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贼所围的北海相孔融遣太史慈求援，刘备首先惊异的是，连全国名人的孔融，也知道有我刘备的存在，“孔北海知世间有刘备邪！”原来我是薄有名气。这反映出汉末的一个事实：以名取人。
阎步克先生在《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第四章引用《论衡．答侫篇》后总结：“如果士人因‘高行奇知’而‘名声显闻’，长官便有了察举辟召的义务。士人依一己名声大小，待价而沽，择高而就；长官亦依自身之威能大小做谨慎选择……士人也著意培养这种名望……吴质未得‘士名’，出官后仍居心怏怏───在时人看来，未得‘士名’纵令为官，也是不光彩的。”
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及其他．读人物志》也回顾：“溯自汉代取士人別为地方察举，公府征辟。人物品鉴遂极重要。有名者入青云，无闻者委沟渠，朝廷以名为治（顾亭林语），士风亦竟以名行相高。声名出于乡里之臧否，故民间清议乃隐操士人进退之权。于是月旦人物，流为俗尚；讲目成名（《人物志》语），具有定格，乃成社会中不成文之法度。”
刘肇在永元五年三月下诏称：“选举良才，为政之本。科别行能，必由乡曲。”就是连皇帝也对此情况（乡里之臧否）的承认；日后位高至都督、侍中的单家吴质，也得不到“士名”，其实就是反映出“士名”大多数为地方大族所垄断之事实。
《太平御览》卷269引苏林《广旧传》曰：“（仇览）虽同侪群居，必正色后言，终身无泄狎之交，以是见惮。学通三经，然无知名之援、乡里之举。年四十，召为县主簿。”相反，有识却没名声者如仇览，晚至四十岁才为县吏。
为得士名自然要让他人了解自己，遂促成交游谈论、清议品题的风气，更极端是公府累次征辟不至，但名声反更高的歪风，这也预示了察举制的变质。
袁绍的“爱士养名”，就是顺势而为。怕被许劭看见其车队甚众而单车归，更是怕其舆论影响；被陈琳在《为袁绍檄豫州》骂其“赘阉遗丑”的曹操，更需向桥玄、许劭求名，也是相同的道理，哪怕以他的出身和学识，以孝廉、明经、明法等科入仕，问题不大。其中，《三国志．武帝纪》云：“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命世”二字，出自《汉书．楚元王传》中的“圣人不出，其间必有命世者焉”一句；“世名知人”、“长于人物”的太尉桥玄在“曹操微时，人莫知者”时对其有如此极高的评价，让曹操有极大的号召力或知名度（“声名益重”）。陈宫（见《三国志．武帝纪》注引《世语》）、程昱、赵俨、陈珪（见《三国志．吕布传》）都曾用“命世”来形容曹操，可见绝对不是偶然，其中赵俨说这话时更是与曹操素未谋面，可知桥玄的话影响力有多大。“（荀）彧闻操有雄略”，大概是源自于此。
早在西汉时已禁止沒有特別凭证而夜行者，可见例子有李广、大司空士（见《汉书．王莽传中》），东汉时仍然如此，“钟鸣漏尽，洛阳城中不得有行者”（见《文选》卷《放歌行》引崔元始《政论》载永宁诏）；出自阉宦的他，因孝廉出身（《唐六典》卷三十注曰：“后汉洛阳置四尉，皆孝廉作”），故能出任洛阳北部尉。刚就职便拿大宦官蹇硕的叔叔开刀，棒杀犯禁的他，自此“京师敛跡，莫敢犯者”，此事为贬曹的《曹瞒传》所记录。王隐《晋书》则云：“魏武帝为北部尉，贼不犯界。”萧惠开吹建康令萧道成时，虽云过曹操，但至少说明洛阳北部尉时的他“人服其英”。（见《南史．齐高帝纪》）
曹操又上奏朝廷，谋求为窦武、陈蕃这些党人翻案，一如其同族永昌太守曹鸾般上谏，分別只在于曹鸾被杀（见《灵帝纪》），而曹操沒事。当时还沒爆发黄巾之乱，曹操所求的名，不是为日后当军阀时能招揽人才的名，只是希望能尽早融入儒家士人的一圈，或者向清流派显示出，他与他们有很多共识。
樊陵阿附宦官至太尉，为节志者所羞（见《后汉书．李膺传》），这是士人与宦官泾渭分明的例证。据《世说新语．方正》“南阳宗世林”条记载：“（宗世林）甚薄其（曹操）为人，不与之交”；注引《楚国先贤传》补充：“宗承字世林……魏武弱冠，屡造其门，值宾客猥积，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交，承拒而不纳。帝后为司空，辅汉朝，乃谓承曰：‘卿昔不顾吾，今可为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犹存。‘帝不说，以其名贤，犹礼敬之。”这例可见一斑（但最后倒成曹丕东宫官属，见《晋书．王湛传附孙述传》）。
