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和社会的达尔文主义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进化论者知道社会的达尔文主义是错的，千方百计剥离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关系。但看了介绍，读者就明白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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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达尔文主义，有时在中文语境中简称为“社达”，是指由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派生出来的西方社会学流派。主张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与自然选择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的发展规律和人类之间的关系。认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现象存在于人类社会。因此，只有强者才能生存，弱者只能遭受灭亡的命运。
其代表人物斯宾塞认为：社会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协调也是由能量均衡原则来调节的。它表现为社会与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与斗争。人类社会只有在这种适应与斗争中才能进步。因此，生存竞争构成了社会进化的基本动因。
概念简介
社会也像个体一样，应被看作是以这样方式进化的有机体。这一理论被人用于支持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穷人是生存竞争中的“不适者”，不应予以帮助；在生存竞争中，财富数量是成功与否的判定标准。在对待社会的问题上，社会的达尔文主义成为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的哲学基础，支持盎格鲁－撒克逊人或雅利安人在文化上和生理上优越的说法。社会的达尔文主义在20世纪衰落，因为生物学知识和文化现象知识的领域不断扩大，足以驳斥而不支持其基本信条。
社会的达尔文主义是由达尔文的进化论演绎而来的。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地球上的生物，随着环境的变迁，有一个由低级生命形态向高级生命形态逐渐进化的必然趋势。

赫伯特·斯宾塞
在达尔文的进化论问世之后，斯宾塞提出了“社会的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可以和生物有机体相比拟，社会与其成员的关系有如生物个体与其细胞的关系。社会进化是指社会有机体在适应外部环境的过程中，其内部的功能和结构所发生的变化，一般需要在细分化-异质化-凝聚-确定几个环节。社会的达尔文主义本身并不是一种政治倾向，而是一种社会基模，根据自然界“食物链”现象提出“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并以此解释社会现象。
社会的达尔文主义是由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在戊戌变法时期介绍进中国的。当时的情形是，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打败了中国，列强进而群起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为挽救民族危亡，康有为等维新派掀起维新变法运动。康有为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资源中寻找变法的根据，著《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康有为的变法理论新奇但充满臆断，自然遭到守旧分子的猛烈抨击和抵制。正当此时，严复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赫胥黎是达尔文的朋友和坚定支持者，他的《天演论》（直译应为《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翻译的是进化论部分）是宣传生物进化论的著作。
但是，严复翻译这部著作，目的并不是为了向国人介绍这一自然科学学说，而是借以说明“自强保种”的道理：“天演之事，不独见于动植二品中也，实则一切民物之事……乃无一焉非天之所演也。”因此，他并不严格按照赫胥黎的原文翻译，而是用加按语的形式，往里面加进了斯宾塞的观点和自己的发挥。他是在借赫胥黎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即用社会的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来唤醒国人：如果再不变更旧法，发愤图强，亡国灭种的危机就在眼前。他加进的斯宾塞社会的达尔文主义观点才是他要向国人传达的核心思想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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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支持社会的达尔文主义者无一例外地都是进化论者，这不是巧合，而是2者本来就是同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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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产生
社会的达尔文主义是将达尔文进化论中自然选择的思想应用于人类社会的一种社会理论。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英国哲学家、作家赫伯特·斯宾塞。社会的达尔文主义的风行从19世纪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有人认为现代的社会生物学也可归类到社会的达尔文主义学派中。“社会的达尔文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历史学家Richard Hofstadter于1944年初版的著作《社会的达尔文主义与美国思维》，所以用“社会的达尔文主义”一词来指称1944年前的相关思潮是不确切的，但这种用法已被历史学界广泛采用。
核心概念
