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的总体人口结构没有可靠的现存记录。也没有详细的地方记录，比如早期现代欧洲的人口统计研究。大量关于人口学的印象派、说教和轶事性观察都是从文学来源中流传下来的。它们在罗马人口学研究中用处不大，后者往往依赖猜测和比较，而不是记录和观察。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重点从规模转向结构之后（目前好像又有所转变），关于人口数量的争论现在又卷土重来，迫使我们重新考虑我们对古代社会特征的最基本假设。罗马世界的各个地区在城市定居可用的考古和文字证据的质量和一致性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而且几乎不可能精确地确定一个古代定居点的建立日期、实际范围、人口和水平。

虽然由于从共和国早期一直到公元一世纪的一系列尚存的罗马人口普查数据，但似乎这些记录产生的问题比解决的要多的多。这个数字在公元前二世纪缓慢上升，但突然在公元前114年到前28年之间增长了10倍（大约从40万到400万），然后在公元14年增长到近500万，在公元47年增长到600万，这几乎是一系列不可理解的数据。为什么在同盟战争之后授予了亚平宁半岛境内其他盟国自由人公民的身份，但却在公元前70年，庞培担任执政官那年所做的人口普查数据只有90万公民，而随后在帝政建立后奥古斯都开展的人口普查却猛涨到400万公民？一些学者大胆地认为极有可能在这个期间对罗马帝国境内公民身份统计标准发生了变化，而我们可能并不知道。于是便产生了对罗马公民数量的“低计数”和“高计数”。

“低计数”的假设是认为公元前二世纪时共和国的统计数字大体上是正确的，这时的数字仅限于成年男性，为保证有非常高的民众军事动员水平，而后来的数字则要高得多的原因是将所有具有公民身份的男性、女性和儿童都被登记，再加上凯撒将北意大利地区授予罗马公民权，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前70年到前28年间公民人数翻了近5倍的原因，但这只是一个猜测。
“高计数”则认为统计出来的数据大致问题不大，且统计标准没有改变。其假设便使帝国中心地带相对于其省份而言人口过多，随之整个帝国的人口比通常假设的要多。

统计标准是否发生变化我们不得而知。曾经标准的解释假设人口普查在奥古斯都时代时包括所有公民——男性，女性和儿童（注1:儿童有争议）；而之前的人口普查只计算成年男子，后者基本可以确认，前者不得而知。但我个人认为对于高低两种数据更合理的解释是一部分原因源自公元前70年庞培担任执政官时统计力度相对较轻（毕竟同盟战争授予了那么多人公民权统计数据才90万人），大量隐户依附于大地主。凯撒执政后又大量授予公民权，而共和末期，罗马对于大规模的人口普查日益重视起来。同时，恺撒于公元前48年颁布《尤里乌斯自治城市法》 （LexJulia Minicipolis），开始对意大利半岛居民展开规模较大的人口普查。这项工作或交由地方行政长官负责，或委派代理长官主持进行。调查重点是财产登记。按规定，意大利人在自己所居住的城市登记注册，但是一个居民在意大利的许多城市都有财产，他就必须到罗马城去登记注册。一些小地方的居民可以到附近的大、中城市去登记注册。如果居民在限定的期限内没有按时登记注册，将被处以重罚没收财产或取消公民权利。法令还规定，调查的结果必须在确定最终结果的前50天送交至罗马。

奥古斯都时代，人口普查趋于系统化和制度化。在普查开始前，奥古斯都先选派几名官员到帝国各地区分别进行一般情况的调查主要调查地理状况与人口布局。例如，公元前28年奥古斯都在他亲自主持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前，派埃诺多图斯（Ienodotus）狄底姆斯（Ddymis）德奥多图斯（Theodotus）波利克莱图斯（Polycletus）分别去帝国东部、北部、西部和南部进行调查。这些官员从事的摸底调查为大规模开展人口普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普林尼在《自然史》中还提到“阿格里帕就是依据这些调查绘制了较早的地图”。

正式的普查工作有专门的组织。奥古斯都任命20名调查官员分赴各行省与行省总督、地方官员共同组成了“人口普查委员会” 对本行省所有的居民及其财产进行调查。在国家的严密控制下整个调查过程可谓井然有序。首先帝国的每一位居民都要在“誓言”的伴随下，进行人和物的声明。在绝大多数地方，居民要先向调查委员会宣誓不说一句假话，一切如实上报，然后逐项申报个人财产及家庭情况。但也有的地方是调查委员会挨门逐户进行调查的。也正是如此，奥古斯都时代人口普查的力度应该是相当大的。于是公民人口大量上涨也并非不可理解。

