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加缪的女儿卡特琳娜成为了加缪作品的代理继承人，她居住在父亲曾经住过的房屋中，整理着信件与手稿。加缪自己曾这样说：“《局外人》写的是人在荒谬的世界中孤立无援，身不由己。”
1940年5月10日，德国开始向法国发起进攻，16天后，巴黎以及法国全境沦陷。《鼠疫》成书于1947年，但小说构思的时间则可以回溯到二战开始的那几年。《鼠疫》看起来讲述的是一座小城在疫病面前的人生百态，实际上隐喻了二战沦陷区人们的经历。
在加缪看来，失去了价值判断才是鼠疫最可怕之处：安于绝望使人放弃反抗；因虚无而走向堕落，是比绝望本身更可怕的事情。人们可以拥有不同的信仰或价值观，但都可以在抗争中找到行动的共识。

如果说《局外人》关注人的心灵与现实的脱节，以及社会的冷漠疏离；到了《鼠疫》，经历了二战浩劫的加缪开始跳脱个人的处境，进入世界的格局，他的写作也从荒诞系列过渡到反抗系列。
加缪早年迷恋希腊思想。他曾说，自己的理想是成为一个20世纪的希腊人，即使生命是一场荒诞，也要像西西弗斯那样坚强地活下去。他说：“我的兴趣所在，是探讨怎样行动，更确切地说，是探讨人们既不相信上帝，又不相信理性的时候，应当如何生活。”
所谓“荒诞”，是加缪提出的一种哲学概念。它指我们因为机械重复、看不到意义的生活；无法预期也无法理性认识的未来；还有对于死亡的恐惧所产生的一种精神迷茫感。

《局外人》创作起于1938年，完成于1940年，在1942年正式出版。在该作品出版时，加缪本人刚26岁。荒诞与尊严，是加缪哲学的母题。在荒诞世界里，如何确保尊严，是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难题。什么是“荒谬”？它是对于人类被抛到这个世界上的处境和命运的清醒洞察。就像被罚永远一遍又一遍地推着巨石上山的西西弗一样。
加缪曾跟人说过，没有什么比死于车祸更荒诞的了。他喜欢散步，也常常驾车远行，开着那辆老旧的雪铁龙。他44岁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47岁因车祸英年早逝。一方面我们恐惧未来注定的死亡，另一方面我们又渴望未来，满怀希望。
如果说“荒诞”只是加缪思想的起点，加缪思想的核心则在“反抗”。反抗的意义不在反抗的成败，而在反抗本身所体现出的自由。反抗的力量来自爱和渴望。尽情地生活，是这个世界中最令人骄傲的真理。

荒诞是对人与世界的存在状态和关系的根本性描述，荒诞是否定性的，拒绝了生活意义的一切现成答案。它是一个“不”，但又同时包含着“是”，荒谬否定任何意义，但本身又具有意义。荒诞描述人和世界的关系，反抗则确立人的力量与价值；反抗从荒诞中来，荒诞又确立反抗的意义。
西西弗被众神惩罚，每日需要做的事便是推石上山，而石头因为自身重量又会滚下去，而西西弗又走下山去，重新推石上山，西西弗不断重复，永无止境地做这件事。
众神认为没有比这更加无效无望的惩罚了，但西西弗毅然接受了他的命运，正是因为他爱着生活还有大地，他才能不断推石上山，他的热爱让他忍受任何一种命运。

征服者是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他的行动就是对荒诞的蔑视。他对荒诞的清醒认识给他带来了痛苦，同时造就了他对荒诞生活的超越，自我的超越。《西西弗神话》是加缪的一部哲学随笔，副题就是“论荒谬”。在加缪的哲学思想中，荒谬不是结果，而是作为起点来提出的。
加缪指出，面对荒诞和异化，虽然我们无力对抗，但我们依然不能坐以待毙，更不能绝望和颓废，我们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要在荒诞中奋起抗争，在异化中坚持自我与正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这世界打开一个缺口。
不要走在我后面，因为我可能不会引路；不要走在我前面，因为我可能不会跟随；请走在我的身边，做我的朋友。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一个人只要学会了回忆，就再不会孤独，哪怕只在世上生活一日，你也能毫无困难地凭回忆在囚牢中独处百年。

加缪：真正的救赎，是能在苦难之中找到生的力量和心的安宁。当对幸福的憧憬过于急切，那痛苦就在人的心灵深处升起。通常情况下，选择献身艺术的人，都曾自视与众不同。然而他很快会发现，自己的艺术、自己的与众不同，往往就扎根在与所有人的相似中。
人生苦短，我已经没有时间去对我不感兴趣的事情再产生兴趣。荒诞产生于人和世界两者分离的裂痕中——荒诞既不单独地产生于人，也不单独地产生于世界，而是产生于两者的对立中。
当人对世界合理的期望和残酷的现实形成落差时，人和世界之间就产生了断裂，这种断裂让人感到荒谬。当我们说：“这是荒谬的。”正代表了我们知道什么是不荒谬的。

