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社会中民众的悲惨处境
处于社会底层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民众，随着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遭受双重剥削和压迫，处境十分悲惨。
在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连军费带赔款等项共耗银上亿两，这巨大的负担被转嫁给民众。东南沿海本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战争中，生产和流通遭到很大破坏，不少内地非战区省份，也因清政府调兵勒捐而不堪重负。战后，这些地区都背负巨额赔款，贪官污吏还借机搜括，各种浮收、勒索往往超过农民应纳正税的几倍乃至十几倍，底层民众被逼到了难以维持最低生存需要的地步。
鸦片贸易在战后更加猖獗，白银外流，“银贵钱贱”，民众负担日重。“自道光中叶以后，银价渐贵，逡巡至于咸丰三、四年而极。”农民“始以粟易钱，则粟贱而钱贵，向之每石入三千文者，今入一千数百文，是十折而为五六;继以钱易银，则钱贱而银贵，向之每两出一千余文者，今出二千文，是又十折而为五六”。即使清政府不额外增加税赋，农民的负担在无形中也增加了两倍。“如是而民安得不贫?”
战争破坏、赔款重负、鸦片贸易导致的“银贵钱贱”交织起来，又导致农村地租率上升，高利贷猖獗，封建剥削进一步加剧，土地兼并日形严重，不少自耕农失去土地，向贫农或雇农转化。
五口通商以后，东南沿海自然经济加速解体，开始严重影响与棉纺织相关的农家和手工业者的生计。同时，随着上海很快取代广州成为最主要的通商口岸，以往内地至广州的丝、茶通道衰落下来，数十万的挑夫、水手等失去以往的谋生手段。有些破产农民流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的后备军。
经过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虽然部分地区土地兼并的势头有所抑制，但导致民众困苦的基本因素一个也没有消除，列强的进一步扩张还使自然经济在更大范围内解体，因此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的处境也不可能好转。西方传教士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在内地自由传教和“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特权后，很快就深入各地，以“发还旧址”名义霸占田产、房产。久而久之，教堂采用各种手段获得的田产不断增多，教堂将其田产出租给农民，收取高额地租，还通过高利贷抢占借债人的房产和田产，成为“洋地主”。西方传教士受到领事裁判权的庇护，公然与清朝官府分庭抗礼，甚至构筑碉堡，拥有武装，设卡征税敛财。教堂还搜罗一些中国地方上的恶棍入教充当走狗，肆意鱼肉民众，更加重广大民众的灾难。
甲午战争后一直到清朝覆灭，中国的对外赔款额达到天文数字，清政府越来越依赖的关税等也被列强控制，同时，它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又展开种种兴革，导致支出猛增。这一切都驱使清政府不断以苛捐杂税来对广大民众强行勒索，其名目不下百数十种，民众额外捐税数倍乃至十倍于正税的情形到处可见。同时，随着列强对华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大举推进，以及铁路从北方开始修筑和投入运营，破产失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旧式交通运输业者也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