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司马书香
孙承宗发生柳河之败
天启五年（1625年）孙承宗出镇辽东时，推荐马世龙担任山海关总兵，统领关内外军马。八月，马世龙误信生员刘伯镪之言，称后金四贝勒皇太极进驻耀州，手上兵源不满三百。世龙派兵自娘娘宫渡三岔河袭击耀州（今辽宁省营口县岳州村），并先遣鲁之甲与李承先二将率领前往，这时由于驻觉华岛水师游击金冠、姚与贤等迟迟没有前来接应，至二十五日舟仍不至，李、鲁二人率领八百人透过七只渔船强渡三岔河，导致形迹外泄，造成柳河之役的溃败，死伤四百多人，鲁之甲与李承先均战死，中军钱应科落水死。
《明熹宗实录》：“辽东总兵马世龙遣副总兵鲁之甲等谋袭锦（耀）州，渡河败殁。先是，降虏生员刘伯镪自虏中归，声言四王子见住锦（耀），兵不满三百。如我师渡河，辽民即杀四王子，歼其众以归。马世龙信之，遂托言东哨接济难民，调前锋营副总兵鲁之甲，参将李承先领兵渡河。而所调水兵游击金冠等大船不至，济以鱼船，往返不能多载，喧竞于河者四昼夜。奴酋已觉，伏兵掩击，我军败北，二将死焉。
巡抚喻安性以闻，且言近驻守关门，距右屯颇远，一切遣将调兵渡河东哨之说，皆绝不与闻。上以马世龙轻进丧师，罪莫可逭，比喻安性同事封疆，何得诿于不知，姑著策励供职，悉心防御，候勘明处分。后兵科给事中王鸣玉、都给事中罗尚忠、刑科给事中苏兆先各具疏参劾马世龙并及枢辅，孙承宗亦引疾乞罢。得旨，轻进失事，责在镇臣，再整军容，严加备御，还仗卿督率弹压，以安人心。封疆重任，何人堪代？岂得遂欲求归。既而孙承宗再疏告病，上复勉留之。”【159】
孙承宗自辩大意曰：一是袭击耀州的行动因为觉华岛的舟师失期不至，二是鲁之甲和李承先的意外死亡是“巡河哨败”所至。然而，孙承宗这份报告被指是在推诿责任，历来将帅功过相当，岂有全责部下之理？
王在晋：“按陆兵可以程计，水兵不可以日计，水陆约期于二十七日举事，水兵并无消息。世龙料理如此，焉得不败。”【160】（《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四）等于是说孙承宗非要指定水陆两军在八月二十七日会合，这本身就是荒唐可笑的瞎指挥，再把责任全推给觉华水师，既不厚道，也显得无知。至于谎报李、鲁二人是“巡河哨败”，王在晋更是异常愤慨，对此痛心疾首道：“耀州非奴酋紧要地，胜亦不为功，且大败耶。关内道刘诏查报，鲁之甲原为东哨接渡难民，其欺罔之甚至此。”
柳河之役的直接损失令人痛心，然真正严重的后果是，未攻耀州之前，关宁的总兵力是十二万人，经此一败，被后金追杀望风而逃后兵员只剩下五万八，逃散了近六万多人，所谓关宁铁骑一夜之间损兵折半。这逃散的六万人中有一些是在三岔河直接就溜号掉的，但更多是在大凌河、松山、宁远，甚至山海关就跑路了，可见平时的纸上谈兵并不等于战时的临阵实操。
孙承宗出关督师辽东，与登莱水师袁可立遥相呼应。然从这次柳河之役的失败来看，袁可立的离任事关不小，有袁可立统帅下的辽南明军在，后金从不敢问津关宁，三年间无一失。同时也可以籍此看出孙督师的临阵实战能力是不能和袁可立一较短长的。袁可立的登莱从兵员到粮饷装备都远不能跟督师的关宁军实力相比，但却能组合优势兵力奇兵突袭，连克金、复、盖三卫及旅顺、红嘴、望海、永宁等多堡要地，又完全反客为主，以偏师充当了主战场前锋，使孙承宗的关上明军成了大后方，实属明末战争奇迹。袁可立离职后，后金军直接挥师辽西，明军再次沦入到袁可立任职前被动防御越打越残的败退轮回。
今天看来，当时举全国之力构筑的关宁塔防线，长期空耗待敌被动防御，至于后来拖垮大明财政沦为苛捐杂税加征的恶性循环根源，最终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后院起火。这个辽西长廊方案在当时之所以能在朝中通过，可能是出于保卫大明中央政府京师的急切需要，至于全局上正确与否，倒是很值得商榷。当时的兵科给事中李鲁生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古征战未有陈师境上数年不进者，亦未有去敌既远虚设十余万之众坐食自困者。……今以十四万之众，岁费六百万，虽言唯敌是求，其实百事不办。战固未能，守亦羞称。”（《明熹宗实录》）
“……公初建议四卫，其后归重于复、盖，以为恢复之要领在是，而中朝卒弗省也。”【161】钱谦益为孙公撰写这段行状文时，袁可立军辽南战捷已经过去十多年，战绩早已盖棺论定且有目共睹，所以钱也是不忘以登莱战事为其题主浓笔重墨加精添彩。不过毕竟从袁可立离任登莱到到天启五年十月孙督师辞职还有一年半时间继续留任督辽，相当于袁可立整个登莱任期的一半还多，而恰恰张盘战死和柳河之败两次败仗都是发生在袁可立刚刚离任登莱后这段时间。孙承宗人品中正公方，举家殉国，堪称千古文臣楷模，且与袁可立私交配合一直很好。但必须承认谋兵布局临阵实操非孙所长，兵法韬略付诸实战并不能和袁可立一较高下，这一点读者不能被钱谦益误导带偏 ，毕竟历史上的一些战例和兵法是用来被后世借鉴的，不可因文过饰非而曲解关键史实。但也不能据此就说孙承宗对袁可立的辽南之战不重要，孙的人脉和声望可能是袁取得辽南之战不可或缺的政治因素，二公很可能在那个天翻地覆的时代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完美地演绎了一场荡气回肠的“精忠报国”通力合作。捧读孙、袁二公四百年前书信文牒：“弟（孙承宗）调来者可乎？兄（袁可立）为弟密言之。”孙督师和袁军门以老迈之躯为国抱团共赴强敌，殷殷之情已跃然纸上，至今读之言犹在耳令人动容。【162】（见孙承宗《高阳集·又答袁节寰中丞》）敬畏历史，慎之慎之！
从袁可立任职三年对后金的打击效果看，朝廷如果能解放思想在登莱海路加大支持力度，让袁可立这边对后金的海上打击火力全开，再约束个别言官作梗聒噪行为，或许辽南一路能够独立做大成局，则后来的明清战争史完全有可能被改写。
袁可立离职 毛文龙东江式微
“袁可立抚登期间，明廷最终所定登饷为二十万两，得益于袁可立的支持，明廷向东江所运粮饷也由最初的十万石增至二十万石,但在袁可立去职后，登抚武之望‘不言可进战’且与毛文龙争长短，引起明廷不满并在此后将登莱军饷裁减一半。……武之望汲汲于弹压毛文龙，并未像袁可立那样锐意进取，且其一改明廷已认可的袁可立登莱主战、东江牵制之策略。”【163】
袁可立离任半年，张盘战死，努尔哈赤大举迁都沈阳，又半年发生了导致孙督师下台的柳河之败，明金对峙形势再次急转直下。
朝中有识之士对袁可立离任前后辽南战争形势的变化开始对毛文龙提出强烈质疑，为什么袁可立一离任毛文龙就走上了明显的下坡路。
《明都察院实录》天启五年四月初九日，巡按直隶洪如钟题：“近者毛文龙驻师海上逼近虏穴，谓奴有所慑而不敢动。忽焉出其不意直缚张盘再陷旅顺，如摧枯拉朽莫敢争锋，中国短长之效，益巳见矣。“
《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六十：“天启五年六月壬午，毛文龙孤提一旅驻札平岛，……满、浦诸战屡奏斩获，动輙以百千计，即韩白之智、刘岳之勇当不过是。去岁金州被削旅顺失陷，数月以来绝无后着，岂先后智愚勇怯为两截人，与其在朝廷不得不信，其在士论不得不疑。……而不虞正哲人所戒，合无遣智胆文臣一员阅视整顿。”【164】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袁可立去职后直到明亡也没有再等到“智胆文臣”再次出现振兴登莱防务扭转战局。
武之望接任袁可立后，毛文龙的情况急转直下，连最起码的物资供给也不能得到保证。天启六年二月毛文龙为王化贞请罪自效，连天启皇帝都开始斥责他“奴酋入犯，全不知觉，牵制安在，辄敢言功。”（《明熹宗实录》卷63）
