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浙江大学教授关于明清时代济宁的论述

明清时期的济宁城是济宁州或济宁直隶州的州治所在，拥有一些属县，在全国的行政等级中处于中等地位。
济宁在保守的山东西部政治中独树一帜。

明清时期的济宁是华北拥有科举功名人数比例最高的少数地区之一，存在着一个拥有精英充分活动空间的庞复的士绅社会阶层。
在济宁直隶州(包括三个属县)，“该地区每五万人中有2.9个举人，差不多是半岛地区的水平
(1851-1900年之间)

在1918年合股创办济宁电灯公司。不到两年的时间，公司开始发电，使济宁成为山东南部首先使用电灯的地方.
1917年，几个新式中学在济宁组织第一次田径运动，有人穿着西式服装走在街上；1920年，时尚的钻石型老式留声机、美国“日常”牌手电筒、西式扑克牌和咖啡出现在市场上；1928年，法国进口啤酒开始出售；1933年，小气囊飞艇首次飞行

从19世纪晚期，胶东沿海在吸收西方商品、实践和思想上取得优势，而山东西部腹地则反应缓慢，表现出惰性。然而，济宁士绅的政治心理相对于其他山东西部地区是不同的。
1911年在济宁，参议会和众议会在州一级成型，自治公所也在其属县建立起来。

国家和省级银行在济宁设立部门和分支机构，同时这些机构还作为山东西南部的区域性总部。私人银行也兴旺起来。从清末的最后几年到1949年间，有41个私人银行运营。外国金融业务也进入了济宁.

1921年济宁被批准为山东的七个“自行开放城市”之一，使得外国资本涌入济宁，同时伴随着大批外国工厂和沿海产品的进入，如所谓的“五洋”——煤油、香烟、火柴、棉布、棉纱。
在济宁之前已经有六个通商口岸，包括沿海的烟台、青岛和龙口，内陆的济南、周村和潍县。

据1927年的县志记载，经济发展使城市和郊区房地产价格翻了一倍，这体现它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
在济宁及其邻近地区，没有出现与传教士的激烈冲突，这不像山东西部陷入无止境的
合法或非法的暴力冲突的一般情形。外国传教士和专业人士青睐济宁是因为其区域重要性，相对宽容的和稳定的城市环境，这些在内陆地区不太常见。

筹资营建了金碧辉煌的育华舞台。舞台的大小和奢侈程度，几可与北京著名的吉祥剧院一较
高下。它有1 000个席位和若干个豪华包间，但是观众定额数量是2 000，表明一半的观众是站着的。除了战争和其他紧急情况期间，剧院每天开放。1960年其建筑被推倒。

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济宁的景象十分繁荣。1935年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中国地理新志》之“山东”卷记载：
。。。长途电话，密如蛛网，四通八达，蔚为山东西南部之贸易中心，足与济南互相颉颃。输出货物，或经济南、芝罘、青岛，或从镇江、上海。城垣广大，市街繁密，商肆林立，
贸易甚盛，其中以南门外沿运一带，尤菁华之所聚。自火车通行后，火车站附近商业，亦一日千里。居民稠密，号称十五万，多从事于制造钢铁及竹器。
。。。布匹、杂货、陶器、棉货、丝、米为主要输入品。牛皮、牛油、落花生油、小麦、烧酒及盐等，为大宗输出品⋯⋯戴家庄、二十里铺、康庄、杏林庄、安居镇、八里庙、唐家口、鲁桥及清河口，皆为繁盛市镇

作为一个孤立的城市现代化，部分地由于其区域本身的累赘，济宁未能完成更大程度的革新。
这就是中国近现代所有城市最后的命运，不论它们施行的西方化改革是何种具体模式。城镇被淹没在农业衰败和农村人口过剩的大海中。
现代城市的发展往往成为反城市化的本土。。。的牺牲品。济宁也不例外。

明中叶开始，济宁人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据康熙州志，洪武三十一年间
(1368-1398)济宁本州才出过一位进士。其实在明初的近一个世纪(1368 1464)里，也仅仅
出了12位。之后从1465年到明亡1644年，则出现了53位进士，几乎是每3年一轮的会试就产
生一名进士。终明一朝，共计产生243名举人，其中65人考中进士。
相反，在济宁的属县或附近的州县获得较高科举阶位的比例却很低。
总的说来，济宁科举功名者的比率在明清时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山东和中国北方实为翘楚。

不同于大家所熟知的北方士绅形象，济宁士绅普遍涉身工商经营活动，同时商人不断挤进地方精英阶层。这促成了所谓绅—商一体化。
济宁的这种情形与江南相似，而在北方却不甚普遍：
如在商业同样繁荣的临清，弱小的士绅无法与财力雄厚的外地和本地商人相比轩轾，而在山东另一工商大镇潍县，强大而保守的士绅却把商人排除出地方精英阶层。

在明代的主要时期，负责河道与黄河水利工程并兼管沿运兵备道的河道总督(简称“总河”)设在济宁，与设在扬州的漕运总督(简称“总漕”)共同负责这一帝国生命线的畅通。
总河是正二品，远高于知州。
设在济宁庞大繁复的帝国官僚体系意味着国家权力对地方政治生态强有力的钳制，正如其衙门官邸在城中占据最为鼎煌显赫的位置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