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军军服供给及其相关问题讨论

其论点摘要如下：
袁仲一先生说：“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已出土的各类武士俑的服装，除骑兵俑和少数步兵俑中的中级军吏俑身穿褶服，下著长裤外，其余均上身穿长襦，腰束革带，下穿短裤或长裤，足登履或靴。服装的颜色有红、紫、绿、白、褐等。官长和士兵的衣服颜色没有等级的区别，士兵的服色也没有统一的规定。士兵的服装不是军服，而是常服，因为秦军的服装是自备的。”
“两封信（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四号秦墓出土的两件秦木牍家信）真切地说明秦军的衣服是自备的，在军中的零花钱也要从家取。” ⑴
王学理先生在《秦俑专题研究》一书中说道：“陶俑披挂齐全，装备干练，其装束所反映的不是常服，当是除水军以外的秦军战服”。“云梦秦简中的‘禀衣’显然不包括士兵，相反的是士兵的衣服却要自备，如睡虎地四号墓两方木牍上有黑夫和惊向家里讨钱的信，说是为‘禅衣裙襦’。这个‘襦’当然应该视作内衣，因为各自若作战衣，而要维持军容的整肃，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秦人军服形式是在殷周以来‘韦弁服’的基础上，对战国时期诸国和异族服饰的吸收和改进，从而形成自己的‘侉褶之服’的。” ⑵
郭淑珍、王关成说：“秦兵马俑坑已出土两千余件军士俑，观察其服装，以兵种为别各自有统一的铠甲、服装、鞋履，其制作是相当规范标准的，不像是士兵自备的。”又说：“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秦士兵服装一般由公家提供，但并不充裕，且有时难以为继，偶而还须士兵自行解决。” ⑶
李秀珍说：“秦汉时期，军中衣服的配备则因其任务的不同而有一定的区别。守卫王宫和守卫京师的宿卫军，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常备军的性质，由国家发给冬夏衣；边防军中的戍卒，因其戍守边关，地域偏远，戍守时间较长，所以由国家配备衣服；野战军，一般是国有战事临时命将调发，除京师宿卫军和地方的材官骑士外，还要临时招募士兵，甚至要发罪犯刑徒，并且作战的时间长短不一，国家除给配以必要的兵甲，粮草外，衣服一般自行配备。”“秦俑群，是作为秦的京师宿卫军陪葬在秦始皇陵东侧的，秦俑的服饰是国家配备的。但当时的服饰配备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其一，所配备的衣服的式样、质地、颜色并不十分统一??????其二，除官府配备的衣服外，士兵还需自备‘私衣’，说明当时国家配备的衣服数量是有限的，也许一人只一两套罢了。其三，这时国家所配备的衣服，并不是统一军容的军服，而是同普通老百姓的衣服没有太大的差别。”⑷
刘占成先生说：“从秦俑战袍服饰的形制上看，除有大、中、小号的区别外，式样完全一样，所以，它应是国家统一发放的军服，而不是自备的衣服”。“作为战服的袍衣应是由政府统一禀发的，它同铠甲一样，穿上可起防御箭镞等冷兵器杀伤的作用，所以战时必穿，而战后则是可以卸甲脱袍的”。“秦俑式样完全一致的战袍应是政府统一禀发的，其袍内的中衣和内衣或许是自备的”。⑷
党焕英说：“秦代军服可能主要为自备；禀只作为辅助，只发授给那些无衣服来源之人和衣服接济不上的士兵（这种情况可能不多），且须折价收回，或者以延长服役期限来折回，又设有军市以买卖衣服。”⑸
王关成说：“秦士兵的衣服由国家提供，但并不充裕，有时难以为继，这时偶而会有士兵自想办法，但具有此条件的士兵极少，绝大多数士兵即使军衣供应中断，也只好穿着不合季节的衣服苦等新衣的到来。”⑺


《孙膑兵法?官篇》中有这样两段话：
“凡处卒，利陈（阵），体甲兵者，立官则以身宜，贱（践）令以采章，乘削以伦物，序行以□□，制卒以州闾，授正以乡曲，辩（辨）疑以旌舆，申令以金鼓，齐兵以从速（迹），庵结以人雄，邋军以索陈（阵），茭銉以囚逆陈师以危□，射战以云陈（阵），圉（御）裹以羸渭，取喙以阖燧，即败以包□，奔救以皮傅，燥战以错行”。