崇祯二年袁崇焕督师辽东，登莱巡抚直接被裁撤，袁崇焕在宁远设立东江转运司控制东江镇的物资供应，“禁登莱商船入市”，全方位卡脖子困死毛文龙，东江各岛迅速陷入空前饥荒和混乱状态。毛文龙对后金的军事牵制作用逐渐衰弱直至消亡，既不能动摇后金在辽东的统治，也不能制止后金西向对明和蒙古用兵，袁可立离任第二年后金就无视新任督抚悍然劳师袭远入侵辽西掠夺关宁。后来袁崇焕在双岛将毛文龙杀害，东江镇四分五裂发生登莱兵变酿成大祸，袁可立苦心经营的登莱防线彻底崩溃，闻讯后的袁可立于崇祯六年在睢州老家溘然长逝。不久，朝鲜沦陷，明亡进入倒计时。
袁可立辞职事件始末
辽南之战的胜利让人们看到了大明平辽的曙光，但好景不长，随着袁可立的离职，辽战形势再次急转直下，很快又进入到原来被动塔堡防御的状态。那么在辽南战争向恢复全辽大举推进的关键时刻，袁可立为什么要辞职呢？
袁可立离职确有毛文龙鼓噪的成分
关于毛文龙嗾使言官攻击袁可立一说，多种资料是有明确记载的。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皇帝曰：‘巡抚佥都御史可立厥治行劳哉，赐汝朱提文蟒。汝嘉而毛帅骄愎不协，蛊于兵，满蒲、昌城袭报用敢献功。’公颔之，使者往覆东江。毛遂怨望，嗾方给事（方有度）触公，反以勋陟少司马。”【165】
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毛文龙者，公（袁可立）故奇其胆智。然自夜邑之奉蛊其心子，公之力柔其骨。……。乃满浦、昌城之捷，谓兵不满千，未交一战，不遗一矢，而使 （虏）自相践踏，其被炮死者二万有余，马之走死者，三万有余，止余真 （夷）二万。公心颇疑之，私谓敷实而后报，不失于慎。扶同而报，何辞于欺。乃移文东江，审其颠末。遂触毛帅之怒，嗾一黄门弹之，一二侪偶继之。天子不为动，旋以平莲功晋秩少司马。”【166】【167】【168】
从结果上看，袁可立的离任给毛文龙本人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麻烦和后来的不测，可以说毛文龙是袁可立离任登莱的直接受害者。同时也给初见成效的登莱防务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然这些结果在当时是毛文龙和大明朝廷所始料未及和不可预见的。
还有一份朝鲜史料和袁可立的多种传记资料可以互为印证吻合，洪翼汉《华浦先生朝天航海录》：“皇明天启四年甲子（八月）初八日庚寅，晴。……都督使门子请宴，馔品极丰，优戏具呈，盖示其接遇之厚也。杯酒间，都督（毛文龙）言：‘皇子已于六月薨逝，而登州抚台袁可立与俺不相能，致有科参，新抚台武之望已替其任云。’似是夸张自己之势焰，而及闻门下人言，亦似实状。”【169】从朝鲜来使这段绘声绘色的记载可以看出，毛文龙对袁可立奉旨核查满蒲、昌城战报受到言官攻击离职一事还颇有得意之色，然几个月后随着新任妇科名医武之望巡抚的到任就让他知道悔不当初了，这时候即便再想起袁可立的好处也已经噬脐莫及。上述记载还同时注明了朝鲜使臣自己的意见，从“似是夸张自己之势焰”这话来看是不相信单凭毛文龙的力量能把登莱战区长官袁可立赶走的，“而及闻门下人言，亦似实状”也只能说明大抵证实了毛文龙嗾使言官攻击袁可立这回事，当时朝鲜使官未必就能看到攻击袁可立的全部档案资料，也不可能知道至少还有六名以上的进士同年结伙抱团利用和做大了毛文龙和袁可立之间的矛盾，连续轮番多次攻击袁可立长达半年之久才造成袁可立离任这样的后果。按当时的文官运作体系，如果没有外廷言官参与进来，仅凭毛文龙是根本撼不动袁可立这个战区司令长官的。
明 袁可立《请讨朝鲜篡逆疏》
天启三、四年正是东林和阉党矛盾总爆发的前期，毫无节制的党争和言官攻击的激烈程度已经严重干涉到了正常的军政秩序，有观点说明亡于党争症结正在于此，不愿意参与党争的登莱巡抚袁可立受到攻击成为必然，或者说已经是有人为党争的需要盯上了登莱巡抚这个位子而欲除之而后快。核查毛文龙战报也许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袁可立在外臣压力下例行公事对毛文龙战报进行核查，但毛文龙误判形势反映过度没有和袁可立共同应对危机维护辽战大局，反而怂恿个别言官扩大事态弹劾赶走袁可立最终酿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结果造成了袁可立的离任和毛文龙自己的下坡路局面。鉴于毛文龙海外孤岛长期缺饷少粮实际情况的特殊性，连辅臣兵部尚书孙承宗都主张对毛文龙不可过于较真。《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之三十九“伏乞皇上敕该部查照有功员役，照例升赏，其（毛文龙）所请钱粮酌令给发，责令登莱抚臣（袁可立）综核其事，无曰功不必核其虚饷，不必问其实，令孤悬异域之臣捐，臣为国大声疾呼而不一应也，臣无任激切待命之至。”【170】孙督师也是担心本来就粮饷供应不畅再过于苛刻会引起海外将士灰心，此情此境诚为左右难事。毛文龙自己也曾上疏说：“向来庙堂议论，以东江为牵制虚局，钱粮半饥半饱，军需若有若无。”这种情况当时的大明兵部和内阁直至皇帝都和袁可立交换过意见，可以说在当时的情形下对毛文龙有张有弛虚实相应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最大值平衡模式，也是在粮饷不足的状态下维持战局动员战力的无奈选择。
早在方有度弹劾疏之前，袁可立对毛文龙这个战报就已经派出“使者往覆东江”查勘过了，并因此遭受“毛遂怨望”。其实对于毛文龙这个战报的水分和夸大之词，身为一线总指挥的袁可立心里比谁都清楚，同时他也知道毛文龙的东江镇长期因缺粮断奶的营养不良，也可能是毛文龙急于求成想把长期的欠薪一下子多要点，所以就撒了个不能自圆其说的弥天大谎而引发舆论危机，把袁可立推到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现实的诸多无奈迫使袁可立想低调处理这个事以维持登莱防务大局，可方有度等人对袁可立的高调攻击不依不饶非要把这个军间戎机事件添油加醋吵得沸沸扬扬推向巅峰，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
按照方有度的说法，毛文龙“坐歼奴兵数万，实则千古未有之奇”，这样的千古奇捷你袁可立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向朝廷报功，你如果认为“文龙为千古未有之谎”，就应该“正宜明告”。如果认为“满浦、昌城之捷”战报是真的而故意瞒报，那就是袁可立想“以文龙之长形有容之短，党护忮克，为有容保奸”。就是说袁可立在拿毛文龙的千古奇捷来为沈有容掩饰护短，“可立罪可诛也”。按方有度的意思，如果毛文龙说了谎提醒警告一下就行，但如果是袁可立说了谎，就应该直接把袁可立杀了，言语间可见这位方给事中对袁可立恨之切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决绝和急切。
袁可立为了保护毛文龙，在当时作了这样一个既模糊又无奈的结论：“至于满浦、昌城之举，当以赶杀首级获奸细夷器等项为实功，而不交一锋致奴死二万余人、马三万匹，其数终有不可考。”（《明熹宗实录》）就是几百年后现在的人们也能看出来袁可立这明明就是在保护毛文龙呀，袁可立太难了。本来袁可立对毛文龙这个妇孺皆疑的战报是有意想低调处理过去，毕竟他更知道东江镇的难处，自己也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长期为东江镇奔走呼号才算有了今天来之不易的局面。这下毛文龙和方有度联手唱双簧高调逼着袁可立为其请功，就把袁可立逼到了非常尴尬的死角。几百年后的我们是确实能够感受到那个既无奈又令人窒息的命门死角，却让毛文龙自己给亲手打翻了，害了自己，也断送了登莱防务。
