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马拉雅鱼龙是上世纪60—70年代青藏高原科考，特别是珠峰和希夏邦马峰登山科考中发现的。当时的科考人面对的是交通不便、装备简陋、自然环境艰苦种种困难等，老一辈的古生物学家们克服万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四大发现-喜马拉雅鱼龙、中华旋齿鲨、三趾马和高山栎。这些发现既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标志性科考成果，更是在特殊环境下镌成的青藏科考的精神象征，也为后续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奠定了基础。
　　当年的野外科考虽然在聂拉木和定日两个地点发现了鱼龙化石，但均是分散的骨骼，包括了少量头部骨头及较多的头后的肋骨和椎体，且受采集和运输条件的限制，仅有少量材料被运回到北京的实验室，最后能供科学研究的材料比较有限。由于文革后期科研停滞等因素的影响，1972年报道的鱼龙材料中，有一些未得到妥善的保管，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喜马拉雅鱼龙的骨架仅是上、下颌的部分骨骼和单个的椎体（见附图）。此外，收藏于北京自然博物馆中的采自定日的部分材料也很零散。鉴于此，国际古生物学界对喜马拉雅鱼龙是否真的存在抱有一定的怀疑，且基于材料限制，对这一类群的了解非常局限。

虽然材料有限，但已有的材料，特别是比手掌长度还长的牙齿和接近甚至超过飞盘大小的椎体却足见喜马拉雅鱼龙的巨大体型。牙齿的牙冠部分高度达6厘米、宽度达4厘米，两侧具刃，无疑指示了喜马拉雅鱼龙定是一类凶猛的海洋掠食者。这一超大型的鱼龙（推测有15米长）也因具有锋利且巨大的牙齿，被认为是历史上曾经存在的顶级巨型杀手之一（Motani, 1999；Sander et al., 2022）。它的化石来自世界海拔最高的喜马拉雅山地区，在此现身让它的“明星光环”愈加的炫目，更不用说它在海洋脊椎动物演化长河中的重要地位。
　　追随着刘东生先生、张弥曼先生和邱占祥先生等青藏科考前辈的步伐，古脊椎所青藏高原生物演化考察队薪火相传，在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号角的鼓舞下，奋力奔走于这片神秘的土地，苦心追索，试图解开更多的关于高原地质和生命历史的谜团。寻找喜马拉雅鱼龙更是新一代的古脊椎所人肩负的重任和使命。

这些年来，古脊椎所李淳科考分队（201908），吴飞翔科考分队（201909；202106），倪喜军、李强科考分队（202010），尚庆华科考分队（202207）先后在定日地区和聂拉木地区进行了野外考察，重点对晚三叠世含鱼龙化石地层进行了详细踏勘，陆续发现了一些线索，找到一些脊椎动物化石骨片，但距突破性的发现仍差临门一脚，曾经产出大量鱼龙骨骼的化石层位仍藏匿在大山深处。

2023年1月30日（正月初九），古脊椎所青藏高原生物演化综合考察队抵达拉萨，再次开启了因疫情而被搁置已久的特提斯喜马拉雅区古生物考察与寻找珠峰地区中生代海生脊椎动物的科考之旅。
　　在邓涛所长和倪喜军研究员的带领下，一行近二十余人，集合了不同研究方向科研力量的队伍，终于在定日县岗嘎镇有了大的突破和发现，在岗嘎南部三叠纪曲龙共巴组的至少三个层位的岩层中，发现了确定无疑的脊椎动物化石的骨骼。从骨骼结构上判断，正是大家寻找了很久的鱼龙化石。此时距刘东生先生（1964年）和邱占祥先生等人（1966年）找到三叠纪喜马拉雅鱼龙已经过去近60年。此时的岗嘎镇周缘，始终飘着旗云的珠峰和山体雄壮的卓奥友峰矗立天边。在这藏历凛冬时节，白雪覆盖的冷峻山峰似乎也因科考队员的干劲和热情而看着多了一些暖意。

我国珠峰地区的鱼龙化石，主要分布于晚三叠世曲龙共巴组海相地层中，在今年4月开展的更进一步的考察中，除定日的岗嘎外，科考队在聂拉木土隆、318国道的62号道班等多处的曲龙共巴组地层中都发现了鱼龙化石。可以说一处开花，处处花开。除了较大型的成年的鱼龙化石骨骼外，也发现了小的、纤细的肋骨，可能是喜马拉雅鱼龙幼体的化石骨骼或小个体的鱼龙新类群。科考队已经打开了发现的大门，但目前仅是研究的开始，后续对这些材料的研究一定会获得更多的发现和成果。与鱼龙化石相伴生的大量菊石、双壳等化石，也为了解三叠纪古海洋生态系统提供了更多的信息。除了寻找大化石，科考队员还在剖面上系统采集了岩石样品，以期开展沉积学和地球化学分析，了解更多的古海洋环境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