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野严九郎(上图)生于 1874 年,大鲁迅 7 岁。他家世代行医,他自己毕业于爱知县立医学校(现为名古屋大学医学部)。
1903 年到 1915 年期间,他在仙台医专任解剖学教授,期间教过中国留学生'周树人君'。
藤野先生确实如鲁迅写的那样,穿衣服马虎,专业上却极其认真。考试时给分数给得很严格而死板,一些学生因为解剖学成绩低于 50 分而留级,于是都恨藤野。
藤野虽然认真教导周树人君,三个学期课给周君的成绩却分别是 60、60、58。然而就这堪堪的分数给周君惹了麻烦,学校里有人认为中国学生不可能得这么高的分数,多半是藤野在周树人的笔记上给他漏了题,于是还拿走周树人的笔记调查了一番。此事颇为中国人的屈辱,鲁迅写在了散文《藤野先生》里。
藤野的北方方言口音比较重,日本学生听起来很土。他那句'我就是叫做藤野严九郎的'就是一个古老的北方文言句式,留级学生笑他的句式,也笑他的口音。然而在周树人听来,却是'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藤野确实不擅长学语言。当时日本盛行西学,他也曾计划去德国留学,但德语口语太差,未能过关。
1915 年,仙台医专并入东北帝国大学,那时大学风气崇洋媚外,41 岁的藤野严九郎因为没有留学经历而失业。然后他尝试去别的学校找个教授职务,都被拒绝。
无奈之下,藤野去东京进修临床外科,学习行医。结业后进了东京一家慈善医院做医生,但很快又失业了。
就在他四处找工作期间,他妻子病逝。
也就是说,周树人在中国碰壁的时候,藤野先生在日本碰壁。只是他没有周树人那般本领。
中年多次失业又丧妻,落魄的藤野严九郎只好回了老家福井县,投奔他二哥藤野明二郎。明二郎在镇上开小诊所,收留严九郎在此行医。
藤野严九郎毕竟是在外面上过大学当过教授的凤凰男,在农村老家还是有点面子的,于是得以再婚,娶了第二任妻子。新丈人出资给他开了个耳鼻科诊所,他开始单干。
然而,第二年,藤野明二郎猝死。明二郎的小孩还小,难以支撑诊所,也就难以维持生活,严九郎便隔日来明二郎的诊所一趟,维持其生意。于是他常年在两个诊所两头跑,养着两家人。
藤野严九郎教书多年,脾气直而且死板,非常不擅长接待病人。死板到什么程度?一个小故事可以说明。背景是这样的:严九郎的二哥开的诊所是全科,严九郎在那里啥病都看;而他自己开的是耳鼻喉诊所,只看耳鼻喉。这个小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一个病人来严九郎的诊所,说是肚子痛,严九郎便轰人家出去:'这是耳鼻喉诊所!'
好在他行医认真,两个诊所能够勉强开下去。山村居民贫穷,藤野严九郎收费便非常低廉。病人没钱的时候,他就干脆不收费了。于是他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但在当地颇受人尊重。
1919 年,藤野先生 45 岁,妻子给他生了个儿子,取名藤野恒弥。中年得子,也是人生慰籍。两年后又生一个儿子。
1935 年,当时藤野恒弥在读高中,这天语文老师菅好春老先生叫恒弥过来,交给他一本书,说:
'这本新出的书,是中国大文学家鲁迅先生的散文集,里面有一篇写的人叫藤野严九郎,跟你父亲的名字一样。你拿回去问问你父亲是不是他。'
那年,藤野先生 61 岁。
那天,他儿子交给他那本来自中国大文豪的文集,指给他看那一篇《藤野先生》。
他读到了 30 年前的自己,在仙台,给学生上课时的样子:
我就是叫做藤野严九郎的……
那篇《藤野先生》的末尾写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那本文集的卷首印有鲁迅先生的照片,藤野拿放大镜慢慢看,说:'真的是周君啊!'
