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朱载堉所取得的成就，没有一项是脱离生产生活的纯粹理论，而是始终与生活艺术实践密切关联，这体现了他继承于何瑭“敦本务实”的“实学”理念，诠释了时人对他的评价“笃学有至性”。

朱载堉所取得的成就，与大明一朝重视教育，鼓励创新的两百多年努力是分不开的，上自天子，下及平民，整个国家基本普及了基础教育。而有明一代的繁荣富庶，为大量知识分子专心投入技术研究与发明创造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以至于有人认为，明朝的灭亡，是明朝知识分子过剩而导致的自由思想泛滥。但这也恰恰证明了明朝的繁荣富庶与教育普及的程度与高度，只是当时的大明帝国未能有效引导与利用技术与文化的力量，这是华夏文明史上的惨痛教训，世世代代应引以为戒。

当我们只知道巴赫与贝多芬，而不去纪念与传承何瑭、朱载堉等华夏先贤的时候，我们自己主动斩了自己的文明之根，告别天地本源，告别众生立身之本，忘记圣王先贤，也必然不会有未来。
以朱载堉为代表的明代科学家的意义，并不是历史遗恨者们口中“开启了诸多可能性”，而是尽己所能，在他们的时代把这一切“可能性”都变成了沉甸甸的现实。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历史，有多少朱载堉与王文素这样建功千秋却不被后人熟知的科学巨匠，而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又去了哪里？结合近代欧洲文明的暴发史，答案不言自明。幸运的是，今天的我们仍能传承朱载堉与王文素的学问；不幸的是，法拉第与瓦特等人所站立的华夏肩膀，我们也许永世不能溯源得见。
今天，当人民领袖说民族复兴、文化自信的时候。他说得是要让华夏文明这个参天巨树重新焕发勃勃生机，让真实的历史，接续真实的现实，而生机重启的关键在于接续传统之根，接续往圣先贤，在于推倒那些欺世盗名的科技伪神、文化伪神，在于为华夏圣哲先贤正名，让他们的丰功伟绩，成为炎黄子孙的榜样，成为继承者不断攀登文明巅峰的肩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