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唐初户口锐减与生产发展的关系
隋炀帝的暴虐统治，无休止的兵役徭役，已弄得民穷财尽，家破人亡；又经过隋末农民战争和唐初地主割据政权的兼并战争，唐初人口大量逃亡与死亡。史载，“隋开皇中户八百七十万”(《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到唐初，隋时的户口“百不存一”，只余下二百余万。(《通典》卷七《食货臾·赋役下》)到贞观十一年，户数“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贞观政要》卷六《论奢侈》)。就是到太宗死后，户数才“三百八十五万”(《通典》卷七《食货典·赋役下》)。可见唐初户口之少是非常惊人的。
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生产力的发展一般地说处于渐进状态，劳动力是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唐王朝立国之初就深感民户不足。因为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和户税，都以户口作为对象，要想剥削到更多的赋税和有充足的兵员，都有赖于户口的增多和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早在武德七年(624)，唐高祖击败最后一个割据政权之后，就颁布“大赦诏”，招抚流亡和农民起义军。下令“百Et不首者，复罪如初”(《资治通鉴》卷一九一)。贞观三年灭东丅突后，太宗即用金帛赎回以前没人突厥的汉人八万多。四年，“中丅国人自塞外归及突厥前后内附男女一百二十七万口”(《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七年，“党项、羌前后内属者三十万”(《资治通鉴》卷一九四)。这一时期，虽屡有归附和重返家园者，但人口的下降并没有停止。
贞观初年，兵役徭役造成的人口死亡虽比动乱年代减少，但当时和东丅突的关系仍十分紧张，征战连绵不断；再加上屡兴土木，修复宫室，兵役徭役仍不下隋时，人口减少还在继续。贞观十一年，谏官马周在上疏中这样说：“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贞观政要》卷六《论奢侈》)贞观十三年，魏征在上疏中也说：“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敝尤甚。杂匠之徒，下Et悉留和雇；正兵之辈，上番多别驱使；和市之物，不绝于乡间；递送之夫，相继于道路。”(《贞观政要》卷十《论慎终》)以至河西地方，由于兵役粮运，“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贞观政要》卷九《议安边》)。一方面，农民在离乱之后，“户口单弱，一人就役，举家便废”(《旧唐书》卷七o《戴胄传》)；另一方面，突厥掳掠人口，抢劫财物，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人户的增长。
唐代人户的减少，大抵在贞观十四年平定高昌后结束。贞观十六年，太宗鉴于人口太少，下令奖励婚姻和增加户口，并采取具体措施和有效法令，以后唐代户口开始回升。到贞观十八年，太宗允许“户殷之处，听徙宽乡”(《唐会要》卷八四《移户》)。这说明，当时人口稠密地区，经过2O余年的经营，生产恢复并有所发展，劳动力有所剩余，具有充实人口稀少地区恢复与发展生产的能力。人口稠密地区的生产尚且如此，那人口稀少地区的生产也只能是处于恢复和全面恢复或初步发展阶段。实际上，人口增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缺乏劳动力的情况下，以小农为基础的封建经济无论如何不可能来个奇迹般的飞跃而迅速走向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