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会发现，他越是能精确、认真、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其文字就越晦涩难懂，而用松散、不负责任的迎合口吻，却能立即得到读者的理解。随波逐流而来的浅俗道理被认为是接地气的标志：人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别人想要什么。在任何表达中，对说话对象（而不是对交流本身）的关注都是可疑的：任何具体的事物，如果不是从既存模式中提取出来的，就会显得不体谅人。这是一种古怪的几乎是一塌糊涂的症状。当代的逻辑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它幼稚地采纳了日常用语中这种扭曲的观念。含糊的表达允许听者去想象任何适合自己的东西，以及任何已经想到的东西；严格的提法则需要明确的理解和概念上的努力，而人们故意不鼓励这种理解和努力，它们在任何拿来的思想出现之前会造成一种思考的悬停，并把人孤立起来。只有不需要理解的东西，人们才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只有商业制造的、真正异化了的词语，才会让人们感到亲切。很少有什么东西能对知识分子的道德败坏做出如此大的贡献。谁想逃避它，谁就必须承认沟通能力的倡导者是沟通行为本身的叛徒。
—— 阿多诺《最低限度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