“而……为畏以山胠，秦佛以逶（委）施（迤），便罢以雁行，险厄以杂管，还退以蓬错，绕山林以曲次，袭国邑以水则，辩（辨）夜退以明简，夜敬（警）以传节，厝入内寇以棺士，遇短兵以必舆”。⑽
所谓“贱（践）令以采章”，即配备各种旗帜、车服的意思。而“厝入内寇以棺士”，意思是说以伪装成敌人模样的士兵袭击敌人阵营。如果说，各国军队的军服没有各自统一的制式和颜色规定以示区别，则何谈以一国军队去伪装袭击另一国军队？
《吴子兵法?料敌第二》记载吴起回答武侯问话时说：“臣请论六国之俗，夫齐阵重而不坚，秦阵散而自斗，楚阵整而不久，燕阵守而不走，三晋阵治而不用”。“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而自战”。⑾
阵散而自战，意即各自为阵，与敌混战、近战。混战、近战中，如何分清敌我？不靠服装靠什么？
《六韬?奇兵第二十七》载，太公曰：“（夫两阵之间）伪称敌使者，所以绝粮道也；谬号令与敌同服者，所以备走北也；” ⑿
伪装成敌人的使者，必然是穿其服、言其语，舍此何为？“与敌同服”，意即穿着与敌人同样的服装，这不正好说明敌我双方有着不同的军服吗？能够分出敌我军服的不同，说明敌我双方的军服有着不同的制式与色彩，除此之外，还能说明什么问题？
《六韬?战骑第五十九》云，太公曰：“敌人始至，行阵未定，前后不属，陷其前骑，击其左右，敌人必走；敌人行阵，整齐坚固，士卒欲斗，吾骑翼而勿去，或驰而往，或驰面来，其疾如风，其暴如雷，白昼如昏，数更旌旗，变易衣服，其军可克；” ⒀
所谓“数更旌旗，变易衣服”，目的在于迷惑敌人，使其以为我军频繁调动、援兵不断，不摸深浅，军心动摇，方可战而胜之。如果说军队没有统一军服，制式、色彩混乱，如何“变易”？变易了又如何让敌人看得出来？
《尉缭子?制谈第三》说：“量吾境内之民，无伍莫能正矣。经制十万之众，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战不胜，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内自致也。天下诸国助我战，犹良骥騄耳之驶，彼弩马鬐兴角逐，何能绍吾气哉”。⒁
“衣吾衣，食吾食”，显指穿着国家供给的衣服、吃着国家供给的粮食。军服由国家供应的意思非常明显。
既然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军队的军服由国家统一供给，以秦国的国力，秦人的尚武之风，秦军的强盛，秦军的军服断不能由士兵自备。此其一。


其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军服，应不应该包括甲胄之类，还可讨论，但从相关论著来看，有专家把甲胄之类列入当时的军服之中，笔者对此持赞同态度。铠甲，作为冷兵器时代一种重要的作战防护装备，其选料考究，工艺复杂，制作难度和花费都很大。其材料的选用、制作工艺的优劣、数量的多寡，某种程度上反映着一个国家军队军力的强弱，战斗力的强弱。因此各国历来重视铠甲的制作、贮备和管理，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从事这项工作。军队的甲胄不可能由士兵自备，作为一种特殊的军用物资，也不可能由民间自制。由于战事的频仍，战斗的惨烈，铠甲的损毁相当严重，需要不断补充，花费很大。为保障供给，国家常常向百姓征收各种赋税，秦简中大量出现的“赀甲”、“赀盾”记载，实际意思是征收、罚没制作铠甲、盾牌所需的费用，而不能理解为是向百姓、犯罪之人直接征收甲与盾。甲胄，作为军服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国家的专门机构、人员进行制作、管理和配发，足以说明秦军军服由国家统一供给，而非士兵自备。
秦俑的发掘、研究表明，是否穿着铠甲、穿着什么样式的铠甲，是区别秦代军队兵种、级别的重要标志，不能任由士兵自行决定，随意穿着。军人顶戴之冠、帽、帻等同样是军人身份级别的重要标志之一，更是不能随意佩戴，如此，这些物品由军人自备就显得毫无意义。
