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军入藏，向西穿越横断山区，解放昌都，由此叩开了卫藏地区的东大门。
反过来讲，历史上若卫藏向外传法，会走什么路线？
向西走阿里似乎不行，海拔高，无人区多。
向东可行，自然是横断山区，由此逐渐形成广义上的康巴藏区（其实还有云南一些横断山地域）。
向北也可行，向青海，乃至穿越北部大山的山口（阿尔金和祁连），将佛法带至河西走廊，也由此逐渐形成广义上的安多藏区。
一个趣闻：如果一个康巴藏区和一个安多藏区的人去了拉萨，跟当地人交流，三人彼此之间会讲什么话？答案很可能不是藏语，而是四川话，或者普通话。虽然同是藏语，但几大藏区却有很多话彼此听不懂，但用四川话，都懂了。
近些年来，学界有了一个论断：汉藏同源。根据来自两方面，一是语言学（汉藏语系），一是通过分子生物学的古DNA研究，同时考古学和遗传学也给出了有力证据。

我国的山形水势是极好的，北踞蒙古高原，西兼帕米尔高原（一部分），西南则有青藏高原。青藏高原素有“亚洲水塔”之誉，不仅滋养了东亚大地，也润泽东南亚和南亚地区。
地图上，从黑龙江瑷珲拉一条直线到云南腾冲，即为著名的“胡焕庸线”，是人口密度对比线，也大致是传统上农牧分界线。文化上，我国是“两河文明”（黄河与长江），只不过地域范围比西亚两河大得多，而黄河长江的源头，均来自青藏高原。
从考古学成果看，一万余年前，中华先民已开始脱离采集，跨入农业的门槛（南方水稻、北方旱作黍粟），具体地点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北京东胡林，然后开始扩散。
到了八千余年前的裴李岗时期，出土文物中已具有了天圆地方、八方九宫及龙凤观念，于天文、音乐均有造就，而八角星纹极可能是八卦的前身，让人惊奇的是，直到现在，南方少数民族服饰仍不乏八角纹饰。
在到了六千年前的庙底沟时期，仰韶文化之庙底沟类型大肆扩散，初步形成了具有共性的文化圈。——与黄帝的传说相吻合，在考古学的证据上，是庙底沟类型打败了半坡类型（黄帝整合炎帝部落？），然后四向扩散，范围广大。
到了五千年前后，进入一个“古国林立”的时期，北起西辽河，中间黄河，南到长江，西起甘青，东延大海，处处皆有文明之光，如红山、双槐树、凌家滩、甘肃大地湾和南佐、良渚、长江石家河，等等等等。

汉藏同源的论断，得益于现代科技在历史考古研究中的运用，如果没有诸如分子生物学、碳十四、锶同位素等等科技手段，那么历史留给我们的谜团会更多。
虽然，由于史官传统，我国有信史的时间非常长，文献汗牛充栋，然而文字的产生在语言之后，而语言会湮没、会变异，以至于难以溯源，且无实物留存佐证。假如没有科技加持，将很难搞清楚数千年前汉藏之间的何时同源，又何时分流。
我国最早的成熟文字是甲骨文，但至今仍有许多文字无法解出，最近有关方面将甲骨文向民间开放，认字，一字十万，不过估计绝少有民间人士能挣到这个钱，古文字领域太过精深了。
最早的成熟文字是甲骨文，但不见得是最早的文字，山东出土的丁公陶文，比安阳小屯的晚期甲骨文早了八百年。对丁公陶文，现在还有很多说不清楚的地方，看法纷杂，更奇的是，冯时先生居然利用古彝文将其逐字解出，这又为历史考古添了悬案，西边的古文字考释出东边的古陶文，不得不说，许多历史确实象一团迷雾。

大藏区纳入中华版图，是在蒙元时期，到了清代，对国土的描述为：本部十八，及四大边疆。
所谓四大边疆，自然是满、蒙、回、藏，而本部十八，又称汉地十八省。也就是跟现在的格局和规模相类似。
形成这样一个格局，由来有因，不得不再次提及“胡焕庸线”。在工业时代之前，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农业社会，在秦汉完成内部整合之后，一条新的历史主线逐渐显现，即如胡焕庸线所揭示的，农耕区与北方牧区展开了长期的“拉锯性”整合，既对抗又融合，直到清代才基本定型。
建国后，大中华历史揭开新篇，要解决的已经是工业化及后工业化的诸多问题，视野也不再是向大陆深处看，而是放眼世界了。
当然，回味历史始终是有意思的，比如汉地十八省——古文献中初称之为“诸夏”——其变迁就很有意思，又比如战国文化的异军突起，等等，有太多太多未解之谜，等待考古及历史研究去揭开。

