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说，清代怕汉人掌握火器，就连军队也“普遍”使用冷兵器；所以就像《火烧圆明园》里清军持冷兵器向英法联军冲锋，被敌人全部屠杀。事实上清代民间也可以使用一定的火器。
明末清初，由于全国性动乱，民间火器泛滥的问题愈发严重，清朝政府干脆承认了民间私有火枪的合法性。顺治六年，顺治帝发表上谕：“曩因民间有火炮、甲胄、弓箭、刀枪、马匹，虑为贼资，戕害小民，故行禁止。近闻民无兵器，不能御侮，贼反得利，良民受其荼毒。今思炮与甲胄两者原非民间宜有，仍照旧严禁。其三眼枪、鸟枪、弓箭刀、枪马匹等项，悉听民间存留，不得禁止。”
顺治年间，清政府还未统一全国，初步建立的权力系统没可能深入到乡间收缴火器。更何况当时流寇遍地，朝廷的军队无力保护城市以外的农村地区，乡间的义勇民团只能自备武器与盗贼周旋。从现存的史料记载来看，无论是明代倭寇还是清代流贼，手上都不缺火枪甚至火炮。因此放开对民间火枪的管制，不仅是出于政策可行性的考量，同时还能大大节约统治成本。
到康熙年间，清廷彻底剿灭了南明政权，又经过削藩战争和平台战争，时局逐渐稳定。朝堂上开始出现反对民间“持枪”的奏疏。任何一个王朝都不会乐见民众持有先进武器，老百姓的武装越薄弱，政府的镇压成本就越少。
例如，康熙二十一年，监察御史拉塞就上奏称：“天下已定、除陕西近边、及沿海地方外、其别省火器、应概行禁止、毋许存留（《清圣祖实录》卷一百零四）。”
康熙四十八年，兵部又上奏：“火器鸟枪、久奉明禁。近来商民尚有私用私造者。请敕该地方官、将民间见存鸟枪限期缴官入库、永行禁止《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三）。”
有趣的是，康熙帝却针对这种奏疏批复道：“朕思治天下之道、在政事之得失、于火器何与。夫火器孰有多于吴三桂者乎、因其所行悖逆、即致灭亡。观此、则火器之不足恃可知矣。所奏不必行。”显然，康熙并不认为民间“持枪”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在他看来，统治的稳定性和民间的武装程度并无必然关联。如果政府倒行逆施，那么即便民众没有火器，政权也必将灭亡。
不过，康熙的漂亮话并不能代表清政府的实际施政方针。朝廷虽然允许民间持有火枪，但对火枪的规格有明文限制：“止令长一尺五寸，家置一杆（《清世宗实录》卷七十八。”而且民间如需使用火器，必须呈报官府。足见衙门对民间“持枪”仍报有相当的戒备。
到清朝中后期，随着国家军队日趋衰弱，清政府在战争中反而开始仰赖这群持枪的农夫。有些地方政府甚至会强制要求民户备置鸟枪。如在道光年间，近山、沿海地方的民户和旗人（旗人后因滥用枪支在道光时期被禁止持枪）“必应存留鸟枪守御者，报名地方官，于枪械錾刻姓名，编号立册存案（《清宣宗实录》卷二百九十三）”，以便在紧要关头配合正规军御敌。
在一些特定场合，清政府还主动向民间派发火器、火药等物品以备自卫。如民间出海：“每船酌给编号，鸟枪四杆，每次酌给火药三斤（《清仁宗实录》卷二百一十四）。”如果是远洋出行，还允许携带火炮：“往贩外夷之大洋船，准其携带炮位，每船炮不得过两门，火药不得过三十觔，其鸟枪、弓箭、腰刀等项亦仍准携带（《大清会典事例》卷五百六）。”
清帝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火器涌入民间，必有监管疏漏之处。面对这些不受法律束缚的枪支，朝廷的政策大概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限令主动上交，并由官府赎买。对于民间私藏私造的火器，官方“核给例价，勿使隐匿”。根据道光十七年颁布的《查禁缉捕私藏鸟枪章程》，价格约为每杆枪支二两银子。
