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明着眼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阐述了路遥写作的独特性。他指出,现代中国的乡村叙事长期以“压迫——反抗”的逻辑展开,而路遥在八十年代率先写出了乡村的肯定性,并抓住了大时代中崛起的乡村青年的个体自由意识。他进一步指出,路遥作品中的苦难书写延续了或者说改写了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后者所未能触及的农民的苦难得到了充分的表达。“路遥的困苦主题是乡村精神的现代觉醒,内含着个体要成长为自由人的精神意志,甚至可以说是英雄意志。”《平凡的世界》以现实主义的笔法写出了生活的细致,以人性冷暖作为生活底色,堪称一部纯朴优美的“乡村人伦关系的教科书”。
杨庆祥则以路遥的成名作《人生》为切入点展开论述。他指出,《人生》超越了故事,上升到了人物美学和叙事美学的层面。一方面,高加林这一人物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他的身上融合着保尔柯察金式的奋斗和奉献、于连式的对等级的不满和欲望、维特式的对自然和女性的爱以及弗兰肯斯坦式的对真理的追求;《人生》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富有“变革或降格的浪漫传奇”色彩。另一方面,《人生》也是一部“道德劝诫小说”,高加林的人生起落展现出了相向而行的美学特征,实际上延续着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传统。他表示,“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们再读路遥的《人生》或者《平凡的世界》,还是觉得它很好看,它还是能够解决我们的爱欲、我们的痛苦。它是一个高度本土化的、高度内在于我们心理模式的作品。”
格非以路遥小说中的城乡伦理冲突为主题展开论述。他指出,作为文学隐喻的《人生》具有超越文学本身的价值,为对于当今社会问题的思考提供了重要的观念和视野。通过被现代知识塑造的乡村青年高加林的经历,读者得以窥见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冲突与矛盾。虽然路遥在《人生》里基本持有发展主义的观点,但与此同时,《人生》又暗含着路遥对现代文明去路的深刻思考。他认为,“路遥有一种对失重的深深的忧虑。他是被裹挟进整个历史变动中去的。我个人把路遥称为有诚意的作家,他带着他的诚恳,把自己的思考和创作跟整个时代的巨变联系在一起,这是路遥最感动我的地方。他没有任何矫揉造作的成分,就是平凡人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