关于刘帅，过客和西瓜两位老兄已经写了很多，与其它吧的吧友打笔墨仗也是多年了，同时由于我的认知还不如他们二位，因此只好藏拙，每天凭心情东拉西扯聊点别的东西，而且也是浅陋之谈，就此加精实在惭愧……

文明三要素：城市、文字、金属，是西方学者提出的，有一定道理；粗略而论，城市指向的是经济，当城市出现，意味着经济到了一定水平和规模，而文字指向的是文化的级别，金属冶炼则指向技术的级别，如果经济、文化和技术都到了相当的水准，那么可以认为文明诞生了。
然而这三要素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共性来自于对个性的抽象，不意味着对个性的囊括，假如以三要素来衡量中华古典文明，那么就止于殷商了，因为殷商之前，还没有发现成熟的文字。
但是，从我国的考古实践看，说中华文明肇始于殷商，这结论显然是不对的。
从一万年前到五千年前后，进入到古国林立的时期，以良渚为例，稻作农业已非常发达，灌溉及水利工程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且社会分工明显，手工业高度发展，甚至有了工匠家族；而濮阳西水坡和巩义双槐树的发掘，又刷新了我们对先民们所具备的天文学知识的认知（让人匪夷所思），要知道，天文学可是农业的重要基础之一。这样的例子实有不少。
从另一方面讲，殷商之前文字的缺失，极有可能是技术原因造成的，《墨子》中提到：书于竹帛，文字的书写，一开始绝不会就是在甲骨和铜器上，而是在更方便的竹木简和丝帛上，竹木简固不必说，丝帛同样存在物质基础，因为考古已经实证，六千年前已然发明了养蚕缫丝。——然而，竹木简和丝帛却是易腐易坏的，即便先秦进入到竹帛时代（主要用其书写），但留下来的也不多，更何况再往殷商以上呢？

我国兵学源远流长，兵法讲究布势、任势，孙子这样来形容：高山滚木、激水漂石，在此处其实是物理，利用高低落差造成一种态势，在兵学中，高地对于低地，显然是一种地利。史家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说：右背山陵，前左水泽，要有所靠、有所凭，将山水形势当作阴阳来玩，更有学者将孙老韩合起来讲，讲兵、法、道之间相通的理路。
知兵必知地，即便从战术上升到战略，高地作为地利的价值依然存在，当然，如果欲以高地当作根据地以谋大事，那么高地也不宜过高，太高如青藏高原，生存条件过于恶劣也不行。而在我国历史上，确实有着那样一个优质的战略板块，那就是黄土高原。
于青藏高原东北方向，又内蒙古高原南侧，黄土高原在第二级阶梯上，南接秦岭，西起乌鞘岭，东部边界则为太行山脉。从交通关联上，西出乌鞘岭为河西走廊，向南翻越秦岭可入蜀地，东南方向顺黄河而下，或者从晋南渡河，即进入河南，而东出太行山，则是一马平川的华北大平原。
解放战争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抗战中的落子布势，延安为本，依托吕梁，扎根南北太行（晋冀鲁豫和晋察冀），继而东出平原，再横穿过去，进入山东的山系，遥成太行南脉与沂蒙的犄角之势，1947年凯申搞黄河归故，目的就是打破这一联系。
这一落子布局所获甚大，胜利的一个关键是接收，由于就在敌占区，顺手的事儿，同时对东北工业（设备和人才）的接收也帮助很大，胶东可由海上向东北运兵，顺便运回军需物资；反过来看，凯申向北持续运兵就麻烦多了，刘帅打第一次平汉战役，歼敌尚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堵住了平汉线，大动脉血管堵塞，此路不通，请君另外想辙。
回到黄土高原。