现在看来，袁可立核查毛文龙“满浦、昌城之捷”的战报使二人产生了矛盾并被人利用发酵最终导致袁可立请辞下台，对毛文龙、袁可立和大明三方都是一个全输而无一赢的结局，更为严重的后果是自此成了辽战总局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赶走袁可立毛在策略和结果上都是全盘皆输的，因为袁可立是前后几任登莱巡抚中对毛文龙支持力度最大的，直到下台八个月后冠带闲住期间还在朝中为毛文龙摇旗呐喊。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三·甲子十二月》第346页：“奴酋逆天顺犯，于今七载，赖毛帅倡义，屡获奇捷，大张挞伐之气（山江叙功）。据所报功级解验前后大小三十余战，斩首共一千九十七级，数逾上捷者共五次，总获器械、弓箭等件共五万。当我圣主宵旰之时，人心危惧之日，海外有此奇功，其应升应赏应恤之官兵，相应敕部行巡按御史覆勘，再为议序，以侯俞旨施行。”【171】 从上述记载时间看，天启四年十二月上这个题本的时间已经是袁可立离任登莱巡抚八个月后。后来甚至连满人在“文字狱”中编修的《明史》都把袁可立和毛文龙绑定到一块儿黑：“毛文龙居海外,屡以虚言逛中朝,登莱巡抚袁可立每代为奏请。“包容毛文龙的一些毛病有效整合资源形成最大战力是袁可立当时的唯一选择。袁可立对毛文龙的包容和驾驭是辽南明军战力最大化的战略制衡需要，并不代表袁可立认为毛文龙就没有问题。
袁可立离开登莱八个月后冠带闲居，仍在上题本为毛文龙请功，耳闻目见，言辞恳切，至今读之虽历经四百载而令人动容。也许是担心自己从此以后再也回不到朝堂能帮到这个亲手扶植起来的东江毛帅，也许是他已经听闻到新任登抚对毛文龙的百般刁难威胁动摇到了他苦心经营的登莱防务根基，于是在罢官后仍拼尽最后力气上了这个替毛文龙背书”赖毛帅倡义屡获奇捷”的请功题本，足可见袁可立对登莱防务的纵深布局和抱负之大，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没有因为个人的离职和得失而有丝毫动摇。
就当时的形势来看，登莱不能没有袁可立，东江也离不开毛文龙，特殊时期的特殊人物之间的制衡就是这种特殊作用和效果，类似于自然界的天敌现象，形成了局部生态平衡。在没有替代版的前提下，不可以轻易被打破，这是不能以口号和情绪意气来替代的客观存在。后来的己巳之变和登莱兵变的严重后果就已经非常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就此断送大明而没有给后人留下任何后悔和重来的机会。
“登莱建镇之时重兵云集，时人曾称‘奴难之初，登州原集重兵，足称雄镇’。袁可立在任时登莱海防兵力有两万三千余人、战船五百多只，登抚遭袁崇焕裁撤之后，登莱兵员粮饷俱遭大幅裁减，兵力仅剩‘三千六百七十员名’。”【172】
更为沉痛的结果是毛文龙在袁可立离任后遭受了包括“移镇”在内一系列釜底抽薪的致命打击，致使登莱防务断崖式崩溃。“移镇之说兴起后，‘人心为之动摇，高丽为之变色，淘淘摇摇，莫知适从。于是有逸而复归于奴者，有逃而奔于西者，有逃而被奴贼杀者。’【173】”【174】
我们在此无意纠缠于毛文龙的其他是是非非，但袁可立离任登莱毛文龙祸不单行直至身死非命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毛死后紧跟着后金兵临京师，这是自明与后金交恶十年以来首次没有后顾之忧悍然逼至都门，毛文龙的东江牵制作用亦不言自明矣！登莱兵变、朝鲜沦陷，直至辽东防务体系土崩瓦解，却是一连串相互连贯的因果事件。至少从结果上明白无误地证明了前后几任登莱巡抚和袁可立相比是高下立见的。袁可立是一个懂军事、重海防、敢交战、顾大局、不结党的战略战术兼顾型人才，有他在登莱镇守，后金不敢窥视辽西一步，直至被逼退出南四卫，望阙京师更是痴心妄想，所以满清对袁可立的恨是深入骨髓封杀到底的。
有署名文章《如何评价明四朝元老袁可立？》对袁可立的军工政绩评价颇高，但在收尾处却不无遗憾地抱怨道：“在国家危难多事之秋，（袁可立）七次请辞，选择功成身退，对国家的的战略大局造成消极不可挽回的损失与影响。如在他请辞之后，战功赫赫的登莱水师统领沈有容也同时选择身退，致使明军罕有的忠诚猛将张盘因为缺乏调度和后援身陷重围而死。”应该说，这篇文章对袁可立的抱怨从结果上是符合史实的，袁可立七次请辞确有此事，并在请辞离职后给登莱防务带来了无法挽回的灾难性后果。袁可立早年因过于耿直被罢官闲置二十六年后再度出山，这次授钺视师是其建功立业的最后机会，“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情系，于袁可立也不能例外。但此次请辞按照当时的常规和礼制可能有太多迫不得已的原因和背景。当时言官一窝蜂轮番攻击造舆论，天启皇帝也一度高调出面为袁可立站台打抱不平顶硬上，一方面是连章弹劾不得消停，一方面是朝廷对袁可立晋秩兵侍覃恩荫子，这是皇帝和言官较劲不可开交的节奏，但袁可立如果在此事上一味仗势天启皇帝没有一个普世姿态拿出来在当时的官场是说不过去的，同年言官集团的轮番轰炸环境已经不允许他继续留任，请辞是唯一的选择，只能说当时过分激烈的恶性党争是误国的。
明 袁可立《观海市诗》 董其昌书
明天启四年，袁可立在离任前夕所作的《观海市诗》中自序道：“甲子春，方得旨予告，因整理诸事之未集，又两阅月，始咸结局。”【175】李民宬《癸亥朝天录》记载道：“天启四年三月二十一日乙亥，留登州。军门（袁可立）以病上辞本，准回籍调理，大理少卿武之望代之。”【176】黄道周《节寰袁公传》：“公在登可三载，七疏归，归而魏焰益肆。”【177】首辅 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公抗疏乞骸，上意尤难其去，至七恳始得旨回籍。”【178】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公请告，疏凡七上，始得奉俞。”【179】陈继儒《大司马节寰袁公家庙记》：“公乞骨骸者七，辞衔者三，熹庙不能留，魏党不能夺，一时难进易退之高风，真可洗满朝称功颂德之秽气。”【180】
同年御史结伙抱团轮番攻击 导致袁可立离职
登莱巡抚原为“三方布置”牵制后金而设，在袁可立莅任后，登莱遂成对后金发起攻击的强大海路基地，辽南成为明金战争的主战场，使登莱战略布置大大前移。天启三年上半年，袁可立策反后金努尔哈赤姻婿刘爱塔发动的未遂政变使明朝不战而屈人之兵，收复辽南三卫大面积疆土的序幕正式拉开。正当袁可立欲借此筹划更大的战略攻势大有作为力图恢复全辽的关键时刻，突然就冒出来一个由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同年组成的小集团利用袁可立核查毛文龙满蒲、昌城战报所产生的矛盾抱团轮番攻击袁可立，最终导致其七次上疏辞职而下台，从此登莱防务由盛转衰，直至最终土崩瓦解。
民族英雄黄道周评价道：“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节寰袁公传》）首辅孔贞运更是指出在袁可立离开后“登州从此多事矣”。
尽管这场风波在开始之际就被天启皇帝旗帜鲜明地回怼和明确斥责：“大臣去留悉听上裁，言官论人当存大体，不必连章摶击”（《明熹宗实录》）。天启等于是以皇帝的身份进行了最高裁夺来为袁可立站台背书，对这位帝师也算力挺了。但这股势力并没有因此而作罢，反而做大成势，纠缠不休。研究晚明史的人都知道，明末言官势力一旦抱团结伙，对朝政就会形成很大的压力，甚至对正常的军政事务造成纷扰和威胁。像万历那样的老牌皇帝尚且无力应对言官聒噪而几十年怠工不上朝，更何况是天启这样的少年天子就更是疲于应付了。