西西弗斯欺骗死神——而且是骗了两次，被罚永久的苦役是他为欺骗所付的代价。德国作家曼弗雷德·科弗尔(Manfred Kopfer)为西西弗斯出谋划策：每次爬到山顶，就从山上砍下一块石头，把它带到山底。这样，这座山最终会被夷平，石头就再也无法滚下。
在加缪笔下，荒诞概念的第一层含义是荒诞是人与世界的分离和冲突。有理性的人追求对一切事物的明晰而又统一的解答，无理性的多样化的世界对此报之以沉默，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就是荒诞。
“上帝死了”，人开始独立地去正视自己的命运，完全孤立无援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人在精神上再无任何避难所可言。这一独立不仅是痛苦的，而且需要有极大的勇气才可能生活下去。正是这种被加缪称之为“痛苦的独立”引出了荒诞感。

因上帝的消失而引起人的痛苦，是加缪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比如，剧本《误会》：“哦，我的上帝！我怎能在荒漠中生存！”“上帝死了”，宗教所宣扬的“原罪”对荒诞的人来说已不复存在，人在精神上和行动上便自由了。
加缪的小说和剧本中的人物没有一个不是反抗传统价值观念，争取个性解放的，加缪笔下的这些人物都体现了现代人的自主意识。在加缪那里，荒诞引发的必然结果就是：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荒诞的反抗。
加缪作品中的“反抗”主题，旨在阐述对待荒诞应该采取的态度——发现荒诞的只是一个出发点，更重要的是对荒诞采取反抗态度。加缪笔下具有荒诞感的人都不相信来世，他们脱离了永恒，他们拒绝把有限的生命寄托于未来，他们勇敢地活在“现在”。

义无反顾地生活在“现在”，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才可能一丝不苟地去履行作为人的每日的职责直至死亡。既然人生而荒诞，为了在荒诞和绝望中寻出人值得活下去的理由，就必然要进行反抗，也唯有通过反抗这一条出路，才能最终体现出人之为人的尊严和意义。
当然，在反抗阶段，加缪不赞成无节制的反抗，而是要有节度。这个度，就是把人的生命、人的价值看成是最高价值。他说：“首要的道德责任就是认识到人的生命的神圣性，因而，第一个绝对命令就是尊重这个生命。”这也是加缪倡导的一种人道主义反抗。

加缪认为，“荒诞产生于人类的呼唤和世界的无理的沉默之间的对立”。客观现实不受个人意志的控制，所以个人的主观想法不可能永远得到满足。也正是因此，荒诞不可避免。在加缪看来，虽然自杀理论上切实可行，但实际上却是对荒诞的妥协与臣服。
因为感受不到生活的真正意义所在，举目望去，四下茫然，所以便将一切希望交托给神灵，在祈祷与礼拜中等待神灵指明自己的方向。对于这种将自我交付给打造出的精神寄托的做法，加缪并不看好，并将其称为“哲学上的自杀”。虽然人还活着，但精神却已经消散了，空剩下一具躯壳。
在加缪看来，正视荒诞，积极勇敢地反抗荒诞，才是唯一正确的办法。加缪的作品却在凝重中不失幽默，他认为尽管人生的荒诞性无法改变，但只把生活看成一场悲剧，徒然的焦虑没有任何意义。人类有大地、夏日和大海，因而就有希望，关键在于要反抗荒诞。

加缪认为，人在面对艰难而机械的现实生存的时候，每天都要按照一个节奏和生活模式来生存，必然要产生出我为什么要这么生活，我为什么不能以其它方式生活的荒诞感，可是，偏偏人就不能以其它方式生活，人还必须要以人现在的方式生活。于是，这就产生了荒诞感。
存在主义认为，人生是荒诞的，没有必然的目的和意义；赋予人生以意义的是选择，自主选择，自我成就。存在先于本质，人的本质是通过自己选择的行动来决定的，人的自由也表现在选择和行动两个方面。
在加缪看来，之所以每个人都无法从荒诞中逃离，因为我们生来希望追求理性，渴望长生，期盼生活有意义，想要生活在一个和谐安宁的社会里，向往是非分明，期盼善恶报应。

加缪是法国人，但是他是在阿尔及利亚的首都阿尔及尔的贫民窟中长大的。加缪不到1岁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他的母亲带着他和他的哥哥，靠帮佣度日。198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首次出版汉语本《鼠疫》。加缪最重要的思想著述《西西弗的神话》198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加缪、马尔克斯、里尔克、卡尔维诺、海明威和米兰·昆德拉一起，构成中国文学自我改造的话语套餐。1947年，当《鼠疫》在法国正式出版之时，加缪本人并未亲身经历过任何一场大范围流行病。他关于鼠疫的全部病理细节，无不来源于医学文本与历史资料中的二手经验。

谢谢楼主 刚读完西西弗神话 自己学识并不深 看了楼主这些话对加缪的思想理解更深刻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