出访国外贩货的商船，也会在国外购置大炮自卫。对于这类超出规定尺寸的火炮，回国时必须上报官府，由官府估价收购，放入军库：“至炮位为军火要需，民间原不应私行制造。即商船在外夷置买，以为途中御盗之用。进口时报明呈缴，地方官酌量给予价值，分拨各营备用（《大清会典事例》卷五百七十五）。”
第二种是直接处刑。清律规定的持枪数目限制在“唯每户止许一杆”，一旦查出超额，就会被官府治罪。若使用鸟枪行抢劫斗殴之事，量刑时还要在已有罪行的基础上再加两等（《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五）。
在清代，随着火器技术的进步，火枪的造价日趋低廉。再加上有朝廷的许可，火器甚至融入了民间文化当中，一些传说轶事也出现了火器的身影。如《阅微草堂笔记》中就有记载了用火器吓退鬼的民间传闻：“奴子王发，夜猎归，月明之下，见一人为二人各捉一臂，东西牵曳，而寂不闻声，疑为昏夜之中，剥夺衣物，乃向空虚鸣一铳，二人奔迸散去。一人返奔归，倏皆不见。方知为鬼...”《聊斋志异》也提到村民使用火铳驱赶天上掉下的龙：“北直界有堕龙入村。其行重拙，入某绅家。其户仅可容躯，塞而入。家人尽奔。登楼哗噪，铳炮轰然，龙乃出。”
到清朝中后期，民间火器的规模逐渐扩大，超出了清政府的限制范围。例如，道光年间，时任福建直隶的张应馨在日记中记载民间用火器斗殴的场景：“漳州城外不及数里，即闻枪炮声，听其相斗而已（《清史稿》志一百八）。”广东一带，也充斥着大量民间火器，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的记载就提到遭到三元里乡民的枪炮射击的情况。这些记载说明，虽然不知其具体口径重量，但民间确实已经拥有火炮。
然而，即便民间火器超标，民团乡勇在维护清王朝统治方面，仍以正面作用为主。在清政府镇压白莲教和太平天国时期，团练部队功不可没。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广东还出现过由大绅士罗惇衍、龙元僖、苏廷魁等人主持的人数达十万计的团练。虽然他们的装备基本是冷兵器和旧式枪炮，但也为抵御侵略者做出过不逊于正规军的贡献。
明末清初，由于全国性动乱，民间火器泛滥的问题愈发严重，清朝政府干脆承认了民间私有火枪的合法性。顺治六年，顺治帝发表上谕：“曩因民间有火炮、甲胄、弓箭、刀枪、马匹，虑为贼资，戕害小民，故行禁止。近闻民无兵器，不能御侮，贼反得利，良民受其荼毒。今思炮与甲胄两者原非民间宜有，仍照旧严禁。其三眼枪、鸟枪、弓箭刀、枪马匹等项，悉听民间存留，不得禁止。”
顺治年间，清政府还未统一全国，初步建立的权力系统没可能深入到乡间收缴火器。更何况当时流寇遍地，朝廷的军队无力保护城市以外的农村地区，乡间的义勇民团只能自备武器与盗贼周旋。从现存的史料记载来看，无论是明代倭寇还是清代流贼，手上都不缺火枪甚至火炮。因此放开对民间火枪的管制，不仅是出于政策可行性的考量，同时还能大大节约统治成本。
到康熙年间，清廷彻底剿灭了南明政权，又经过削藩战争和平台战争，时局逐渐稳定。朝堂上开始出现反对民间“持枪”的奏疏。任何一个王朝都不会乐见民众持有先进武器，老百姓的武装越薄弱，政府的镇压成本就越少。
例如，康熙二十一年，监察御史拉塞就上奏称：“天下已定、除陕西近边、及沿海地方外、其别省火器、应概行禁止、毋许存留（《清圣祖实录》卷一百零四）。”
康熙四十八年，兵部又上奏：“火器鸟枪、久奉明禁。近来商民尚有私用私造者。请敕该地方官、将民间见存鸟枪限期缴官入库、永行禁止《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三）。”
有趣的是，康熙帝却针对这种奏疏批复道：“朕思治天下之道、在政事之得失、于火器何与。夫火器孰有多于吴三桂者乎、因其所行悖逆、即致灭亡。观此、则火器之不足恃可知矣。所奏不必行。”显然，康熙并不认为民间“持枪”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在他看来，统治的稳定性和民间的武装程度并无必然关联。如果政府倒行逆施，那么即便民众没有火器，政权也必将灭亡。