这些参与攻击袁可立的利益集团集中联合了至少六个人以上的进士同年或老乡，人员构成以同年加同乡为纽带，其中最先发起攻击的是兵科给事中方有度，其余依次进行攻击的是广西道御史宋师襄、河南道御史庞尚廉、福建道御史李应升和山东道御史宋祯汉，上述这五个人全部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丙辰科的进士同年，这种关系大抵相当于今天的老同学或者战友圈。其中除了宋祯汉是个著名的阉党，其余都是后来被指为活跃的激进东林党成员。从中不难看出，为了攻击袁可立，不但是同年联手，而且是东林和阉党也抱起团来。
根据对一些历史文献的爬梳追踪，可以发现这个率先对袁可立发起攻击的方有度是大有原因的，有利用自己言官身份官报私仇的嫌疑，这可能在揭示明代的一些言官在弹劾别人的背后并没有后来的东林舆论刻意塑造美化的那么高大上，他们可能在利用国家公器介入或者插手军政，甚至在挟私报复从中谋取个人利益。方有度（？－？）字方叔，安徽歙县人。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进士，官至给事中。史料记载此人擅长党争，攻击无虚日，后削籍归，在家赋闲而终，崇祯初年东林全面掌权后被追复原官。
方有度在万历四十四年攻击袁可立的同年小团体中是第一个利用袁可立核查毛文龙满蒲、昌城战报一事对袁发起攻击的。仔细查阅当时的文献资料，发现方有度攻击袁可立并不完全如史料所载受毛文龙嗾使这么简单，而是方有度本人也有借此机会报复打击袁可立的深层次动机需要。查《明实录》，方有度在一年前曾经利用自己的大明风纪官员身份往袁可立属镇的毛文龙军中举荐安插过一个叫汪崇孝的人，而恰巧这个汪崇孝很不争气，刚上任一个月就出了问题，遭到官员们联合举报，袁可立作为军区直接领导也向朝廷递交了这个由方有度举荐任职才一个月零十天的汪崇孝的糗事，汪崇孝因此受到了朝廷的严厉处分和追责，这个事使举荐人方有度很丢面子。既然你袁可立敢不给我这个大明驻兵部纪检组组长面子，那咱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老袁我记住你了，大概因此结下梁子被借机官报私仇的可能性不小。当然由于保存下来的资料很有限，目前还没有见到这样明确的记载。
《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之二十五：“天启二年八月十八日，工科给事中方有度陈制奴要著，…,…因荐加衔都司汪崇孝、加衔游击赵佑可助毛文龙，章下兵部。”【181】
《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之二十六:“天启二年九月二十九日，登莱巡抚袁可立陈海上情实三事：一言管大藩兵已去而逃，一言汪崇孝兵未去而噪，一言王一宁兵愿去而忽生异说。乞下部酌议，以计万全。……汪崇孝大言不惭，御众无法。该抚（袁可立）称盐院已将本弁撤回。……汪崇孝姑准领兵渡海，戴罪立功自赎。上依议。”【182】孔贞运《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枢辅檄淮上新募兵出海，而将卒不用命，遂哗于福山。公移檄抚绥，咄嗟哗解。因露章劾所部汪崇孝、管大藩等，奸弁丧气，磊壁森然。”【183】
方有度刚举荐过了一个月零十一天，汪崇孝就因为带兵无方致使所部哗变受到袁可立不讲情面的露章公开参劾，这是袁可立莅任登莱巡抚五个月后树立军威的一大板斧，没想就砍上了其背后保护伞大明纪检重臣，这可能是后来一系列对袁可立弹劾围攻的导火索。
这个攻击袁可立的团队中还有一个四川道御史李乔仑，和上述五人并非同年关系。李乔仑没有考中进士，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丙午科举人直接步入仕途的，但这个李乔仑是陕西西安高陵县郭下里(今鹿苑镇)人，和上述五人同年中陕西铜川耀州城（今铜川市耀州区）宋师襄的家相距43公里，放在全国看已经是近老乡。碰巧的是《两朝剥复录附校正·上·卷之二》明确记载了李乔仑加入到这个言官团伙中攻击袁可立是受其同乡宋师襄的唆使和操纵，原文是“语具师襄传意，乔仑劾之”，就是说是宋师襄授意指使，李乔仑操刀。还有一个巧合也值得注意，就是李乔仑和宋师襄两人和袁可立的继任者临潼阜广里广阳屯(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广阳村广镇堡)的武之望也都是近老乡。宋师襄的家距武之望42公里，而李乔仑的家距武之望只有19公里。现所知袁可立和武之望同为万历十七年进士同年，其他关于二人的关系并不详知，这种隐藏在历史文献里的巧合和关联也给人带来思考。
当时全国科道风纪官员一两百号人，而攻击袁可立的言官们全都集中在一个由同年及老乡抱团组成的小圈子内，即使经历数百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个小团体的人员构成也显得有点难堪和动机不纯，难道其他科道风纪官员就都没有这个小团体有先见之明和职业责任心。当然，几百年后的我们也没有更多的证据和理由来举证说这么多的同年组合成一个小团体在关键时刻来攻击一个政绩良好的战区巡抚并最终导致战区防御系统垮台崩溃有什么不可以或违法之处，只是几百年后沉淀下来的历史轨迹就是留下了这个很尴尬和耐人寻味的事实。而且这种攻击的强势竟然能直接对垒天启皇帝喋喋不休达数月之久，最终导致天启帝师袁可立辞职下台。但袁可立去职后给登莱战区所带来的破坏结果却不可小觑，直到毛文龙被杀以至登莱兵变使登莱防务彻底瓦解。崇祯六年冬，闻变后的袁可立心力交瘁在睢州老家溘然长逝。
明朝言官干政的弊端早就有所暴露，早在万历十七年二月（戊寅朔）庚寅，兵科左给事中胡汝宁在奏疏中就对言官假公济私搬弄是非的行为进行过揭露和警示：“谋国输悃者固有，而文奸饰诈者十常六七。甚则报复私仇，混淆邪正……”【184】（《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二百八》）熊廷弼更是愤怒指出言官不懂兵事却对疆事横加干涉的危害之大：”今朝堂议论，全不知兵……疆场事当听疆场吏自为之，何用拾帖括语，徒乱人意，一不从，辄怫然怒哉!”【185】只是一些历史现象总是在不停轮回地被重复上演着。
袁可立是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廉吏，在苏州为推官六年，又在北京西城做巡城御史二年，斩杀弄臣，平反冤狱，被百姓称为“袁青天”、“长安真御史”。袁可立居乡为乡贤，居官祀名宦。在苏州府名宦祠和历代清官狄仁杰、白居易、范仲淹、司马光、文天祥、况钟、海瑞、于成龙、林则徐等同列并祭，其中袁可立是明清两代二百多位苏州府推官中唯一被入祀的一位七品小推官，可见袁在早期就是一个十分出色的风纪官员。后遭罢官，晚年复出后遭遇辽东危局，担任天启侍班帝师期间受知遇之恩，蒙帝特简重托，临危受命出任登莱巡抚。收难民，练辽兵，再次成为明代十四任登莱巡抚中唯一被列入登州府名宦祠特祀的一任巡抚，作为一个在乱世中支撑危局经营“征东军务”的“袁军门”，百年后能受到登州百姓如此抬爱，再次证明这是一位难得的好官，因为入祭名宦一定是百年以后的事，完全凭异地官声而定。在河南睢州故里，袁可立、袁枢父子都被崇祀乡贤祠，也许正是这种耿直任事不营党派的作风和性格才是造成被一些激进党争人士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深层次原因。
《苏州府志》袁可立和海瑞、于成龙等并列同祀名宦祠
言官抱团攻击袁可立的这个时间点恰恰是袁可立任职以来最辉煌的战果收获关键期，一旦自此做大后这支明军铁师不能为某些党争利益集团所用可能才是一些言官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根源。袁可立考虑的是平辽，激进言官眼里都是党争，这可能是道不同难以与谋的根源所在。（四）（作者 司马书香）
