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图书馆里面看到了一本不起眼的书，是2010年出版的一本传记
讲述关于一个用生命证明自己理论的殉道者的故事

这本书的作者Oren Harman在后记说自己受到了James Schwartz在2000年的一篇十页的文章，相比起四百页的书，这个能很快看完一个人的一生，我把这篇文章翻译了一下
根据我拿到的书会有补充

世界是残酷的，自然遵守达尔文主义，再这样的世界里，人类的无情很容易解释。毕竟，自然选择淘汰弱者，留下强者。
而无私的行为，则令人费解。同情、善良和忠诚似乎一出现就应该被清除。为了解释利他主义的进化，查尔斯·达尔文提出，自然选择既可以作用于个体，也可以作用于群体——这个想法被称为群体选择。
他在 1871 年的经典著作《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中写道，在一个部落中，“自私和背信弃义的父母”会生下最多的孩子，这一点毋庸置疑。另一方面，他解释说，也有包含许多成员的部落“愿意互相帮助，为共同利益牺牲自己，从而战胜其他部落”。
但是达尔文从来没有完全完善他关于群体选择的观点，他的后继者们也一直在争论这个问题。已故的威廉·d·汉密尔顿被广泛认为是自达尔文以来最重要的进化思想家，他提出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替代群体选择理论，称为裙带关系利他主义。这一理论认为，所有明显的利他行为都是专门针对遗传亲属的。在汉密尔顿看来，真正的无私几乎从未发生过。在人类中，汉密尔顿最容易想到的两个例子是特蕾莎修女和他的朋友——一位才华横溢、反传统的美国科学家乔治·普赖斯。

尽管乔治·普莱斯取得了非凡的科学成就，个人生活也充满了戏剧性，但他在科学史上仍然是一个相对默默无闻的人物。但是他在塑造社会生物学及其分支——进化心理学的概念基础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是第一个将博弈论原理应用于动物冲突分析的人，他发现了一个优雅的公式来描述进化变化，简化并改进了汉密尔顿的裙带利他主义理论。
此外，普赖斯的公式为理解群体选择提供了一个严谨的数学框架。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就连普莱斯自己也失去了为自己的科学成就获得认可的兴趣。利他主义一开始只是一个智力问题，后来变成了一个耗费全部精力的个人问题。
1970 年夏天，在一股非凡的科学创造力爆发之际，普赖斯突然从一个激进的无神论者转变为一个原教旨主义的基督徒。皈依后，他将自己在遗传学方面的工作与对圣经释经的浓厚兴趣结合起来。后来，他决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使命是帮助他的同胞，他花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帮助无家可归的酗酒者和老人在他收养的城市伦敦。
可是在他服侍他人的同时，他自己的生活也陷入了混乱。他于 1975年去世。
威廉姆汉密尔（在今年春天去世，此时是2000年）在生前的几年里经常写和谈论普莱斯，试图引起人们对这位老朋友思想的关注。今年早些时候，汉密尔顿与我分享了他与普莱斯的长期通信。在这些未发表的信件和汉密尔顿的回忆的帮助下，以及普赖斯的两个女儿和许多朋友和同事的额外帮助下，我试图拼凑出这位非凡人物的激昂故事

在研究遗传学之前，乔治·普莱斯是一名物理化学家和记者，他走上了一条迂回的进化生物学之路。
他出生于 1922 年，父亲去世时他才 4 岁。他的母亲曾是一名歌剧演唱家和演员，在大萧条时期，她艰难地维持着家族的照明公司，养活乔治和他的哥哥爱迪生对她来说很困难。
从纽约市的公立学校毕业后，乔治去了芝加哥大学，在那里他获得了化学博士学位，后来参与了曼哈顿计划。1947 年，他与茱莉亚·马迪根结婚，育有两个女儿。三年后，全家搬到了明尼阿波利斯，普莱斯在明尼苏达大学担任医学研究员。因为乔治是一个性格强硬的无神论者，而茱莉亚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很有争吵不断。八年后，这段婚姻在唇枪舌剑中结束。

1955 年，在他离婚的那一年，普莱斯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杂志文章，长文，他对用来证明ESP的数据提出了质疑。这是他在新闻业几次引人注目的、是远见的尝试中的第一次。第二年，普莱斯在《财富》杂志上发表了《如何加速发明》。在打孔卡片和电传打字机的时代，这篇文章详细描述了一种假想的“设计机器”，它将具有图形显示器、类似光标的光笔和类似鼠标的装置，可以旋转、缩小和放大形状。
1957 年，普莱斯给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寄去了一篇他为《生活》杂志撰写的文章的初稿，题为《为恐慌辩护》。这篇文章警告说，美国军事力量的下降可能会导致灾难，这给汉弗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两人继续交换了几十封信。普莱斯向汉弗莱讲述了他从博弈论中得出的几个新颖的外交政策想法。比如，他建议美国提议为每位俄罗斯公民购买两双高质量的鞋子(花费 20 亿美元)，以换取匈牙利的解放。同年，普莱斯开始为《双日》杂志写一本关于苏联威胁的书，但他在 1959 年放弃了这本书，因为他认为苏联在裁军问题上的立场比美国的立场更值得赞扬。他接受了 IBM 的一个职位，重新回到了科学研究领域，从事大型计算机的开发和自由市场的数学建模工作。