不过，党人何颙见曹后曾叹：“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党人领袖李膺之子李瓒，死前对其子李宣等曰：“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张孟卓与我善，袁本初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两人之言尽管有点神化，但至少显示曹操开始被部份党人视为同类，这为日后士族投曹奠定基础。
《后汉纪》卷24云：“皇甫嵩、朱俊连战失利，遣骑都尉曹操将兵助嵩等。”《后汉书．皇甫嵩传》云：“会帝遣骑都尉曹操将兵适至，五月，嵩、操与朱俊合兵更战，大破之，斩首数万级。”曹操于长社从讨颍川黄巾之功，连主帅本传也承认，饱受战乱的当地百姓不会忘记三人之名吧；另一方面，曹操此时也不会料到，日后还要靠当地人才，此战功算是吸引当地人来投的政治资本。
战后任为同是二千石的济南相时，奏免贪官污吏，达至“一郡清平”、禁淫祀（注10），故张作耀先生在《曹操评传（修订本）》第一章第四节评：“淫祀风盛，民坐贫穷，为甚么数百年间愈演愈烈，而历世长吏没有一个敢出来禁绝呢？这是因为要触动权贵和世族，要触动因此而得到好处的一大批贪官污吏和乡绅，还涉及到变易民风民俗的问题。”曹操迎刘协后，一直继续打击淫祀。
可见其名声，大多是因自身的努力而获得。故当曹操拒绝董卓的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并首倡义兵之时，在陈留便得到卫茲的认同，一同合兵并在荥阳一役战死。在河南中牟，任峻连同其宗族、宾客与家兵数百人，举地归曹。
曹操妻以从妹，这亲信正是日后推行屯田，达至“军国之饶，起于（颍川）棗祗而成于峻”的任峻。“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馀，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了解这背景后，可知仕峻可称为股肱重臣。
阎步克先生在《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第四章引用《论衡．答侫篇》后总结：“如果士人因‘高行奇知’而‘名声显闻’，长官便有了察举辟召的义务。士人依一己名声大小，待价而沽，择高而就；长官亦依自身之威能大小做谨慎选择……士人也著意培养这种名望……吴质未得‘士名’，出官后仍居心怏怏───在时人看来，未得‘士名’纵令为官，也是不光彩的。”
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及其他．读人物志》也回顾：“溯自汉代取士人別为地方察举，公府征辟。人物品鉴遂极重要。有名者入青云，无闻者委沟渠，朝廷以名为治（顾亭林语），士风亦竟以名行相高。声名出于乡里之臧否，故民间清议乃隐操士人进退之权。于是月旦人物，流为俗尚；讲目成名（《人物志》语），具有定格，乃成社会中不成文之法度。”
刘肇在永元五年三月下诏称：“选举良才，为政之本。科别行能，必由乡曲。”就是连皇帝也对此情况（乡里之臧否）的承认；日后位高至都督、侍中的单家吴质，也得不到“士名”，其实就是反映出“士名”大多数为地方大族所垄断之事实。
《太平御览》卷269引苏林《广旧传》曰：“（仇览）虽同侪群居，必正色后言，终身无泄狎之交，以是见惮。学通三经，然无知名之援、乡里之举。年四十，召为县主簿。”相反，有识却没名声者如仇览，晚至四十岁才为县吏。
为得士名自然要让他人了解自己，遂促成交游谈论、清议品题的风气，更极端是公府累次征辟不至，但名声反更高的歪风，这也预示了察举制的变质。
袁绍的“爱士养名”，就是顺势而为。怕被许劭看见其车队甚众而单车归，更是怕其舆论影响；被陈琳在《为袁绍檄豫州》骂其“赘阉遗丑”的曹操，更需向桥玄、许劭求名，也是相同的道理，哪怕以他的出身和学识，以孝廉、明经、明法等科入仕，问题不大。其中，《三国志．武帝纪》云：“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命世”二字，出自《汉书．楚元王传》中的“圣人不出，其间必有命世者焉”一句；“世名知人”、“长于人物”的太尉桥玄在“曹操微时，人莫知者”时对其有如此极高的评价，让曹操有极大的号召力或知名度（“声名益重”）。陈宫（见《三国志．武帝纪》注引《世语》）、程昱、赵俨、陈珪（见《三国志．吕布传》）都曾用“命世”来形容曹操，可见绝对不是偶然，其中赵俨说这话时更是与曹操素未谋面，可知桥玄的话影响力有多大。“（荀）彧闻操有雄略”，大概是源自于此。
