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其实是一种感情上的确认与相信，并因为这种确认与相信而获得力量，从而在思想与行为发生一系列变化。所以，信仰是感情与理性融合的产物。如果着重理性，对一切事物均抱怀疑态度，会走向“不信”的反宗教道路；如果着重感性，离开理性的驾御，则会形成狂热的盲目信仰，如“迷信”。
“邪信”即缺乏正确的理性判断，同时受到情感的误导，从而偏离人生及社会的道德规范，是一种危险而且有害的信仰。“迷信”则是由于对信仰对象没有经过理性思考而不加分辨地盲目附和。因此，无论是个人的修养与提升，还是社会的前进与发展，都需要“正信”。
按照宗教学的通常说法，宗教产生于人类的依赖感与超越感。一种宗教信仰在坚持自身主体性的同时，又要具有包容性、圆融性，才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真正的和平，佛教便具有这一特点。

后魏大统七年(541)六月，杨坚诞生于冯翊(今陕西渭南大荔县)的般若尼寺，出生之后，即由比丘尼智仙抚养成人。当杨坚七岁时，智仙曾对他说：“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据载，北朝齐、周之世，所辖寺院三四万所，僧尼数百万人，南朝佛教在梁代鼎盛时，有寺院二千八百余所，僧尼八万多人。
北周武帝于574年采取行政手段强行废佛，焚毁经像，令僧尼还俗，以寺院充宅第，没收寺院财产。短短的几年间，数以百万计的北方僧尼被迫还俗。建德六年(577)进兵北齐，攻占邺都，又使齐境的佛教毁灭殆尽。南朝经侯景之乱，僧徒被杀，寺塔造毁。隋开皇九年(589)灭陈时，致使许多寺院毁于战火，又令建康的城邑宫室荡平耕垦。
隋文帝普诏天下，任听出家，全面支持和复兴佛教，对于缓和民族矛盾，招唤流民归土耕垦是非常有利的。开皇初年，隋文帝建立了隋代的僧官制度。南北朝时期，北朝以沙门统(又称昭玄统、道人统)为中央一级的最高僧官；南朝则称为僧正或僧主。隋代的中央僧官，承袭北朝之制，设昭玄统为全国最高僧官，以昭玄都为副手。

在隋朝建立的第一年，佛教恢复工作的各个方面已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开皇三年(583)为了体现佛教好生恶杀的慈悲精神，文帝降敕每当官立寺院行道之日，附近百姓不许杀生。开皇四年，文帝下敕保护和搜集周武灭佛后遗留的佛像。开皇九年(589)灭陈，天下一统，隋王朝的佛教政策可以推广到大江南北的广大地区。
开皇十三年(593)十二月八日，隋文帝在佛、法、僧前忏悔北周毁佛之罪，称如来之教，“断邪恶之源，开仁善之路”，但由于北周毁佛，“致使愚者无以导昏迷，智者无以寻灵圣”，“弟子往藉三宝因缘，今膺千年昌运”，决心振兴佛教，使废像遗经“重显尊容，再崇神化”。
到了晚年，隋文帝的佛教信仰愈加坚固，甚至将对佛教的护持落实到刑律之中。开皇初年，文帝即令在五岳各建佛寺一所，诸州县建立僧、尼寺各一所，每年国忌日设斋行道。