黄土高原是个能成大事的地方，历史上，夏人、周人、秦人以此为本，先后东出成势，汉唐也是如此，先占领高地，事情就容易办一些。
黄土高原不仅是优质的战略板块，也是精华的文化板块。早些年，傅斯年先生提出一个“夷夏东西”的说法，东西的分界线即为太行山脉，与战略上“太行天下之脊”的讲法一致。
从现在的地图上看，太行山虽然雄健，但也仅是地图上很短一段，怎能成为“天下之脊”？其实这里存在误区，古人眼中的天下与现代人不一样；在古人看来，天下大概是这样一个区域：北起阴山、燕山、辽西一线，南为长江流域，中间则是黄河流域，而西边为陇中高原（黄土高原西部），东边则抵达大海。（随着眼界越来越宽，天下也就越来越大）
这个天下还有一个意思，即适合农耕的区域，而这又关乎全球气候的变化了。在一万年前，雨线偏北，大致说来，长江流域相当于如今华南的气候，而黄河流域则相当于如今长江流域的气候；几千年前的黄土高原，生机盎然，绿意勃勃，是肥沃之地，考古发掘和古文献均可印证，而随着雨线的逐渐南移，中国的经济重心也转而南移。
另外，脊有中线之意，古人以太行山来划分东西，多少有些道理。
从考古实证来看，几千年前那个中国，西边和北边的文化，与东边和南边的文化，有着非常奇特的融合与区别，区别容易理解，融合又怎么来的？毕竟千山万水啊……这也是历史有趣之处，先民到底干了什么，后人怎么也看不清。
最后说狄戎蛮夷，其实谁都是，夏人的贡献是让诸方诸族有了“王”的认同，进而有了“中”的观念，而商人来自东部，打败了夏以后，也认同“中”，于是有了中国的一代代繁衍。当然，后人其实还是在扯皮，不说周人灭商后对殷商的抹黑，秦人得了天下，项羽刘邦同样不服，说那是戎狄啊，不行，可实际上项刘二人，不也是“荆蛮”么？哎，大笑……

1948年初，中原战局陷于胶着拉锯。刘帅不满这个局面，意欲将大别山主力撤出，整顿力量，在更宽大的地域觅机歼敌，于是提出了西向机动的方略。
其时，白崇禧在中原的策略是大对大，小对小，即以重兵集团盯我主力纵队，同时充实地方，以游击对游击，让我新区不得安宁，经济上难以立足。（盯梢战，直到淮海战役之前还在用，黄维兵团和张淦兵团被调进桐柏山和大洪山就是例子）
西向机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既然敌主动让我调动，何乐而不为？但为何选择向西，中间大有道理，这与豫西的地理，及刘帅在豫西的布局有关。
西向机动一个好处是，大别山中的刘部主力可以从容出来，然后也向西，纠合陈谢、陈唐，就有了打一定规模歼灭战的条件，只需要把握好战机。而战机的出现，可能是自身机动带来的，也可能是战区之外带来的。
战机很快出现，西北大捷，敌西调裴昌会兵团助防西安，洛阳于是空虚，刘帅见机不可失，电告陈谢陈唐是时候了，两部分三路向西北方向运动，继而攻城，洛阳遂克。同时，敌主力应援洛阳而西去，大别山部队也安全转出，想要的都得到了。
接下来的三仗，宛西、宛东及襄樊，均在豫西进行，确切地说，在南阳盆地中进行，虽然宛东因为一些原因未能抓住张轸兵团，但四战下来，斩获七万，中原攻守开始易形。

秦岭向东延入平原，其南边伏牛山余脉，过狭窄的方城缺口，又与桐柏山-大别山山系相连起来，在伏牛山与桐柏山的三面环抱之下，就是南阳盆地。
秦岭以南，广义的大巴山系（含武当、荆山等），与更南的广义的武陵山系（含巫山），一起组成一个巨大的山地丘陵隔离带，将西边的四川盆地与东边的豫西及两湖低地分开，具体来说，东边的低地即南阳盆地、武汉所在的江汉平原，以及湖南的洞庭湖平原。
同时，汉水在秦岭与大巴山之间东流，在南阳盆地南边折而向南，最后于江汉平原注入长江。
这样一看，襄阳作为重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沿汉水上溯可到安康、汉中，顺江而下可趋江汉平原，向西越山丘可抵四川盆地，向东北出方城缺口可入中原腹心。
本来，南阳盆地与江汉平原可以看作一体，但由于中间又“不识趣”地存在一个大洪山区，只好分开而论，同时本地区南北通道也由此成了两条，一是汉水，一是大洪山与桐柏山之间的随枣走廊。
刘帅在1947年末，硬生生将两个野战纵队地方化，10纵去了桐柏，12纵则去了大洪山区，加上陈谢已地方化的伏牛山，三个军区均在要害位置上，使敌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来应对。

