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互保章程》在上海签订后，刘坤一、张之洞分别致电驻欧、美、日使节，要求他们向所在国的外交部递交东南互保条文，陈以利害，促成在上海的谈判。地方督抚，直接染指、参与本应是中央政府才有的外交权，直接向驻外使节发指示，这也是督抚权力扩大的一个重要标志。
东南督抚紧锣密鼓地商议东南互保，彼此沟通既要迅速，又要保密，电报起了重要作用。早在1880年10月，经过李鸿章十数年不懈努力，清廷终于允准他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李鸿章任命盛宣怀为总办。天津为“总局”，上海“副之”，盖因上海电报分局为南路各局总汇，并且上海也是外国在华电报的汇集之地。这是中国近代电讯事业的开始，二十年来电报线路已经遍布全国各地，但义和团运动爆发后，电、电线、电报局都是团民眼中最主要的“洋”物，必须铲除。在此期间，北方的电报通信系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直隶、京津线路破坏尤其严重。直隶线路的破坏，使北京与武汉、西安的通信不畅。京津线的破坏，后果更加严重。因为该线路连通北京天津，又通过海底电线接通上海，是清政府对外通信联络的主要通道。但北方各省严控义和团的只有山东袁世凯，在山东境内保护电线电报局，还能保持线路畅通。这样，朝廷与东南诸省的许多信息，彼此都要通过袁来转达。
当宣战上谕正以“六百里加紧”的传统方式传送全国各省，山东巡抚袁世凯是除直隶总督外最早接旨的。接旨后，他用电报率先向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四人通报了中外决裂的消息。此四人得到消息后，开始了东南互保的谋划。电报局总办盛宣怀严令各电报局封锁宣战谕旨，并且规定东南督抚之间的密切商议一律用密码转盛本人，保证了各省官员电报信息传递的秘密性和安全性。如果没有电报这项新技术，或电报被朝廷掌控，东南互保也很难成局。
东南互保正式成立后，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四川总督奎俊，以及陕西巡抚端方等均对东南互保表示赞同，远远超出了长江流域的互保范围。
东南互保”与朝廷的“宣战”谕旨显然相悖，所以张之洞、刘坤一在签约的同一天就会衔电奏慈禧，力陈苦衷，有理有据，使朝廷接受他们的所作所为。此奏由张起草，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不赞同朝廷向各国宣战和招募义和团民的政策，并劝朝廷改变政策：“此次大患在与各强国一齐开衅”，“拳会仅持邪术”根本不可能以血肉之躯战胜列强的炮火。“以京师之重地，作孤注之掷，危迫甚矣。论兵力，一国焉能敌各国，不败不止；论大势，各国焉肯输一国，不胜不止”。结果必然是“各国大队直入京城，宗社乘舆，何堪设想！此臣等痛哭流涕，不忍言而不敢不言，不得不万叩以请朝廷呕思变计者也”。而且，长江沿岸只有抢劫偷盗的“会匪”“拳匪”，“并无拳会之党可招”。
在论证了朝廷面临可怕的局面后，他们自然得出为全国计、为朝廷计应实行“东南互保”的结论：“就目前计，北事已决裂至此，东南各省若再遭蹂躏，无一片干净土，饷源立绝，全局瓦解，不可收拾矣。惟有稳住各国，或可保存疆土。”由于列强在长江流域的利益矛盾严重，“在我正可就其所忌而羁縻牵制之。若鼓动一国，势必群起而攻，大沽覆辙可深鉴也，此实委曲求全之策”。他们坦承，在长江流域如果只与一国开战，有可能支撑半年，但如果说可以抵抗多国，则“臣等诚不敢故作矜夸之语，以欺君父而误国家”。“总之，能联络一日，长江以内尚可使外人无从逞志”。
他们抓住谕旨中有“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的字句，尽量将东南互保说成是符合圣旨的“联络一气，共挽危局”之举。当然，他们不能不表示：“倘各国必欲以干戈从事，派大队兵舰来江攻我营台，实逼处此，臣等受恩深重，有守土之责，自当尽力抵御，存亡与共。”最后，他们特别强调朝廷不要将驻外使臣召回，“若使臣下旗回国，即是明言决裂，自认攻毁各国人命物产，以后更难转圜，似宜仍令暂驻各国为宜”。尽量为朝廷日后议和留下后路。
6月28日，即东南互保的“章程”签订两天后，朝廷的“宣战”谕旨才在上海公布，张之洞、刘坤一向盛宣怀等保证，一切责任都由他们两人承担。但慈禧在“宣战”后给他们的上谕中对他们的违旨不但没有责备，反而称赞“互保”是“老成谋国之道”，并且朝廷“与该督等意见正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