早在西汉时已禁止沒有特別凭证而夜行者，可见例子有李广、大司空士（见《汉书．王莽传中》），东汉时仍然如此，“钟鸣漏尽，洛阳城中不得有行者”（见《文选》卷《放歌行》引崔元始《政论》载永宁诏）；出自阉宦的他，因孝廉出身（《唐六典》卷三十注曰：“后汉洛阳置四尉，皆孝廉作”），故能出任洛阳北部尉。刚就职便拿大宦官蹇硕的叔叔开刀，棒杀犯禁的他，自此“京师敛跡，莫敢犯者”，此事为贬曹的《曹瞒传》所记录。王隐《晋书》则云：“魏武帝为北部尉，贼不犯界。”萧惠开吹建康令萧道成时，虽云过曹操，但至少说明洛阳北部尉时的他“人服其英”。（见《南史．齐高帝纪》）
曹操又上奏朝廷，谋求为窦武、陈蕃这些党人翻案，一如其同族永昌太守曹鸾般上谏，分別只在于曹鸾被杀（见《灵帝纪》），而曹操沒事。当时还沒爆发黄巾之乱，曹操所求的名，不是为日后当军阀时能招揽人才的名，只是希望能尽早融入儒家士人的一圈，或者向清流派显示出，他与他们有很多共识。
樊陵阿附宦官至太尉，为节志者所羞（见《后汉书．李膺传》），这是士人与宦官泾渭分明的例证。据《世说新语．方正》“南阳宗世林”条记载：“（宗世林）甚薄其（曹操）为人，不与之交”；注引《楚国先贤传》补充：“宗承字世林……魏武弱冠，屡造其门，值宾客猥积，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交，承拒而不纳。帝后为司空，辅汉朝，乃谓承曰：‘卿昔不顾吾，今可为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犹存。‘帝不说，以其名贤，犹礼敬之。”这例可见一斑（但最后倒成曹丕东宫官属，见《晋书．王湛传附孙述传》）。
不过，党人何颙见曹后曾叹：“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党人领袖李膺之子李瓒，死前对其子李宣等曰：“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张孟卓与我善，袁本初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两人之言尽管有点神化，但至少显示曹操开始被部份党人视为同类，这为日后士族投曹奠定基础。
《后汉纪》卷24云：“皇甫嵩、朱俊连战失利，遣骑都尉曹操将兵助嵩等。”《后汉书．皇甫嵩传》云：“会帝遣骑都尉曹操将兵适至，五月，嵩、操与朱俊合兵更战，大破之，斩首数万级。”曹操于长社从讨颍川黄巾之功，连主帅本传也承认，饱受战乱的当地百姓不会忘记三人之名吧；另一方面，曹操此时也不会料到，日后还要靠当地人才，此战功算是吸引当地人来投的政治资本。
战后任为同是二千石的济南相时，奏免贪官污吏，达至“一郡清平”、禁淫祀（注10），故张作耀先生在《曹操评传（修订本）》第一章第四节评：“淫祀风盛，民坐贫穷，为甚么数百年间愈演愈烈，而历世长吏没有一个敢出来禁绝呢？这是因为要触动权贵和世族，要触动因此而得到好处的一大批贪官污吏和乡绅，还涉及到变易民风民俗的问题。”曹操迎刘协后，一直继续打击淫祀。
可见其名声，大多是因自身的努力而获得。故当曹操拒绝董卓的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并首倡义兵之时，在陈留便得到卫茲的认同，一同合兵并在荥阳一役战死。在河南中牟，任峻连同其宗族、宾客与家兵数百人，举地归曹。
曹操妻以从妹，这亲信正是日后推行屯田，达至“军国之饶，起于（颍川）棗祗而成于峻”的任峻。“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馀，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了解这背景后，可知仕峻可称为股肱重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