刘帅为破解中原僵局，而筹谋的西向机动方略，一向论者甚少，原因估计在于：我们都喜欢讨论攻杀，而忽略了造成有利攻杀的条件；其次，对战场地理缺乏兴趣。中原是个大逐鹿场，同时是个新区，要想在此立足，必须做很多准备工作。
刘帅筹谋的核心，是机动、调敌，向西连打三仗后，此时粟部在豫东渡河，寻歼5军，敌纷纷东援，于是又变成了刘邓盯梢，同时看到襄阳之敌短期间已无援可用，于是留下6纵，纠合桐柏28旅和陕南12旅，一举攻克襄阳。国军悲催，从西线跑东线，调来调去之下，难免出错。
进大别山是一个阶段，出大别山又是一个阶段。刘帅出山后，中原区连续打了洛阳、宛西、宛东、开封睢杞、襄樊诸战役，从3月中旬到7月中旬，5个月时间，攻守之势就完全转换。到了下半年，又攻克郑州，再次收复开封，并解放南阳，手握洛阳、郑州、开封等陇海线上的大城市进入到淮海战役。
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下，刘帅才纳闷，为什么不拿下徐蚌线，完全孤立徐州之敌呢？为什么就不能打黄维兵团呢？要知道整个南线战局，主动权已全然操在我军手中了啊。
他老人家对局势的理解，跟别人有点不同。

中原战局为什么一度陷入僵局呢？
首先，开辟一个新区，有困难才正常，没困难那是反常。
其次，在一段时间内，确实存在事权不一、指挥分散的问题（也包含技术原因），三军没有形成很好的合力；无战时自管一摊，有战时搭个班子，在总的策略、作战方向上缺乏统一的规划和部署。尽管ZY直接插手管，但离战场毕竟遥远。
因此一度，用刘帅的话说：中原战场“陷于沉寂。”多支部队在中原，却想打个好仗都打不了。
怎么打破僵局？大家都在想办法，包括粟部再次跃进，也是一个方案。
刘帅的考虑是，把2、3、6纵也撤出来，与陈谢陈唐部形成合力，整个机动起来，而总的方向是向西，西边战机多一些。——这是否定进大别山么？当然不是，进山是战略行动，目的一是吸敌回援，一是就此展开中原逐鹿，现在第一个目的已经达到，中原已经成为南线重心所在了，陕北山东压力大减，那么接下来就是去达到第二个目的，去逐鹿，继续把野战纵队留在山中，意义已不大了。
退一步讲，也不是不可以继续留在山中，但有个前提，身后友军能有效分担压力，打几个漂亮的歼灭战，又或拿下敌重镇，让山中部队付出的消耗显得值得。——但从当时的情况看，半外线作战下，效果不是那么好。
当然，电文中刘邓说得比较委婉。
讨论的结果，ZY从善如流，采纳了刘邓的方案，从1948年2、3月开始逐步实施，到5月成立中原军区，逐渐把很多事情都理顺了。

上甘岭一役，15军打出了铮铮铁骨，成为战史经典。美军战斗意志固远远不如我军，但也应看到其长处，火力组织、诸军兵种协同等等。当然，这与技术条件和国力有关，对我军来说，一个小小的技术提升，就可减免不少伤亡，——别说到班，如果当时报话机配备到连排，前沿和指挥所通信顺畅，就能更好把握出坑道迎敌的时机，而不被炮火杀伤。到第三阶段12军接手，这个问题才解决。
美军可以看作是“技术型军队”，二战后国力强盛，技术又得到飞速发展，从而在作战理念上不断刷新，就指挥控制来说，从C4ISR，已扩展到现在的JADC2（联合全域指挥控制）。
所幸的是，昔日的技术代差，今天已被我军追平，即便JADC2，我在卫星、AI、大数据、虚拟现实模拟技术等方面也已不弱于人，更有一些独门秘技，如高超音速导弹、空天飞行器等。落实到具体战场，即便双方在极端电磁屏蔽的情况下打“马赛克战”，我也不乏激光通信、可见光通信等手段。
但不管技术怎么发展，军魂均应长存。

这两天重温了一遍《大别山岁月：刘邓大军在1947年的那个寒冬》，感触比初看时更深。
历史可以是宏大的轮廓，可以是冰冷的数字，也可以是生动的细节；这本书采访了300多位千里跃进的亲历者，从纵队首长、机关人员，到普通一兵，由他们的口中来重现那段岁月，很多叙述读起来，一种悲怆感扑面而至。
由于是2015年才出版，作品并不像以前很多著作那样，宣传味较浓，而是还原了非常多的历史真实，可读性很强。
这次读完我有点明白了：为什么1948年3月才出山，11月就敢围黄维，——因为那种生存环境都拖不垮的部队，根本不会把枪林弹雨当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