社会的达尔文主义是指一种思想。这种思想认为达尔文主义，特别是它的核心概念——生存竞争所造成的自然淘汰，在人类社会中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认为它在人类的进化、发展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思想常被利用来强调人种差别和阶级存在的合理性以及战争不可避免等。此外，把进化论用于社会的学说和思想，通常称为社会进化论。它与社会有机体学说是相联系的。社会有机体学说的实际创始人是斯宾塞（H.Spencer）。有人说达尔文进化论确立以后，社会思想方面受斯宾塞的影响比达尔文更显著。这在美国和日本等国都是这样。虽然斯宾塞是站在拉马克主义的立场上。但在研究社会进化时，则认为社会的达尔文主义比较适宜。
变革理论
社会进化和文化进化的理论在欧洲思想界很常见。达尔文之前的启蒙时代思想家，如黑格尔就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早期的思想家认为，斗争是社会生活的天然特征。托马斯·霍布斯在17世纪写成的著作《自然状态》中已经出现达尔文所描述的对自然资源的竞争。社会的达尔文主义与其他社会变革理论的区别在于，它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应用于社会研究之中。
达尔文对进化的独特研讨与其他理论的区别在于：达尔文强调自然对人类的发展的影响高于超自然影响，认为人类像动物一样为生物学法则所约束，特别是人口增长对个体的压力。与霍布斯不同，他相信这种压力使具备某种生理和智力性状的个体常胜于其他个体；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特征在种群中的积累会导致新物种出现。
达尔文觉得“社会本能”如“怜悯”和“道德情感”也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这些进化的结果使他们所在的社会得到增强。他在《人类起源》中表述了这样的观点。所以，达尔文确实相信社会现象也是由自然选择塑造的。
竞争
社会的达尔文主义的一个简化观点是，人、特别是男性必须为了在未来能够生存而竞争，不能给予穷人任何援助，他们必须要养活自己，虽然多数20世纪早期的社会的达尔文主义者支持改善劳动条件和提高工资，以赋予穷人养活自己的机会，使能够自足者胜过那些因懒惰、软弱或劣等而贫穷的人。达尔文也相信雄性较雌性优越，这与社会的达尔文主义理论一脉相承。
优生学

弗朗西斯·高尔顿
对达尔文生物学观点的另外一种社会解读是所谓优生学，该理论由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发展起来。高尔顿认为，人的生理特征明显地世代相传，因此，人的脑力品质（天才和天赋）也是如此。那么社会应该对遗传有一个清醒的决定，即：避免“不适”人群的过量繁殖以及“适应”人群的不足繁殖。高尔顿认为，诸如社会福利和疯人院之类的社会机构允许“劣等”人生存并且让他们的增长水平超过了社会中的“优等”人，如果这种情况不得到纠正的话，社会将被“劣等”人所充斥。达尔文带着兴趣阅读了他表弟的文章，并且在《人类起源》中用了部分章节来讨论高尔顿的理论。不过无论是达尔文还是高尔顿，都没有主张在20世纪上半叶得以实行的优生政策。他们在政治上，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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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这是与进化论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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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种族优越和竞争思想与社会的达尔文主义有关联。虽然社会的达尔文主义的种族观简单而言是白色人种必须以文明教化全球的有色人种，然而还有其他更复杂的观念。达尔文进化论基于基因分岔和自然选择理论进行种族划分。基因分岔是指一组物种彼此之间互相分离，从而各自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基因特征，这一理论适用于包括人类的所有生物。正是由于基因分岔，我们今天才有不同的人种和族群。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的看法是，北欧的日耳曼人是优等人种，因为他们在寒冷的气候中进化，迫使他们发展出高等生存技巧，在现今时代表现为热衷于扩张和冒险。另外，相对于非洲的温暖气候，自然选择在寒冷的北部以更快的速度、更彻底地淘汰体格软弱和低智力的个体。大日耳曼主义者还论证，如果动物在体能和智力上适应其所在地气候，那么人类也是如此。这些思想得到当时的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全力支持，其中包括著名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此人是达尔文理论的早期捍卫者，并得到“达尔文的看门犬”的绰号。社会的达尔文主义在心理学领域的支持者包括麦独孤（William Mc Dougall）。
基于社会的达尔文主义的一种幼稚的种族观念是：一个种族为了生存必须具备侵略性。达尔文进化论清楚地说明，各物种为了生存而不停地斗争，弱小物种和种族的消亡和灭绝贯穿了历史。白种人被看作是最伟大的人种是因为他们具有优越感和征服欲。白人在有些地方征服了野蛮人，在另一些地方则干脆将他们灭绝，正如美国人在北美洲及英国人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所作所为。从“适者生存”的观点来看，创造了辉煌的西方文明的白人才配生存。但是在现代社会，当白人成为内部政治争斗的牺牲品时，亚洲的黄色和棕色人种不断地积蓄力量以准备推翻白人在全球的控制权。许多人相信，白种人和西方文明最终被“劣等”种族和文化所排挤掉只是时间问题。上述思想在20世纪初得到不少名人的支持，其中包括美国记者Lothrop Stoddard和航空界的英雄查尔斯·林白。林白虽反对种族主义，却相信白种民族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必须保持技术优势，特别在航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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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者最忌讳的就是把种族主义和进化论挂钩。但是，种族主义就是从进化论发展而来的，脱不了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