对于帝国其他行省人口普查目前可以证明明确存在，法学家保卢斯和乌尔皮安各自撰写了关于帝国时期人口普查的著作；这些作品的几篇摘录在《文摘》中的一章中给出，但我未找到。而帝国在奥古斯都时期在各地进行过一次或多次人口普查（甚至有证据表明在共和国统治下也是如此），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的说法，公元6年由奎里尼乌斯主持的人口普查是罗马人在犹太开展的第一次普查，被犹太人当作一件悲痛的事情铭记。我们知道，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在高卢开展过多次人口普查，比如前27年、前12年和公元14的几次（Goudineau in CAH2，p.399-427)，这项职责有时由帝国军团履行。也正是如此的这个数据应当是相当具有参考价值的，不幸的是，帝国内全境的人口普查数据已然遗失，可喜的是帝国内公民人数篆刻在了《神圣奥古斯都功业录》上。我们得以对古代罗马帝国人口进行初步的推算。

对罗马帝国人口的现代估计始于19世纪历史学家卡尔·朱利叶斯·贝洛赫的基础工作，贝洛赫也发现了上述的这个问题，他的数据极有可能采用了“低计数”。他根据当代军事制图师的平面估计，对帝国不同组成部分的面积进行了估计，但基本没有受到现代分析人士的质疑。通过对人口密度进行检查，这些地区的数据迫使人们得出一个可信的基线水平。贝洛赫1886年对公元14年帝国人口的估计经受住了当代和最近的批评，我给出数据。
贝洛赫1886年对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帝国人口的估计：
区域人口（人）
总帝国54000000
欧洲部分23000000
亚洲部分19500000
北非部分11500000

这个数据是可以接受的，并且久立不倒。现在的哈珀估计奥古斯都时期的人口为6000万，与贝洛赫1886年的估计相差10%。
同时人口与粮食是挂钩的。所以我们可以推算一下罗马的产量。这个问题有很多说法，最著名的说法是根据耕地面积与中国汉朝进行比较（中国的汉朝有比较明确的记载）

但是我却在《中国历史农业地理》中看到了其所引用的民国时期《辽阳县志》记载的东北粮食单产数据，每亩单产基本不会超过100斤，所以汉代实际亩产可能会比这个数据还要低。

http://tieba.baidu.com/p/4923338523此帖给出的结论说明，罗马帝国的上限人口左8732万左右（这个方法源于“百夫长法比乌斯”大佬）。

从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罗马帝国统治下的领土每年平均人口增长约0.1%，使该地区的总人口翻了四番。东地中海地区的增长速度较慢，该地区在这一时期开始时已经更加发达，每年约为0.07%。这是一个比随后时期更强劲的增长；
但从公元前三个世纪起，罗马埃及的数百份人口普查报告保存在莎草纸上，并列出了各个家庭的成员及其年龄和家庭关系，为古典史研究者提供了最好的人口证据。记录人口的总年龄分布与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在20至30岁之间（Bagnall和Frier 1994:75-110，Scheidel 2001a:118-80）。人类骨骼遗骸已大量出土，但对人口统计分析的价值有限：尽管不断取得进展（例如Hoppa和Vaupel（eds）2002），但仍难以确定成人骨骼的准确年龄。更严重的是，我们无法判断墓地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否与实际生活群体的年龄结构相匹配，或者是否因丧葬习俗或移民而导致其发生变化。面对如此不足的资料来源，古代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采用模型生命表来更好地了解古代人口的可能年龄结构（例如霍普金斯1966年；汉森1985年；帕金1992年；弗里尔2000年）。高死亡率环境的模型是根据已知的历史人口结构通过算法外推得出的（Coale和Demeny 1983；）。不幸的是，这种方法需要可靠的基础数据，这些数据仅适用于已经克服了诸如地方性天花或鼠疫、疟疾和结核病等恶性疾病的相对较新人群，这些疾病曾在历史早期造成严重破坏，并以不可预测的方式扭曲了年龄结构（Scheidel 2001c）。对这一问题的日益认识促使人们尝试创建高死亡率模型，以适应这些因素，并可能提供更现实的古代条件近似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