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法利夫人的悲剧或许是人格自我空虚化导致的，虽然就个人原因来说是在修道院受教育和当时法国传统宗教文化过于强调人的自我罪孽并无休止地、经年累月用忏悔仪式来强化这种自我罪恶感（当时法国宗教极为强调自我负罪（所有人对无限之神所犯下的无限的、靠个体之力根本无法赎清的滔天大罪）这种文化心态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也产生了重要但广受忽视的影响），导致艾玛的人格自我可能从小就被（对至善至大（并掌握生前死后绝对命运）上帝的）自罪感反复鞭笞，由此长期在潜意识中否定、拒斥自我，由此也无法真正做自己朋友并实现健康人格，无法爱自我和他人—如表现出无理由地憎恨她至亲的丈夫和女儿（可能是内心原本向内之自我憎恨的向外的泛化折射）。由于内心深处长期的自我否定加上对丈夫职业的可怕联想等因素所导致内在精神自我的空虚化，由此南辕北辙、饮鸩止渴地逃往外部世界去寻找无休止的刺激（其实更像不自觉地、无奈地逃避被宗教文化和自我潜意识所双重否定、空虚化的内在自我，结果如上了毒瘾般必须不断增加外在的新鲜刺激，与其说她是酷爱享乐或刺激，不如说是不自觉地沦为了外部刺激的无休止奴隶——以火灭火反使之越烧越大最后吞噬自己）。其实她也曾渴望自我救赎，如她也曾努力实践西方宗教所鼓励的无边超人之大爱，但问题是：宗教提供的理想做人境界高度严格且在实践中容易使不少人将之单相理解为一味压制或否认自我人格或潜意识中难免的复杂性和不完美的一面，由此使她在那段时间又表现出情感和行为上难以调合的自相矛盾，这极难调和的矛盾使她最终重新选择向着堕落的另一极端无限下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