之，增加的辽饷更多的比例征收不到位，朝廷陷入“缺钱——加饷——征收不力——更缺钱”的恶性循环之中。财政恶化性质也变了。
这所有的变化，都是在短短的崇祯初三年内造成的，已巳之战以后，明朝的败亡局面完全暴露出来，灭亡已是不治之症，无可挽回。

五、崇祯三年之后又干了什么？
就在崇祯三、四年间，朱由检完成了人生中的几大创举。
其一，杀袁崇焕。战后，他需要向世人证明，当时他临阵逮帅是一个多么正确的决定，所以千方百计的给袁崇焕定罪，罪越重越显得他逮帅多么英明。所以袁崇焕弄了一个磔刑，而且定完了罪还当众批评朝臣，袁崇焕罪这么重，你们怎么都不检举揭发呢？掩耳盗铃之至！
其二，蓟镇重新征兵，袁崇焕在任期间，为辽东节省了一年一百二十万两的费用，现在这个钱马上用来征新兵，而且新兵都必需从山西、陕西等地征召（天知道为什么当地就不能征兵），军饷甚至比关宁前线更高。
其三，加征辽饷。明末之际，各种摊派繁复，百姓早已不堪重赋。之前的辽饷加征至每亩九厘，犹可谓不得已而为。辽饷加征至崇祯三年，已经有很多正税和之前的辽饷欠收，不去或者无法催讨。这就好象一个人被人欠了很多钱讨不回来，却重新向人借钱过日子，个人财务尚不可如此，一个国家这样，而且是一个财政已经拮据了多年的国家也这样，真是让人无语。
以上这三件事，其主导者，都是新任本兵梁廷栋，而幕后人，就是大奸臣温体仁。
其四，调重兵防守蓟镇，这本来没什么不对，已巳之变，皇太极就从这里破关而入。但是现在已经是战后，孙承宗率关宁军主力已经把残余八旗兵赶出关外，皇太极刚刚打完的已巳之战，且得消化一阵子，不可能马上就二次入关，严防死守干什么呢？关键是，增加了新兵也就算了，还把全国各省的客军都调来，客军是要花钱的，要行粮、要军饷、要驻粮、要衣装费、要安家银、要窝铺银、要军械银、要马乾银……最糟糕的还不是这些，而是连广西、云南的兵也征调，西南自天启元年开始叛乱，这一调兵，西南失去了军事威慑，本来到崇祯二年才刚刚有点平定的样子，又死灰复燃了。
其五、修改东江体制。东江自毛文龙建镇以来，这个地理位置是有战略牵制作用。但是毛文龙不仅没有起来应有作用，反而为非作歹，残害辽民，要挟朝鲜，交易后金，甚至企图割据自立或者叛国投敌。毛文龙被斩以后，东江才刚刚开始安定。东江之乱，起于已巳战后，先是因为对刘兴祚阵亡的待遇不公，其弟刘兴治叛乱，杀了陈继盛。刘兴治叛乱平定以后，又改组东江。本来东江镇直归辽东督师下辖，现在变成登莱巡抚下辖。早有异心的毛文龙子孙毛承禄、耿仲明、尚可喜叛乱逃往后金。再后来，孔有德吴桥兵变，率明朝的火炮军队再一拔降清，明朝顿时在军事上失去火器优势。
其六、重用太监钳制百官。本来，魏忠贤之后，已经召回各地的镇守太监，不在使用内臣（部分职务的太监仍有保留）。崇祯四年，太监不仅重新启用，甚至比以往更甚。高起潜监军关宁，这也导致后来卢象升阵亡的一个起源。张彝宪掌户、工总监，使已经不堪的财政更加不堪。
其七、削减关宁军。关宁本来有十五万雄兵，已巳之变战损一部分，派往腹地巢匪一部分，到了崇祯四年，近六万的军马，只剩下一万多。本来加强蓟镇防守的客军。这时候又因为不堪重负，让他们各归本地。结果到了大凌河之战，孙承宗危急的时候，朝廷任是派不出援兵。蓟镇客军一来一回，加上东江改制，再加上关宁军的削减。朱由检这一波神操作，完美的展示了什么叫逼着孙承宗去打败大凌河之战。
其八、对农民军的政策不定。杨鹤是个倒霉蛋，开始的时候，收拾农民军就不该他去，因为他是个佥都御史，不知兵。即然去了，实在也做了一些事情，力不从心。对农民军的政策变动最大的是崇祯四年，开始是有剿有抚，年初是以抚为主，到了九月，又觉得杨鹤办事不力，逮治。
再后来，朱由检所做的事，不过是重病之下的苟延残喘罢了，不管他做得对不对，其实都无意义了。当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仍然还是一件事都没做对。比如，坑死卢象升。比如，坑死陈新甲。比如，把孙传庭关在监狱里好几年。比如，农民军差一点被消灭了，又一定要调兵回援，放归李自成一条生路。还有，不断把正直的官员，象刘宗周、文震孟、熊开元、姜埰、郑鄤等或杀、或罢、或免。评论区有网友评价说“明朝最大的人才库，是诏狱或刑部大牢”，实情确实如此。到明朝灭亡之前，刑部大牢还关着二三百位官员，甚至一次性释放的六员，都是督抚级别的。
…………
明朝只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而已。到孙传庭死，明朝已经再没有可以喘息的理由，病危通知书送达。

六、总结
崇祯皇帝接手的，本来就是一个重病的王朝。如果要做对以上事件，固然需要一个类似秦皇汉武式的英主出现，或者象商鞅张居正式的名臣，或可挽回明朝不亡，最不济，有这样的人才出现，也能扭转明朝走向灭亡。
另一种思路，是躺倒不干，是不是能使明朝不灭亡。这其实就象生了大病，病急乱治固然不行，不看医生死扛也不行。只有正确对待，才是保命唯一之法，可惜很多事情做错了，借温相 @温长卿 的一句口头禅，“他完美的避开了所有正确答案”。所以这个问题，其程度就好比
重病之人，庸医乱治，以致身死。
朱由检处事能力不足，很多错事似乎也身不由已，都能找到他做不到，或者出错的理由。给官员换血，是因为他想显摆自己的圣明。想拒绝抚蒙，是因为朝廷没钱，以及无理由的天朝上国思想。频繁更换官员，是因为魏忠贤为祸太深…………
再说一个题外话，袁崇焕是不是这其中的关键？不是，袁崇焕的能力，处理辽东一隅有余，但是放在明未这个大环境，他终究是不可能成功的。在朝廷发生这一系列的质变的时候，袁崇焕其实还关在监狱，并没有处死。只是这一系列的变局，整个朝廷需要一个人背锅，处死袁崇焕，虽然错的离谱，但是这只是崇祯众多离谱的错误之一，是他用一个错误掩盖自己之前的另一个错误罢了。

一下子就能盖个十楼，朕老厉害了。
这是之前发在知乎上的，现转摘过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368957/answer/327972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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