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琴★话题】名表故事之浪琴索伊米亚系列的命名来由？

索伊米亚Saint Imier地区
山谷深处传说中的圣泉
在欧洲，如果要追溯一个古老城市的起源，结果都离不开两个要素：传说和宗教。索伊米亚Saint Imier也毫不例外。
传说在公元七世纪，一位出生于现今位于法瑞边境的鲁格纳兹（Lugnez）城，名叫伊米亚(Himerius, Imier, Immer，570－620)的僧侣历经千险，游历了千里之外的耶路撒冷。在返乡路上，他意外地在侏罗山脉的一块谷地中发现了泉水和茂盛的草地，于是就决定留下来垦荒种地。随后，洛桑教区的Marius主教为表彰他的执着和奉献精神，便将这块地赠送给伊米亚。
随后，许多虔诚的教徒从各地赶来，和伊米亚一起借助辛勤的劳动和清苦的生活洗涤心灵，也成为了山谷的第一批居民。伊米亚去逝之后，人们为他加上了圣徒的封号，也将他奉为本地的祖先，公元九世纪，人们在伊米亚的墓地上建了这一地区的第一座大教堂，把伊米亚的遗物供奉其中，同时也把这一地区称为Saint Imier（圣•伊米亚），即索伊米亚。到十一世纪，当地的固定人口已达数百，还不包括来自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朝拜伊米亚遗物的虔诚信徒。
农业、畜牧业、林业逐步称为当地人赖以生存的产业，零散的小木屋也渐渐组成了村落、街道、寺院和广场。从此，小城索伊米亚便出现在西欧版图的核心部位。

早期钟表业的摇篮
查看瑞士地图，就会发现索伊米亚虽然在侏罗山脉深处，但其南部是Neuchatel，西部有La Chaux-de-Fonds，东面则是Bienne，而且距离这三个更加繁荣的大城市都不很远。
在十六世纪末期，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为平息内战，颁布了南特赦令，确定天主教为法国国教，致使大批新教教徒为躲避迫害涌入瑞士，而手工业正是新教教徒们从事的支柱行业。因此，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加，地处瑞士法语区的索伊米亚的金属加工和刺绣等行业也得到很大发展。
十七世纪初的瑞士钟表业还是一个附属于手工业的小产业，从行业的组成到产品的产销，都充斥着“业余”的特色。从春夏到晚秋，人们抓紧这段明媚的阳光从事农业和畜牧、林业，直到大雪封山。手工业成为人们在漫长的冬季打发时间的副业。
长久以来，这些明窗下、炉火前的手工艺人们自然出现了专业分工，有人专门做夹板，有人专门做弹簧，有人专门做螺丝。通常，在第一场大雪封堵山路之前，他们从骑着马匹走乡串镇的商人那里获取订单；直到下一年冰雪融化交通恢复时，商人们会上门来收获并付钱。那些收买零部件的商人大多在附近的大城市中设立了装配厂，将收购来的零件集中起来装配成钟表成品，再销往全球各地。
因此，可以把整个瑞士的早期钟表业看作一个“前店后厂”的作坊经营模式。不仅每一个钟表零件作坊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前店后厂”式经营，连大企业也不例外：总部在日内瓦的企业，其零件大多从附近的Vallee de Joux山区采购而来，而众多从Neuchatel、Bienne、La Chaux-de-Fonds起步的钟表企业，便将索伊米亚山谷及周边的一些小镇（如Villeret等）做为零部件的主要供应来源。

现代钟表业的发源地
现代瑞士钟表业成型于十九世纪初，一方面是由于传统的手工五金制造业和纺织业受到欧洲其他国家竞争对手的强烈排挤，以燃烧木材为动力来源的瑞士工人很快彻底败在用煤炭驱动的外国工人手下。此时此刻，市场对瑞士的钟表的需求则快速增长，这因为瑞士之前的“前店后厂”式的产业结构中，分散在乡间的供应商具有极大的额外生产潜力可发掘，也因为“谦虚的瑞士人不仅能制造出自己的钟表，而且还能以低廉的价格提供仿制的英国式钟表。（Landes David，1987，ibid p392）”
在侏罗山区，钟表业者对轻易超越了伦敦、巴黎等老对手感到兴奋不已，甚至对日内瓦也不屑一顾。“全球钟表市场的赢家是瑞士，而瑞士内部的赢家是侏罗山区。从1780年起，日内瓦就以100,000只的年产量领跑钟表市场，到1850年代，产量还是这么些。在十九世纪初的索伊米亚山谷，仅仅是有官方印记的金、银壳表的年产量就达到100,000，而这只是总量的一部分。（Landes David，1987，ibid p407）”
十九世纪中期城市新规划留住了许多有创意、有实力的钟表匠和企业家，宽敞的厂房也有利于安装先进的机械。许多在钟表业举足轻重的大品牌先后在索伊米亚山谷一带诞生。