不过，康熙的漂亮话并不能代表清政府的实际施政方针。朝廷虽然允许民间持有火枪，但对火枪的规格有明文限制：“止令长一尺五寸，家置一杆（《清世宗实录》卷七十八。”而且民间如需使用火器，必须呈报官府。足见衙门对民间“持枪”仍报有相当的戒备。
到清朝中后期，随着国家军队日趋衰弱，清政府在战争中反而开始仰赖这群持枪的农夫。有些地方政府甚至会强制要求民户备置鸟枪。如在道光年间，近山、沿海地方的民户和旗人（旗人后因滥用枪支在道光时期被禁止持枪）“必应存留鸟枪守御者，报名地方官，于枪械錾刻姓名，编号立册存案（《清宣宗实录》卷二百九十三）”，以便在紧要关头配合正规军御敌。
在一些特定场合，清政府还主动向民间派发火器、火药等物品以备自卫。如民间出海：“每船酌给编号，鸟枪四杆，每次酌给火药三斤（《清仁宗实录》卷二百一十四）。”如果是远洋出行，还允许携带火炮：“往贩外夷之大洋船，准其携带炮位，每船炮不得过两门，火药不得过三十觔，其鸟枪、弓箭、腰刀等项亦仍准携带（《大清会典事例》卷五百六）。”
清帝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火器涌入民间，必有监管疏漏之处。面对这些不受法律束缚的枪支，朝廷的政策大概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限令主动上交，并由官府赎买。对于民间私藏私造的火器，官方“核给例价，勿使隐匿”。根据道光十七年颁布的《查禁缉捕私藏鸟枪章程》，价格约为每杆枪支二两银子。
出访国外贩货的商船，也会在国外购置大炮自卫。对于这类超出规定尺寸的火炮，回国时必须上报官府，由官府估价收购，放入军库：“至炮位为军火要需，民间原不应私行制造。即商船在外夷置买，以为途中御盗之用。进口时报明呈缴，地方官酌量给予价值，分拨各营备用（《大清会典事例》卷五百七十五）。”
第二种是直接处刑。清律规定的持枪数目限制在“唯每户止许一杆”，一旦查出超额，就会被官府治罪。若使用鸟枪行抢劫斗殴之事，量刑时还要在已有罪行的基础上再加两等（《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五）。
在清代，随着火器技术的进步，火枪的造价日趋低廉。再加上有朝廷的许可，火器甚至融入了民间文化当中，一些传说轶事也出现了火器的身影。如《阅微草堂笔记》中就有记载了用火器吓退鬼的民间传闻：“奴子王发，夜猎归，月明之下，见一人为二人各捉一臂，东西牵曳，而寂不闻声，疑为昏夜之中，剥夺衣物，乃向空虚鸣一铳，二人奔迸散去。一人返奔归，倏皆不见。方知为鬼...”《聊斋志异》也提到村民使用火铳驱赶天上掉下的龙：“北直界有堕龙入村。其行重拙，入某绅家。其户仅可容躯，塞而入。家人尽奔。登楼哗噪，铳炮轰然，龙乃出。”
到清朝中后期，民间火器的规模逐渐扩大，超出了清政府的限制范围。例如，道光年间，时任福建直隶的张应馨在日记中记载民间用火器斗殴的场景：“漳州城外不及数里，即闻枪炮声，听其相斗而已（《清史稿》志一百八）。”广东一带，也充斥着大量民间火器，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的记载就提到遭到三元里乡民的枪炮射击的情况。这些记载说明，虽然不知其具体口径重量，但民间确实已经拥有火炮。
然而，即便民间火器超标，民团乡勇在维护清王朝统治方面，仍以正面作用为主。在清政府镇压白莲教和太平天国时期，团练部队功不可没。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广东还出现过由大绅士罗惇衍、龙元僖、苏廷魁等人主持的人数达十万计的团练。虽然他们的装备基本是冷兵器和旧式枪炮，但也为抵御侵略者做出过不逊于正规军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