孙承宗发生柳河之败
天启五年（1625年）孙承宗出镇辽东时，推荐马世龙担任山海关总兵，统领关内外军马。八月，马世龙误信生员刘伯镪之言，称后金四贝勒皇太极进驻耀州，手上兵源不满三百。世龙派兵自娘娘宫渡三岔河袭击耀州（今辽宁省营口县岳州村），并先遣鲁之甲与李承先二将率领前往，这时由于驻觉华岛水师游击金冠、姚与贤等迟迟没有前来接应，至二十五日舟仍不至，李、鲁二人率领八百人透过七只渔船强渡三岔河，导致形迹外泄，造成柳河之役的溃败，死伤四百多人，鲁之甲与李承先均战死，中军钱应科落水死。
《明熹宗实录》：“辽东总兵马世龙遣副总兵鲁之甲等谋袭锦（耀）州，渡河败殁。先是，降虏生员刘伯镪自虏中归，声言四王子见住锦（耀），兵不满三百。如我师渡河，辽民即杀四王子，歼其众以归。马世龙信之，遂托言东哨接济难民，调前锋营副总兵鲁之甲，参将李承先领兵渡河。而所调水兵游击金冠等大船不至，济以鱼船，往返不能多载，喧竞于河者四昼夜。奴酋已觉，伏兵掩击，我军败北，二将死焉。
巡抚喻安性以闻，且言近驻守关门，距右屯颇远，一切遣将调兵渡河东哨之说，皆绝不与闻。上以马世龙轻进丧师，罪莫可逭，比喻安性同事封疆，何得诿于不知，姑著策励供职，悉心防御，候勘明处分。后兵科给事中王鸣玉、都给事中罗尚忠、刑科给事中苏兆先各具疏参劾马世龙并及枢辅，孙承宗亦引疾乞罢。得旨，轻进失事，责在镇臣，再整军容，严加备御，还仗卿督率弹压，以安人心。封疆重任，何人堪代？岂得遂欲求归。既而孙承宗再疏告病，上复勉留之。”【159】
孙承宗自辩大意曰：一是袭击耀州的行动因为觉华岛的舟师失期不至，二是鲁之甲和李承先的意外死亡是“巡河哨败”所至。然而，孙承宗这份报告被指是在推诿责任，历来将帅功过相当，岂有全责部下之理？
王在晋：“按陆兵可以程计，水兵不可以日计，水陆约期于二十七日举事，水兵并无消息。世龙料理如此，焉得不败。”【160】（《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四）等于是说孙承宗非要指定水陆两军在八月二十七日会合，这本身就是荒唐可笑的瞎指挥，再把责任全推给觉华水师，既不厚道，也显得无知。至于谎报李、鲁二人是“巡河哨败”，王在晋更是异常愤慨，对此痛心疾首道：“耀州非奴酋紧要地，胜亦不为功，且大败耶。关内道刘诏查报，鲁之甲原为东哨接渡难民，其欺罔之甚至此。”
柳河之役的直接损失令人痛心，然真正严重的后果是，未攻耀州之前，关宁的总兵力是十二万人，经此一败，被后金追杀望风而逃后兵员只剩下五万八，逃散了近六万多人，所谓关宁铁骑一夜之间损兵折半。这逃散的六万人中有一些是在三岔河直接就溜号掉的，但更多是在大凌河、松山、宁远，甚至山海关就跑路了，可见平时的纸上谈兵并不等于战时的临阵实操。
孙承宗出关督师辽东，与登莱水师袁可立遥相呼应。然从这次柳河之役的失败来看，袁可立的离任事关不小，有袁可立统帅下的辽南明军在，后金从不敢问津关宁，三年间无一失。同时也可以籍此看出孙督师的临阵实战能力是不能和袁可立一较短长的。袁可立的登莱从兵员到粮饷装备都远不能跟督师的关宁军实力相比，但却能组合优势兵力奇兵突袭，连克金、复、盖三卫及旅顺、红嘴、望海、永宁等多堡要地，又完全反客为主，以偏师充当了主战场前锋，使孙承宗的关上明军成了大后方，实属明末战争奇迹。袁可立离职后，后金军直接挥师辽西，明军再次沦入到袁可立任职前被动防御越打越残的败退轮回。
今天看来，当时举全国之力构筑的关宁塔防线，长期空耗待敌被动防御，至于后来拖垮大明财政沦为苛捐杂税加征的恶性循环根源，最终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后院起火。这个辽西长廊方案在当时之所以能在朝中通过，可能是出于保卫大明中央政府京师的急切需要，至于全局上正确与否，倒是很值得商榷。当时的兵科给事中李鲁生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古征战未有陈师境上数年不进者，亦未有去敌既远虚设十余万之众坐食自困者。……今以十四万之众，岁费六百万，虽言唯敌是求，其实百事不办。战固未能，守亦羞称。”（《明熹宗实录》）
“……公初建议四卫，其后归重于复、盖，以为恢复之要领在是，而中朝卒弗省也。”【161】钱谦益为孙公撰写这段行状文时，袁可立军辽南战捷已经过去十多年，战绩早已盖棺论定且有目共睹，所以钱也是不忘以登莱战事为其题主浓笔重墨加精添彩。不过毕竟从袁可立离任登莱到到天启五年十月孙督师辞职还有一年半时间继续留任督辽，相当于袁可立整个登莱任期的一半还多，而恰恰张盘战死和柳河之败两次败仗都是发生在袁可立刚刚离任登莱后这段时间。孙承宗人品中正公方，举家殉国，堪称千古文臣楷模，且与袁可立私交配合一直很好。但必须承认谋兵布局临阵实操非孙所长，兵法韬略付诸实战并不能和袁可立一较高下，这一点读者不能被钱谦益误导带偏 ，毕竟历史上的一些战例和兵法是用来被后世借鉴的，不可因文过饰非而曲解关键史实。但也不能据此就说孙承宗对袁可立的辽南之战不重要，孙的人脉和声望可能是袁取得辽南之战不可或缺的政治因素，二公很可能在那个天翻地覆的时代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完美地演绎了一场荡气回肠的“精忠报国”通力合作。捧读孙、袁二公四百年前书信文牒：“弟（孙承宗）调来者可乎？兄（袁可立）为弟密言之。”孙督师和袁军门以老迈之躯为国抱团共赴强敌，殷殷之情已跃然纸上，至今读之言犹在耳令人动容。【162】（见孙承宗《高阳集·又答袁节寰中丞》）敬畏历史，慎之慎之！
从袁可立任职三年对后金的打击效果看，朝廷如果能解放思想在登莱海路加大支持力度，让袁可立这边对后金的海上打击火力全开，再约束个别言官作梗聒噪行为，或许辽南一路能够独立做大成局，则后来的明清战争史完全有可能被改写。
袁可立离职 毛文龙东江式微
“袁可立抚登期间，明廷最终所定登饷为二十万两，得益于袁可立的支持，明廷向东江所运粮饷也由最初的十万石增至二十万石,但在袁可立去职后，登抚武之望‘不言可进战’且与毛文龙争长短，引起明廷不满并在此后将登莱军饷裁减一半。……武之望汲汲于弹压毛文龙，并未像袁可立那样锐意进取，且其一改明廷已认可的袁可立登莱主战、东江牵制之策略。”【163】
袁可立离任半年，张盘战死，努尔哈赤大举迁都沈阳，又半年发生了导致孙督师下台的柳河之败，明金对峙形势再次急转直下。
朝中有识之士对袁可立离任前后辽南战争形势的变化开始对毛文龙提出强烈质疑，为什么袁可立一离任毛文龙就走上了明显的下坡路。
《明都察院实录》天启五年四月初九日，巡按直隶洪如钟题：“近者毛文龙驻师海上逼近虏穴，谓奴有所慑而不敢动。忽焉出其不意直缚张盘再陷旅顺，如摧枯拉朽莫敢争锋，中国短长之效，益巳见矣。“
《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六十：“天启五年六月壬午，毛文龙孤提一旅驻札平岛，……满、浦诸战屡奏斩获，动輙以百千计，即韩白之智、刘岳之勇当不过是。去岁金州被削旅顺失陷，数月以来绝无后着，岂先后智愚勇怯为两截人，与其在朝廷不得不信，其在士论不得不疑。……而不虞正哲人所戒，合无遣智胆文臣一员阅视整顿。”【164】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袁可立去职后直到明亡也没有再等到“智胆文臣”再次出现振兴登莱防务扭转战局。
武之望接任袁可立后，毛文龙的情况急转直下，连最起码的物资供给也不能得到保证。天启六年二月毛文龙为王化贞请罪自效，连天启皇帝都开始斥责他“奴酋入犯，全不知觉，牵制安在，辄敢言功。”（《明熹宗实录》卷63）