合上书卷后,他一个人发了好一会儿呆。最后对儿子说:'写的是我。但是,你不要跟别人说。'
藤野恒弥很听话,这么牛逼的事,也没跟别人说。但菅好春老师又问起他来时,他也不好撒谎,便如实告诉老师。菅老师过来拜访藤野严九郎,两人聊了好久。菅老师离开之后,再没跟别人提起此事。
于是,虽然藤野严九郎的大名在中日两国被读书人津津乐道,却没人知道真正的藤野严九郎却仍然在偏僻的山村勉强谋生。
1936 年 10 月,文豪鲁迅的死讯在日本见报。根据藤野先生的侄子后来描述,当时藤野看着报纸上鲁迅的照片,把报纸举过头顶,拜了几拜。
年底,鲁迅的朋友小林茂雄找到了藤野先生。藤野这才知道原来鲁迅不只是把他的照片挂墙上,不只是写在散文里,而且是这些年里一直在找他,一直想见他一面,哪怕能见他后人一面。
藤野先生追悔莫及。
然后,日本记者向藤野先生约稿,他写了一篇短文《谨忆周树人君》,发表在日本报纸上。
在藤野先生的回忆里, 32 年前的周树人君是这样的:
周君身材不高,脸园园的,看上去人很聪明。记得那时周君的身体就不太好,脸色不是健康的血色。
关于认真修改周君的课堂笔记,在藤野先生的记忆里是这样的:
周君学习很努力,上课时非常认真地记笔记。可是我看他听日语和说日语都不利索,想必学习中很吃力。于是我讲完课后就留下来,看一遍周君的笔记,把周君漏记、记错的地方添改过来。
至于为啥对周君这样特别照顾,藤野的解释是:
尽管日清战争已过去多年,还有很多日本人把中国人骂为“梳辫子和尚”,说中国人的各种坏话。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也有这么一伙人以白眼看待周君,把他当成异己。我在少年时代时,曾经跟福井藩校毕业的野坂先生学习过汉文,我很尊敬中国的先贤,同时也认为要爱惜来自这个国家的人。这大概就是我让周君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感激的缘故吧。
可是,1935 年他读了鲁迅的《藤野先生》,却没有联系鲁迅,也不让外人知道。这又是为什么呢?
他说:
周君在小说里、或是对他的朋友,都把我称为恩师,如果我能早些读到他的这些作品就好了。听说周君直到逝世前都想知道我的消息,如果我能早些和周君联系的话,周君该会有多么欢喜啊。可是现在什么也无济于事了,真是遗憾。我退休后居住在偏僻的农村里,对外面的世界不甚了解,尤其对文学是个完全不懂的门外汉。
'偏僻'有什么要紧?菅好春老师不还是找到你了吗?你不也还是读到散文集了吗?
为什么要提自己'不懂文学'?这其实是他心里有个潜意识:如果我也是文学界的人,便有个正当理由跟鲁迅见面了。也就是说,他觉得自己以'解剖学老师'这个身份去见鲁迅,做人家文豪的师长,很不合适。
藤野先生说'偏僻',其实心里想的是'贫穷';说'不懂文学',其实心里想的是'没地位'。
人家是两国闻名的大文豪,又对先生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而他这个先生,现在如此落魄潦倒。
自 1907 年两人离别之后,先是周树人失望于自己的状况,不肯联系藤野;后来是藤野失望于自己的状况,不肯联系周君。
两厢自卑之下,这 30 年的跨国师生友谊,只落得照片背后两个字:
惜别。
这篇《谨忆周树人君》发表于 1937 年 3 月。
药商走后,藤野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叫过来,对他们说:'你们记着,中国,乃是将文化教给日本之先生。'用的仍然是很土的北方文言句式,如果鲁迅先生能听得到,应该也是'抑扬顿挫的话'。
1945 年 1 月,藤野先生的长子藤野恒弥病死在广岛。老年丧子,71 岁的藤野先生极为悲伤,一度不振。但由于生活所迫,很快他又回诊所工作。
几个月后的一天,藤野先生工作中感觉疲惫,说回去休息一下,却在路上晕倒,被人发现抬回去。熬了一夜,第二天上午与世长辞。4 天后,日本宣布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