浪琴的诞生
“每个年代均有属于那个年代的使命，只要实现了，就将推出人类进步”，海涅（Heinrich Heine）于1831年在他的《旅行心影录II》（Reisebilder II）中如此写道。一年后，路易•阿加西Louis Agassiz就进入钟表业，在索伊米亚成立了阿加西钟表公司（Agassiz & Compagnie）。公司采取当时常见的计件体系来收购零件，组装钟表，再通过贸途径销往美洲国家及世界各地。不久，阿加西的侄子欧内斯特•弗兰西昂（Ernest Francillon）接管了公司。1862年，他将公司重新命名为“前身为Auguste Agassiz公司，继承者Ernest Francillon ”（Ancienne Maison Auguste Agassiz, Ernest Francillon, successeur）。
1860年代，公司的年产量迅速超过20,000只，做得最红火的要属工字轮式擒纵的Lépines怀表，但是那些品质更好的叉瓦式擒纵钟表逐渐显现出优势，弗兰西昂敏感地意识到，这种传统的松散供货制度下的制表模式存在诸多缺陷，如质量控制不力、客服迟缓、缺乏备件储备，技术更新缓慢等。弗兰西昂想以精准、量产的钟表取代那些绝大部分由个人手工制作的产品。假如把所有的工匠和器械集中到同一屋檐下，这样必能显著提高生产效率；此外半成品机芯和零件的配送，也会更方便快捷。只有把厂房建造在河边，才能借助水力令众多机器实现经济运作。
1866年3月，这位雄心勃勃的企业家买下索伊米亚山谷西南角、Suze河岸边的两处地块（当地人称之为“狭长的地域——les Longines”，即浪琴），于1867年春开始投入建设。按照许可，他们在瀑布上建起水闸，水力涡轮机于1867年6月投入使用。随后，弗兰西昂关闭了原来的办公室和工厂，和40名员工一起搬进了新大楼。
1875年，弗兰西昂注意到美国采用的大规模自动化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压力，他带头创立了侏罗地区国际工业协会（Societe intercantonale des industries du Jura），旨在为来自美国竞争而引起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案。1876年，该机构派出以年轻工程师雅克•大卫（Jacques David）为首的代表团前往美国费城参观由瑞士钟表贸易协会举办的美国独立百年纪念展。回来后，他写了一篇名为《从美国钟表生产看侏罗山脉的工业社会》的报告，详细地描述了美国当时成本低廉、质量稳定的流水线生产作业中的每个步骤。弗兰西昂从中吸取了很多经验，令浪琴表的产量和质量均迅速增长。
为了仿制日益严重的假冒产品，自从1867年起，浪琴就在机芯上镌刻飞翼沙漏商标加以保护。之后，依法正式注册了“浪琴”并开始在全世界对它的名称、品牌和标志进行保护。浪琴表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纪录中历史最悠久，且自注册后未变更过的品牌。
在进入二十世纪之际，索伊米亚有一半适龄工作人口在从事钟表贸易。仅浪琴表的工厂里就雇佣了853名男工和女工，还有956名工人在自己家里工作，1912年，浪琴公司的正式员工达到了1,167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爆炸性增长的需求使之聘用许多员工并于1947年扩建工厂，浪琴还建造了专用公寓出租给员工，在居住区和工厂之间还设立免费班车，公司甚至为离工厂较远的员工支付交通费。
很多在索伊米亚建立的钟表工厂最终选择了离开，只有浪琴一如既往地坚守其诞生地，成为今天索伊米亚的骄傲。

索伊米亚的骄傲
自十九世纪中期以后，浪琴表便驰名海外。在经历了二十世纪制表业的结构性和营销领域的起伏之后，浪琴表也从家族企业成功转换角色，成为瑞士最大的钟表巨头斯沃琪集团中举足轻重一员。经历了这场巨变后，浪琴成为仅有的一家始创于并且仍然在索伊米亚的制表公司。
作为斯沃琪集团的成员，浪琴在新时代依然保持快速发展。生于1941年的霍凯诺Von Känel在领导浪琴成功迈入二十一世纪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持有商务管理文凭，于1969年在索伊米亚加入公司任销售助理。最初被提升到销售部总监，后来成为销售和市场总监。从1988年开始，他肩负起总裁职位的责任。Von Känel还于1991年成为斯沃琪集团新增的董事会成员。
浪琴在其领导下堪称典范的成就绝非偶然。“我一直对钟表制造很着迷，”Von Känel中肯地说，他从1945年起就生活在瑞士钟表制造的中心索伊米亚山谷。“当我孩提时，浪琴的大企业就已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周围的大部分人在那里谋生。不知为什么，我也深信有一天我会为浪琴工作。那些日子里，制表业是我们整个地区的灵魂，我在冥冥中知道，有一天，它将给我探寻茫茫世界的机会。”
这个愿望实现得比Von Känel当初想象得还要快。加入浪琴后不久，他来到美国，在那里，他在浪琴-Wittnauer钟表公司获得了相关的经验。回到瑞士后，他的事业平步青云。1988年，Von Känel登上了职业的巅峰，成为索伊米亚的典范企业——浪琴表的领导者。

非常好科普，爱来自瓷器
lz用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