崇祯二年袁崇焕督师辽东，登莱巡抚直接被裁撤，袁崇焕在宁远设立东江转运司控制东江镇的物资供应，“禁登莱商船入市”，全方位卡脖子困死毛文龙，东江各岛迅速陷入空前饥荒和混乱状态。毛文龙对后金的军事牵制作用逐渐衰弱直至消亡，既不能动摇后金在辽东的统治，也不能制止后金西向对明和蒙古用兵，袁可立离任第二年后金就无视新任督抚悍然劳师袭远入侵辽西掠夺关宁。后来袁崇焕在双岛将毛文龙杀害，东江镇四分五裂发生登莱兵变酿成大祸，袁可立苦心经营的登莱防线彻底崩溃，闻讯后的袁可立于崇祯六年在睢州老家溘然长逝。不久，朝鲜沦陷，明亡进入倒计时。
袁可立辞职事件始末
辽南之战的胜利让人们看到了大明平辽的曙光，但好景不长，随着袁可立的离职，辽战形势再次急转直下，很快又进入到原来被动塔堡防御的状态。那么在辽南战争向恢复全辽大举推进的关键时刻，袁可立为什么要辞职呢？
袁可立离职确有毛文龙鼓噪的成分
关于毛文龙嗾使言官攻击袁可立一说，多种资料是有明确记载的。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皇帝曰：‘巡抚佥都御史可立厥治行劳哉，赐汝朱提文蟒。汝嘉而毛帅骄愎不协，蛊于兵，满蒲、昌城袭报用敢献功。’公颔之，使者往覆东江。毛遂怨望，嗾方给事（方有度）触公，反以勋陟少司马。”【165】
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毛文龙者，公（袁可立）故奇其胆智。然自夜邑之奉蛊其心子，公之力柔其骨。……。乃满浦、昌城之捷，谓兵不满千，未交一战，不遗一矢，而使 （虏）自相践踏，其被炮死者二万有余，马之走死者，三万有余，止余真 （夷）二万。公心颇疑之，私谓敷实而后报，不失于慎。扶同而报，何辞于欺。乃移文东江，审其颠末。遂触毛帅之怒，嗾一黄门弹之，一二侪偶继之。天子不为动，旋以平莲功晋秩少司马。”【166】【167】【168】
从结果上看，袁可立的离任给毛文龙本人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麻烦和后来的不测，可以说毛文龙是袁可立离任登莱的直接受害者。同时也给初见成效的登莱防务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然这些结果在当时是毛文龙和大明朝廷所始料未及和不可预见的。
还有一份朝鲜史料和袁可立的多种传记资料可以互为印证吻合，洪翼汉《华浦先生朝天航海录》：“皇明天启四年甲子（八月）初八日庚寅，晴。……都督使门子请宴，馔品极丰，优戏具呈，盖示其接遇之厚也。杯酒间，都督（毛文龙）言：‘皇子已于六月薨逝，而登州抚台袁可立与俺不相能，致有科参，新抚台武之望已替其任云。’似是夸张自己之势焰，而及闻门下人言，亦似实状。”【169】从朝鲜来使这段绘声绘色的记载可以看出，毛文龙对袁可立奉旨核查满蒲、昌城战报受到言官攻击离职一事还颇有得意之色，然几个月后随着新任妇科名医武之望巡抚的到任就让他知道悔不当初了，这时候即便再想起袁可立的好处也已经噬脐莫及。上述记载还同时注明了朝鲜使臣自己的意见，从“似是夸张自己之势焰”这话来看是不相信单凭毛文龙的力量能把登莱战区长官袁可立赶走的，“而及闻门下人言，亦似实状”也只能说明大抵证实了毛文龙嗾使言官攻击袁可立这回事，当时朝鲜使官未必就能看到攻击袁可立的全部档案资料，也不可能知道至少还有六名以上的进士同年结伙抱团利用和做大了毛文龙和袁可立之间的矛盾，连续轮番多次攻击袁可立长达半年之久才造成袁可立离任这样的后果。按当时的文官运作体系，如果没有外廷言官参与进来，仅凭毛文龙是根本撼不动袁可立这个战区司令长官的。
明 袁可立《请讨朝鲜篡逆疏》
天启三、四年正是东林和阉党矛盾总爆发的前期，毫无节制的党争和言官攻击的激烈程度已经严重干涉到了正常的军政秩序，有观点说明亡于党争症结正在于此，不愿意参与党争的登莱巡抚袁可立受到攻击成为必然，或者说已经是有人为党争的需要盯上了登莱巡抚这个位子而欲除之而后快。核查毛文龙战报也许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袁可立在外臣压力下例行公事对毛文龙战报进行核查，但毛文龙误判形势反映过度没有和袁可立共同应对危机维护辽战大局，反而怂恿个别言官扩大事态弹劾赶走袁可立最终酿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结果造成了袁可立的离任和毛文龙自己的下坡路局面。鉴于毛文龙海外孤岛长期缺饷少粮实际情况的特殊性，连辅臣兵部尚书孙承宗都主张对毛文龙不可过于较真。《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之三十九“伏乞皇上敕该部查照有功员役，照例升赏，其（毛文龙）所请钱粮酌令给发，责令登莱抚臣（袁可立）综核其事，无曰功不必核其虚饷，不必问其实，令孤悬异域之臣捐，臣为国大声疾呼而不一应也，臣无任激切待命之至。”【170】孙督师也是担心本来就粮饷供应不畅再过于苛刻会引起海外将士灰心，此情此境诚为左右难事。毛文龙自己也曾上疏说：“向来庙堂议论，以东江为牵制虚局，钱粮半饥半饱，军需若有若无。”这种情况当时的大明兵部和内阁直至皇帝都和袁可立交换过意见，可以说在当时的情形下对毛文龙有张有弛虚实相应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最大值平衡模式，也是在粮饷不足的状态下维持战局动员战力的无奈选择。
早在方有度弹劾疏之前，袁可立对毛文龙这个战报就已经派出“使者往覆东江”查勘过了，并因此遭受“毛遂怨望”。其实对于毛文龙这个战报的水分和夸大之词，身为一线总指挥的袁可立心里比谁都清楚，同时他也知道毛文龙的东江镇长期因缺粮断奶的营养不良，也可能是毛文龙急于求成想把长期的欠薪一下子多要点，所以就撒了个不能自圆其说的弥天大谎而引发舆论危机，把袁可立推到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现实的诸多无奈迫使袁可立想低调处理这个事以维持登莱防务大局，可方有度等人对袁可立的高调攻击不依不饶非要把这个军间戎机事件添油加醋吵得沸沸扬扬推向巅峰，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
按照方有度的说法，毛文龙“坐歼奴兵数万，实则千古未有之奇”，这样的千古奇捷你袁可立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向朝廷报功，你如果认为“文龙为千古未有之谎”，就应该“正宜明告”。如果认为“满浦、昌城之捷”战报是真的而故意瞒报，那就是袁可立想“以文龙之长形有容之短，党护忮克，为有容保奸”。就是说袁可立在拿毛文龙的千古奇捷来为沈有容掩饰护短，“可立罪可诛也”。按方有度的意思，如果毛文龙说了谎提醒警告一下就行，但如果是袁可立说了谎，就应该直接把袁可立杀了，言语间可见这位方给事中对袁可立恨之切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决绝和急切。
袁可立为了保护毛文龙，在当时作了这样一个既模糊又无奈的结论：“至于满浦、昌城之举，当以赶杀首级获奸细夷器等项为实功，而不交一锋致奴死二万余人、马三万匹，其数终有不可考。”（《明熹宗实录》）就是几百年后现在的人们也能看出来袁可立这明明就是在保护毛文龙呀，袁可立太难了。本来袁可立对毛文龙这个妇孺皆疑的战报是有意想低调处理过去，毕竟他更知道东江镇的难处，自己也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长期为东江镇奔走呼号才算有了今天来之不易的局面。这下毛文龙和方有度联手唱双簧高调逼着袁可立为其请功，就把袁可立逼到了非常尴尬的死角。几百年后的我们是确实能够感受到那个既无奈又令人窒息的命门死角，却让毛文龙自己给亲手打翻了，害了自己，也断送了登莱防务。
