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老话叫 “君不与臣争功”
土木堡之变时孙太后就是整个明朝的主心骨，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
作为最高统治者最重要的就是制定宏观计划，任命最合适的人，然后充分放权实现落实预先计划
那么土木堡之变时孙太后的表现是怎样的呢：
首先孙太后定下了坚守北京的决心，要知道当时明朝精锐已经全部丧失，北京极为空虚，而南京一直是明朝的陪都，仁宗时还计划将首都迁回南京，只是仁宗在位实在太短没有来得及实施，那么如果孙太后决定朝廷迁到南京，北京只留下于谦或什么人防守也是完全说的过去的，但如果朝廷南迁必然人心动摇，即便于谦本事再大也很可能失守北京
既然已经确定了坚守北京的决定，那么怎么来完成呢，首先国不能一日无君，需要扶立一个新的皇帝。当时人选有两个，一个是宣宗的庶子朱祁钰，另一个是孙太后的孙子宣宗的嫡孙朱见深，按照礼法朱见深绝对在朱祁钰的顺位之前，而且又是孙太后自己的亲孙子，如果孙太后稍有私心立朱见深别人根本无话可说，因为按照礼法本来就应该是这样。但孙太后却能抛却私情，以大局为重，本着国赖长君的原则最终选取了朱祁钰
最后战略计划还要有一个具体负责人实施，幸运的是明朝此时正好有一个绝好人选，就是于谦。但能不能对于谦这样的人充分放权，充分信任则是非常考验统治者的用人之量的。
北宋靖康之变时也有一个类似于谦这样的民族英雄 －李纲，当金兵第一次南下包围汴梁时，迫于开封军民的压力宋钦宗被迫使用李纲暂时击退金兵，但金兵刚有后退，宋钦宗就听信谗言罢免外放了李纲，结果李纲刚被罢，金兵再次南下终于酿成了靖康之变
反观孙太后扶立朱祁钰，起用于谦后就能充分信任，自己甘心退居幕后不加钳制，最终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土木堡之变时北京的形式非常类似北宋靖康之变时汴梁的形势，孙太后作为明朝此时的最高统治者决策稍有差错就有可能酿成千古遗恨，但孙太后能够脱却个人私心，以大局为重，敢于以身犯险，在战略决策，扶立新君，启用能臣方面都做出了正确的决策，其在明朝命运转折点的作用绝对被史书低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