其三、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重视发展经济，不断壮大国力，长期坚持法治、不断修明政治，坚持尚贤使能，重用人才，统一思想，完善制度，到战国后期，秦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已居于六国之首。秦统一后，为巩固政权，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强化中央集权，推行郡县制度，颁布法律，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加强对军队、武器装备的控制及管理，实行生产标准化，推行“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责任制，试图把一切都规范化、制度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很难想象，为统一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的秦国军队会是一支没有统一军服的、军服尚需士兵自备的队伍。秦简《工律》规定：“为器同物者，其大小、短长、广亦必等”，即制作同一种器物，其大小、长短、宽度和型式必须相同。秦简《金布律》记载：“囚有寒者为褐衣。为   布一，用   三斤。为褐以禀衣，大褐一，用   十八斤，直（值）六十钱；中褐一，用   十四斤，直（值）四十六钱；小褐一，用   十一斤，直（值）三十六钱。”这说明秦代犯人穿的褐衣不仅有大、中、小三种型号之分，每个型号的用料多少及价值几何都有标准。囚犯的衣着都有统一规定且由官府统一禀给，而作为国家机器的秦国军队却没有统一的军服、军服还要自备，简直不可思议！
此外，如前如述，一支军队如果服装颜色不统一，如何能够区分敌我？如何能够区分军人与百姓？另外，一支军队，穿着五颜六色、花花绿绿，与百姓无异，军威何在？军容肃整又何从谈起？《秦会要订补》中的《舆服》一节引《中华古今注》说：“秦始皇制三品以上绿色深衣，庶人白色，皆以绢为之”。帝王祭服“上黑”，官服绿袍，武将首饰“绛帕” ⒂，骑吏“皂袴” ⒃，刑徒“衣赤衣冒赤檀” ⒄。官员、武将、骑吏、刑徒的衣服都有规定的颜色，而像军队这样一个重要的国家机器、特殊的组织群体，对她的服色竟然没有统一的规定，与理不通。


说到这里，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又摆到了面前，那就是：如何看待秦俑服色的问题。秦俑是彩色的，颜色有十多种，尤以粉绿、朱红、粉紫、天蓝四色所占的数量最多，真可谓五彩斑谰。那么，秦俑的服色是不是秦代军服的真实反映？不是，又如何解释？
一种观点认为，秦俑的服色是秦代军服的真实反映，其理由是秦代军服没有统一的规定，且要由士兵自备，故而秦代军服是五颜六色的。有研究者通过对秦俑彩绘的规律性的探讨，得出结论：“秦俑彩绘服装的颜色却相对集中在红色系颜色和粉绿色等几种有限的颜色上，着粉绿色衣服的又有80%为甲俑，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秦代军服的颜色有一定的统一性，即秦代军服的颜色是高度统一的，为红色或近似红色，铠甲正是为了适应军服作红色这一特殊要求有意染成赭石色的。” ⒅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能把秦俑服色多种多样的原因归于衣服是自备的去解释，“同秦俑雕塑是写实的，但又注重视觉效果的艺术性一样，秦俑服饰的颜色，也存在渲染、夸大等艺术视觉效果的因素，因为艺术的升华和再创造，并不迁就于真实的再现。所以，秦俑服饰的颜色并不是完完全全真真实实的现实生活中的军服颜色，它代表着一种艺术品的象征意义，对彩绘艺术家来说，美不美比像不像更重要，因此，秦俑五颜六色的服饰颜色关不能与生活真实中的衣服去划等号。”“秦俑的服饰颜色，从表象上让人产生色彩联想：颜色各异，是在写实的基础上，注入视觉的艺术效果，并不是百分之百地代表现实生活中的衣服颜色；服饰颜色的不同，应与当时社会的染色业规模和染色原料产量有关，并中是自备衣服的结果。秦俑式样完全一致的战袍应是政府统一禀发的，其袍内的中衣和内衣或许是自备的。这就是通过秦俑服饰彩绘颜色所表现的实际意义。” ⒆