现在看来，袁可立核查毛文龙“满浦、昌城之捷”的战报使二人产生了矛盾并被人利用发酵最终导致袁可立请辞下台，对毛文龙、袁可立和大明三方都是一个全输而无一赢的结局，更为严重的后果是自此成了辽战总局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赶走袁可立毛在策略和结果上都是全盘皆输的，因为袁可立是前后几任登莱巡抚中对毛文龙支持力度最大的，直到下台八个月后冠带闲住期间还在朝中为毛文龙摇旗呐喊。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三·甲子十二月》第346页：“奴酋逆天顺犯，于今七载，赖毛帅倡义，屡获奇捷，大张挞伐之气（山江叙功）。据所报功级解验前后大小三十余战，斩首共一千九十七级，数逾上捷者共五次，总获器械、弓箭等件共五万。当我圣主宵旰之时，人心危惧之日，海外有此奇功，其应升应赏应恤之官兵，相应敕部行巡按御史覆勘，再为议序，以侯俞旨施行。”【171】 从上述记载时间看，天启四年十二月上这个题本的时间已经是袁可立离任登莱巡抚八个月后。后来甚至连满人在“文字狱”中编修的《明史》都把袁可立和毛文龙绑定到一块儿黑：“毛文龙居海外,屡以虚言逛中朝,登莱巡抚袁可立每代为奏请。“包容毛文龙的一些毛病有效整合资源形成最大战力是袁可立当时的唯一选择。袁可立对毛文龙的包容和驾驭是辽南明军战力最大化的战略制衡需要，并不代表袁可立认为毛文龙就没有问题。
袁可立离开登莱八个月后冠带闲居，仍在上题本为毛文龙请功，耳闻目见，言辞恳切，至今读之虽历经四百载而令人动容。也许是担心自己从此以后再也回不到朝堂能帮到这个亲手扶植起来的东江毛帅，也许是他已经听闻到新任登抚对毛文龙的百般刁难威胁动摇到了他苦心经营的登莱防务根基，于是在罢官后仍拼尽最后力气上了这个替毛文龙背书”赖毛帅倡义屡获奇捷”的请功题本，足可见袁可立对登莱防务的纵深布局和抱负之大，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没有因为个人的离职和得失而有丝毫动摇。
就当时的形势来看，登莱不能没有袁可立，东江也离不开毛文龙，特殊时期的特殊人物之间的制衡就是这种特殊作用和效果，类似于自然界的天敌现象，形成了局部生态平衡。在没有替代版的前提下，不可以轻易被打破，这是不能以口号和情绪意气来替代的客观存在。后来的己巳之变和登莱兵变的严重后果就已经非常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就此断送大明而没有给后人留下任何后悔和重来的机会。
“登莱建镇之时重兵云集，时人曾称‘奴难之初，登州原集重兵，足称雄镇’。袁可立在任时登莱海防兵力有两万三千余人、战船五百多只，登抚遭袁崇焕裁撤之后，登莱兵员粮饷俱遭大幅裁减，兵力仅剩‘三千六百七十员名’。”【172】
更为沉痛的结果是毛文龙在袁可立离任后遭受了包括“移镇”在内一系列釜底抽薪的致命打击，致使登莱防务断崖式崩溃。“移镇之说兴起后，‘人心为之动摇，高丽为之变色，淘淘摇摇，莫知适从。于是有逸而复归于奴者，有逃而奔于西者，有逃而被奴贼杀者。’【173】”【174】
我们在此无意纠缠于毛文龙的其他是是非非，但袁可立离任登莱毛文龙祸不单行直至身死非命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毛死后紧跟着后金兵临京师，这是自明与后金交恶十年以来首次没有后顾之忧悍然逼至都门，毛文龙的东江牵制作用亦不言自明矣！登莱兵变、朝鲜沦陷，直至辽东防务体系土崩瓦解，却是一连串相互连贯的因果事件。至少从结果上明白无误地证明了前后几任登莱巡抚和袁可立相比是高下立见的。袁可立是一个懂军事、重海防、敢交战、顾大局、不结党的战略战术兼顾型人才，有他在登莱镇守，后金不敢窥视辽西一步，直至被逼退出南四卫，望阙京师更是痴心妄想，所以满清对袁可立的恨是深入骨髓封杀到底的。
有署名文章《如何评价明四朝元老袁可立？》对袁可立的军工政绩评价颇高，但在收尾处却不无遗憾地抱怨道：“在国家危难多事之秋，（袁可立）七次请辞，选择功成身退，对国家的的战略大局造成消极不可挽回的损失与影响。如在他请辞之后，战功赫赫的登莱水师统领沈有容也同时选择身退，致使明军罕有的忠诚猛将张盘因为缺乏调度和后援身陷重围而死。”应该说，这篇文章对袁可立的抱怨从结果上是符合史实的，袁可立七次请辞确有此事，并在请辞离职后给登莱防务带来了无法挽回的灾难性后果。袁可立早年因过于耿直被罢官闲置二十六年后再度出山，这次授钺视师是其建功立业的最后机会，“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情系，于袁可立也不能例外。但此次请辞按照当时的常规和礼制可能有太多迫不得已的原因和背景。当时言官一窝蜂轮番攻击造舆论，天启皇帝也一度高调出面为袁可立站台打抱不平顶硬上，一方面是连章弹劾不得消停，一方面是朝廷对袁可立晋秩兵侍覃恩荫子，这是皇帝和言官较劲不可开交的节奏，但袁可立如果在此事上一味仗势天启皇帝没有一个普世姿态拿出来在当时的官场是说不过去的，同年言官集团的轮番轰炸环境已经不允许他继续留任，请辞是唯一的选择，只能说当时过分激烈的恶性党争是误国的。
明 袁可立《观海市诗》 董其昌书
明天启四年，袁可立在离任前夕所作的《观海市诗》中自序道：“甲子春，方得旨予告，因整理诸事之未集，又两阅月，始咸结局。”【175】李民宬《癸亥朝天录》记载道：“天启四年三月二十一日乙亥，留登州。军门（袁可立）以病上辞本，准回籍调理，大理少卿武之望代之。”【176】黄道周《节寰袁公传》：“公在登可三载，七疏归，归而魏焰益肆。”【177】首辅 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公抗疏乞骸，上意尤难其去，至七恳始得旨回籍。”【178】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公请告，疏凡七上，始得奉俞。”【179】陈继儒《大司马节寰袁公家庙记》：“公乞骨骸者七，辞衔者三，熹庙不能留，魏党不能夺，一时难进易退之高风，真可洗满朝称功颂德之秽气。”【180】
同年御史结伙抱团轮番攻击 导致袁可立离职
登莱巡抚原为“三方布置”牵制后金而设，在袁可立莅任后，登莱遂成对后金发起攻击的强大海路基地，辽南成为明金战争的主战场，使登莱战略布置大大前移。天启三年上半年，袁可立策反后金努尔哈赤姻婿刘爱塔发动的未遂政变使明朝不战而屈人之兵，收复辽南三卫大面积疆土的序幕正式拉开。正当袁可立欲借此筹划更大的战略攻势大有作为力图恢复全辽的关键时刻，突然就冒出来一个由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同年组成的小集团利用袁可立核查毛文龙满蒲、昌城战报所产生的矛盾抱团轮番攻击袁可立，最终导致其七次上疏辞职而下台，从此登莱防务由盛转衰，直至最终土崩瓦解。
民族英雄黄道周评价道：“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节寰袁公传》）首辅孔贞运更是指出在袁可立离开后“登州从此多事矣”。
尽管这场风波在开始之际就被天启皇帝旗帜鲜明地回怼和明确斥责：“大臣去留悉听上裁，言官论人当存大体，不必连章摶击”（《明熹宗实录》）。天启等于是以皇帝的身份进行了最高裁夺来为袁可立站台背书，对这位帝师也算力挺了。但这股势力并没有因此而作罢，反而做大成势，纠缠不休。研究晚明史的人都知道，明末言官势力一旦抱团结伙，对朝政就会形成很大的压力，甚至对正常的军政事务造成纷扰和威胁。像万历那样的老牌皇帝尚且无力应对言官聒噪而几十年怠工不上朝，更何况是天启这样的少年天子就更是疲于应付了。