381年，慧远一行人来到庐山，从此隐居庐山30余年。两晋时期佛教可分为南北两个系统，南方以竺道潜、支道林为代表，北方则以道安、慧远为代表。1344年，淮北大旱，瘟疫流行，朱元璋的父母、兄弟相继去世，十七岁的他入皇觉寺为僧，后又作游方僧，在淮西的光、固、汝、颖诸州游历了三年多。
由于早年的出家经历，朱元璋对佛法的立教宗旨与义理有着较为全面、透彻的了解，其护法护教的基本态度也是相当明确的。他在政事之余，也常“入寺中与禅者盘桓”，藉此舒解忧烦，“暂释几冗之一时”（《明太祖集·卷十四·游寺记》）。
朱元璋推重儒释道三教并举的政策。他认为，儒家祖述尧舜，效法先王，其传承与确立的政治准则、伦理纲常为“万世永赖”，而佛道二教则处处教人明因果、辩善恶、示吉凶，劝善警顽，“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明太祖集·卷十·三教论》）
洪武元年，朱元璋在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世院，命僧慧昙管领佛教，又置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员，以掌全国各名山大刹住持的任免。朱元璋很重视佛教经典的整理、流通与讲习，洪武五年，他召集江南名僧至南京，启建“广荐法会”，组织力量点校、刻印藏经，到洪武三十一年，共收录佛典一千六百余部七千多卷，史称“洪武南藏”。
他常喜欢与大学士宋濂等一起论究佛经奥义，剖理决疑，尤属意于般若经典，对般若真空的佛学义理有很深的理解，如他认为佛教所谈之“空”为“相空”，谈“空”的目的是为了解脱妄想缠缚，“去心之邪念，以归正道。”（《同上·卷十五·心经序》）

中国的汉化塔由塔刹、塔身和塔座组成。塔刹与印度塔相同，塔身为典型的中国楼阁建筑。地宫是中国的塔特有的。中国塔的建筑材料主要是木和石。在中国人传统的观念里，木代表生，石代表死。在印度，石窟构成隐居的场所，是为了专心修炼。塔为佛教专有，石窟是佛教与印度教、耆那教共有。
印度佛像不注重衣饰，衣服穿得少，还有裸体的佛。印度佛进入汉地后，中国人就根据自己的风俗习惯对其进行了改造。首先是给佛穿上了衣服，汉佛都穿了裤子，上半身会适当地露一部分或丝毫不露。洛阳的龙门石窟里的最大的佛全身都穿衣服，因为是按照女皇武则天的形象来建造的。

苏轼一生有两妻一妾。王弗是苏轼的结发之妻，她是苏轼的同乡，十六岁嫁给苏轼，时年苏轼十九岁。在王弗去世三年后（1068年），苏轼续娶王润之，25年后，王润之亦去世。王朝云是苏轼的侍妾，跟随他23年，最后卒于惠州。
苏轼《蝶恋花》：
记得画屏初会遇。
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
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
那日绣帘相见处。
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
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
知君仙骨无寒暑，千载相逢犹旦暮。
故将别语恼佳人，欲看梨花枝上雨。
落花已逐回风去，花本无心莺自诉。
明朝归路下塘西，不见莺啼花落处。
在苏轼看来，情爱之事，是对人的沾染，也是人间的烦恼，他说：“谁教风鉴在尘埃？酝造一场烦恼送人来。”苏轼与佛教因缘很深，曾自诩是禅师转世：“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苏轼是天生重情多情的人，他热爱生活，不能出家为僧，也无法真正做到不被情爱所沾染，即使他打算“不思量”，最终还是“自难忘”。

佛教认为痛苦是一种不满足的状态，暂时的满足从来不能带来一个持久的完满，如果我们整个一生都在追逐世俗的目标，就像一个朝干涸的河中抛网的渔夫。印度佛窟，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7世纪，历时近十个世纪，内含小乘和大乘两大阶段。
白居易《宫舍内新凿小池》：
帘下开小池，盈盈水方积。中底铺白沙，四隅周青石。
勿言不深广，但取幽人适。泛艳微雨朝，汉澄明月夕。
岂无大江水，波浪连天白？未如床席前，方丈深盈尺。
清浅可狎弄，昏烦聊漱涤。最爱晓暝时，一片秋山碧。
石窟，就是开凿于山石、崖壁间的洞室，最初是佛教的修行之地，佛教术语叫“僧伽蓝”。佛教有宇宙中心是须弥山的信仰，神都住在山上。因此，开窟于山，修行于窟就有了一种神圣的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