笔者的观点是，秦俑的服色不是秦代军服的真实反映，但是否是艺术家出于追求艺术效果的考虑，还值得探讨。秦俑是秦始皇的陪葬品，它埋在地下是起陪葬作用的，它是否象征着驻扎在京城外的军队、是否是送葬的俑群、是否是为表彰统一全国的军功所树的纪念碑式的“封”、是否是为了显示皇威，表彰军功，宣扬统一大业、辟邪压胜，防神驱鬼，姑且不论，但用它陪葬的目的性、功用性是很强的，它决不是专门制作的一组艺术品，不是摆在地下让人观赏的。因此，追求艺术效果似不是秦俑制作和陪葬的目的。当然，不是专门制作的艺术品，并不代表它没有艺术性，甚至艺术性还很高，这是两码事。至于说秦代军服的颜色为红色或近似红色，笔者也不敢认同。因为，第一，秦简明确记载，秦代刑徒衣赤衣，据此虽不能说衣赤色衣者就一定是犯罪之人，但至少可以表明衣赤衣者的身份、地位较低下，故秦代军人穿红色衣服，似乎有点失身份，有点“掉价”。第二，诚如研究者所言，两汉时期的军服颜色相对明确，以红色或近似红色为主。而大家知道，西汉王朝是在打败秦军，推翻秦王朝基础之上建立的，汉军与秦军是敌手，敌手之间的军服颜色肯定是不同的，另外，作为战胜者、一个新王朝，一般地也总是要在方方面面（包括制度、法律等）尽量与战败者和旧王朝相区别，而且这种区别应该是非常明显的，以便国人真切感受到新旧政权的不同。所以，假如汉军军服为红色或近似红色，秦军军服断不能是红色或近似红色，反过来说，如果秦军军服的颜色为红色或近似红色，则汉军军服也不会依旧采用红色或近似红色。总之，要彻底解决如何看待秦俑服色的问题，依目前所有材料还比较困难，可能要从秦代葬俗、礼仪、宗教信仰等方面来入手，从秦俑陪葬的目的、意义、功能上去考虑。吴小强先生的“秦俑‘驱鬼’功能说”有助于我们打开思路，有一定的启发作用。⒇


⑴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第219、220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⑵王学理：《秦俑专题研究》第472、483、519页，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
⑶郭淑珍、王关成：《秦军事史》第409~411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⑷李秀珍：《秦俑服饰配备问题试探》，《文博》1994年第6期。
⑸⒆刘占成：《秦俑研究三题》，《秦俑秦文化研究——秦俑学第五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⑹党焕英：《秦汉军俑服饰之变化及服装的供给问题》，《秦汉文化比较研究》，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
⑺王关成：《再论秦代士兵的服装供给问题》，《秦文化论丛》（十一），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
⑻李庆山主编：《中国军服》之《序言》，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
⑼有学者认为西周时期已经有正规的军服，《周礼?春官?司服》详细记载了周天子、诸侯的各种冕服，其中的韦弁服是为“兵事之服”。参阅《中国军服》第18~19页。
⑽转引自《兵书战策》（现代版）上卷第98~99页，巴蜀书社1996年版。
⑾转引自《兵书战策》（现代版）上卷第161~162页，巴蜀书社1996年版。
⑿转引自《兵书战策》（现代版）上卷第266~267页，巴蜀书社1996年版。
⒀转引自《兵书战策》（现代版）上卷第335~336页，巴蜀书社1996年版。
⒁转引自《兵书战策》（现代版）上卷第416页，巴蜀书社1996年版。
⒂《续后汉书?舆服志》。
⒃《汉官仪》。
⒄《睡虎地秦墓竹简?司空律》。
⒅任建库：《从秦俑彩绘看秦代军服颜色的规律》，《秦文化论丛》（九），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⒇吴小强：《秦俑的“驱鬼”本义》，《秦俑秦文化研究——秦俑学第五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