这些参与攻击袁可立的利益集团集中联合了至少六个人以上的进士同年或老乡，人员构成以同年加同乡为纽带，其中最先发起攻击的是兵科给事中方有度，其余依次进行攻击的是广西道御史宋师襄、河南道御史庞尚廉、福建道御史李应升和山东道御史宋祯汉，上述这五个人全部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丙辰科的进士同年，这种关系大抵相当于今天的老同学或者战友圈。其中除了宋祯汉是个著名的阉党，其余都是后来被指为活跃的激进东林党成员。从中不难看出，为了攻击袁可立，不但是同年联手，而且是东林和阉党也抱起团来。
根据对一些历史文献的爬梳追踪，可以发现这个率先对袁可立发起攻击的方有度是大有原因的，有利用自己言官身份官报私仇的嫌疑，这可能在揭示明代的一些言官在弹劾别人的背后并没有后来的东林舆论刻意塑造美化的那么高大上，他们可能在利用国家公器介入或者插手军政，甚至在挟私报复从中谋取个人利益。方有度（？－？）字方叔，安徽歙县人。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进士，官至给事中。史料记载此人擅长党争，攻击无虚日，后削籍归，在家赋闲而终，崇祯初年东林全面掌权后被追复原官。
方有度在万历四十四年攻击袁可立的同年小团体中是第一个利用袁可立核查毛文龙满蒲、昌城战报一事对袁发起攻击的。仔细查阅当时的文献资料，发现方有度攻击袁可立并不完全如史料所载受毛文龙嗾使这么简单，而是方有度本人也有借此机会报复打击袁可立的深层次动机需要。查《明实录》，方有度在一年前曾经利用自己的大明风纪官员身份往袁可立属镇的毛文龙军中举荐安插过一个叫汪崇孝的人，而恰巧这个汪崇孝很不争气，刚上任一个月就出了问题，遭到官员们联合举报，袁可立作为军区直接领导也向朝廷递交了这个由方有度举荐任职才一个月零十天的汪崇孝的糗事，汪崇孝因此受到了朝廷的严厉处分和追责，这个事使举荐人方有度很丢面子。既然你袁可立敢不给我这个大明驻兵部纪检组组长面子，那咱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老袁我记住你了，大概因此结下梁子被借机官报私仇的可能性不小。当然由于保存下来的资料很有限，目前还没有见到这样明确的记载。
《大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之二十五：“天启二年八月十八日，工科给事中方有度陈制奴要著，…,…因荐加衔都司汪崇孝、加衔游击赵佑可助毛文龙，章下兵部。”【181】
《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之二十六:“天启二年九月二十九日，登莱巡抚袁可立陈海上情实三事：一言管大藩兵已去而逃，一言汪崇孝兵未去而噪，一言王一宁兵愿去而忽生异说。乞下部酌议，以计万全。……汪崇孝大言不惭，御众无法。该抚（袁可立）称盐院已将本弁撤回。……汪崇孝姑准领兵渡海，戴罪立功自赎。上依议。”【182】孔贞运《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枢辅檄淮上新募兵出海，而将卒不用命，遂哗于福山。公移檄抚绥，咄嗟哗解。因露章劾所部汪崇孝、管大藩等，奸弁丧气，磊壁森然。”【183】
方有度刚举荐过了一个月零十一天，汪崇孝就因为带兵无方致使所部哗变受到袁可立不讲情面的露章公开参劾，这是袁可立莅任登莱巡抚五个月后树立军威的一大板斧，没想就砍上了其背后保护伞大明纪检重臣，这可能是后来一系列对袁可立弹劾围攻的导火索。
这个攻击袁可立的团队中还有一个四川道御史李乔仑，和上述五人并非同年关系。李乔仑没有考中进士，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丙午科举人直接步入仕途的，但这个李乔仑是陕西西安高陵县郭下里(今鹿苑镇)人，和上述五人同年中陕西铜川耀州城（今铜川市耀州区）宋师襄的家相距43公里，放在全国看已经是近老乡。碰巧的是《两朝剥复录附校正·上·卷之二》明确记载了李乔仑加入到这个言官团伙中攻击袁可立是受其同乡宋师襄的唆使和操纵，原文是“语具师襄传意，乔仑劾之”，就是说是宋师襄授意指使，李乔仑操刀。还有一个巧合也值得注意，就是李乔仑和宋师襄两人和袁可立的继任者临潼阜广里广阳屯(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广阳村广镇堡)的武之望也都是近老乡。宋师襄的家距武之望42公里，而李乔仑的家距武之望只有19公里。现所知袁可立和武之望同为万历十七年进士同年，其他关于二人的关系并不详知，这种隐藏在历史文献里的巧合和关联也给人带来思考。
当时全国科道风纪官员一两百号人，而攻击袁可立的言官们全都集中在一个由同年及老乡抱团组成的小圈子内，即使经历数百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个小团体的人员构成也显得有点难堪和动机不纯，难道其他科道风纪官员就都没有这个小团体有先见之明和职业责任心。当然，几百年后的我们也没有更多的证据和理由来举证说这么多的同年组合成一个小团体在关键时刻来攻击一个政绩良好的战区巡抚并最终导致战区防御系统垮台崩溃有什么不可以或违法之处，只是几百年后沉淀下来的历史轨迹就是留下了这个很尴尬和耐人寻味的事实。而且这种攻击的强势竟然能直接对垒天启皇帝喋喋不休达数月之久，最终导致天启帝师袁可立辞职下台。但袁可立去职后给登莱战区所带来的破坏结果却不可小觑，直到毛文龙被杀以至登莱兵变使登莱防务彻底瓦解。崇祯六年冬，闻变后的袁可立心力交瘁在睢州老家溘然长逝。
明朝言官干政的弊端早就有所暴露，早在万历十七年二月（戊寅朔）庚寅，兵科左给事中胡汝宁在奏疏中就对言官假公济私搬弄是非的行为进行过揭露和警示：“谋国输悃者固有，而文奸饰诈者十常六七。甚则报复私仇，混淆邪正……”【184】（《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二百八》）熊廷弼更是愤怒指出言官不懂兵事却对疆事横加干涉的危害之大：”今朝堂议论，全不知兵……疆场事当听疆场吏自为之，何用拾帖括语，徒乱人意，一不从，辄怫然怒哉!”【185】只是一些历史现象总是在不停轮回地被重复上演着。
袁可立是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廉吏，在苏州为推官六年，又在北京西城做巡城御史二年，斩杀弄臣，平反冤狱，被百姓称为“袁青天”、“长安真御史”。袁可立居乡为乡贤，居官祀名宦。在苏州府名宦祠和历代清官狄仁杰、白居易、范仲淹、司马光、文天祥、况钟、海瑞、于成龙、林则徐等同列并祭，其中袁可立是明清两代二百多位苏州府推官中唯一被入祀的一位七品小推官，可见袁在早期就是一个十分出色的风纪官员。后遭罢官，晚年复出后遭遇辽东危局，担任天启侍班帝师期间受知遇之恩，蒙帝特简重托，临危受命出任登莱巡抚。收难民，练辽兵，再次成为明代十四任登莱巡抚中唯一被列入登州府名宦祠特祀的一任巡抚，作为一个在乱世中支撑危局经营“征东军务”的“袁军门”，百年后能受到登州百姓如此抬爱，再次证明这是一位难得的好官，因为入祭名宦一定是百年以后的事，完全凭异地官声而定。在河南睢州故里，袁可立、袁枢父子都被崇祀乡贤祠，也许正是这种耿直任事不营党派的作风和性格才是造成被一些激进党争人士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深层次原因。
《苏州府志》袁可立和海瑞、于成龙等并列同祀名宦祠
言官抱团攻击袁可立的这个时间点恰恰是袁可立任职以来最辉煌的战果收获关键期，一旦自此做大后这支明军铁师不能为某些党争利益集团所用可能才是一些言官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根源。袁可立考虑的是平辽，激进言官眼里都是党争，这可能是道不同难以与谋的根源所在。（四）（作者 司马书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