但普莱斯的职业生涯很快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1966 年，他接受了甲状腺癌的治疗。
这位受普赖斯信任的医生是他来自芝加哥的老朋友，他对手术处理得很糟糕。这次手术，再加上早先小儿麻痹症造成的神经损伤，让普莱斯的肩膀部分瘫痪。但是这次不幸为普莱斯赢得了一笔丰厚的保险理赔，他决定用这笔钱来资助最后一次职业转变。
1967 年 11 月，普莱斯乘坐“伊丽莎白女王”号出航，他很高兴自己是这个双人舱的唯一乘客。在英国，他用他的保险金在伦敦牛津广场附近的富人区租了一套大公寓。在他写给成年女儿的第一封信中，他幽默地讲述了他对这座城市的探索:“亲爱的宝贝们，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参观了很多伦敦，包括大英博物馆图书馆、自然历史博物馆图书馆、伦敦大学图书馆、大学学院图书馆、威康历史医学图书馆和科学技术图书馆。我希望很快能参观皇家外科学院图书馆和皇家动物学会图书馆。”
普莱斯在访问图书馆时读到的文章中，有威廉·d·汉密尔顿现在已成为经典的研究《社会行为的遗传进化》。这是进化生物学史上的分水岭，也是普赖斯进入该领域的契机。

根据传统的达尔文理论，自然选择是适者生存——“适者”的定义是那些留下最多后代的生物。
达尔文主义很容易解释那些直接对个体有利的特征的进化，比如良好的视力。
然而，很难解释那些有利于其他生物同时降低个体自身适应性的行为的进化。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最常见的解释是群体选择理论。
人们认为，自然选择在两个层面上起作用，一方面有利于适应能力更好的个体(他们留下了更多的后代)，另一方面有利于适应能力更好的群体。
一个自私的个体会比一个利他主义者留下更多的后代，但一个包含许多利他主义者的群体会比一个没有利他主义者的群体成长得更快。
汉密尔顿完全否定了这种观点。他坚持认为，所有重要的进化适应，包括自我牺牲行为，都是由个体的自然选择造成的。
在汉密尔顿看来，问题在于进化生物学家对适应性的定义过于狭隘。重要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体拥有后代的数量，而是他的“包容性适合度”。
除了个体自己的后代，你还必须考虑他的亲属的后代，根据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进行分数加权。
汉密尔顿的论点基于“基因之眼”的观点，即关键在于特定基因的存活，而不是携带这些基因的个体的存活。
理查德·道金斯在 1976 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一书中，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清醒阐述了这一观点。
1968年3月，普莱斯写信给汉密尔顿，要求重印这篇论文。
他解释说:“在图书馆阅读时，其中的数学知识有点难以理解。”普赖斯最初的观察是如此敏锐，以至于汉密尔顿受到启发，写了两页密集的手写内容作为回报。汉密尔顿描述了他最近的工作，但令普莱斯失望的是，他将无法进行进一步的讨论:他即将前往巴西进行为期九个月的研究之旅

虽然孤立无援，但是普莱斯开始寻找一个更简单，更直接的方法来实现汉密尔顿的结果。
那年夏天，他写信给巴西的汉密尔顿，报告说他发现了“一个更透明(尽管不那么严格)的yourÖpaper 主要结果的推导和公式”。
这是低调的说法。其实他不仅简化了汉密尔顿的数学。他还重新定义了基因在自然选择下是如何繁荣还是衰落的数学概念，他用一个简单得惊人的方程式做到了这一点。
这个方程式被简化到可以适用于任何形式的选择，普莱斯后来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从选择一本书或一个广播电台到基因选择”
普莱斯方程的核心是协方差的数学概念——对任意两组数据之间关系的统计度量。
举个例子，某一地区 30 天内的降雨量和温度。如果降雨量与温度无关，那么降雨量和温度的协方差将接近于零。如果降雨量超过平均水平的日子也倾向于有高于平均水平的温度，那么协方差将是正数。
但如果降雨比平时多的日子往往气温比平时低，那么协方差将为负数。
协方差如何衡量自然选择呢?普莱斯的方程描述了基因频率从一代到下一代的变化。
具体来说，它涉及到一个人拥有的基因和他或她拥有的孩子数量之间的协方差变化。如果有了这个基因，就会有更多的后代，那么这个基因的频率就会在下一代中增加。

这听起来太简单了简直是废话。但普莱斯的数学原稿是惊人的。
此外，在发明新的自然选择代数的过程中，普莱斯还发明了一种更加复杂和精确的方法来理解相关性。
在他自己的工作中，汉密尔顿假设了一个无限大的种群。
但是普莱斯发现，在一小部分亲缘关系密切的个体中，关联性的计算结果是不同的。
在一个有限的种群中，个体 A 可能与个体 B 负相关，这意味着与 B 共享的基因比与群体成员平均共享的基因少。
负相关性以微妙但重要的方式改变了汉密尔顿理论的预测。
首先，它清楚地表明，如果你有一个对你的族群有益的基因，那么这个基因只有在对你的近亲比对你的远亲更有益的情况下才能存活。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意味着动物为了伤害他人而伤害自己可能是适应性的。普莱斯把这种行为称为“恶意行为”: 即使付出一些代价，动物也可能会为杀死“负相关”的临近生物付出代价。

普莱斯的方法与以前的工作没有关系。一开始，普莱斯甚至认为他的方程式太简单了，不可能是新的，所以他决定和伦敦大学学院的盖尔顿实验室专家核对一下。
这个著名的人类遗传学系是为了纪念达尔文的堂兄弟弗朗西斯·高尔顿而命名的。1968年6月，当普赖斯访问这里时，他与一位数学遗传学家交谈，被带到一位受人尊敬的生物统计学家塞德里克•史密斯面前。“
普莱斯后来写信给他的母亲告诉她：史密斯说这个公式非常有趣，非常漂亮，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
在询问了他的工作情况后，史密斯把普莱斯带到系主任面前。八十分钟后，普莱斯有了一个荣誉offer，一间办公室和钥匙。他兴高采烈地走了。
有了头衔，有了工作，有了认证专家的支持，普莱斯带着新的自信出发了，写下了他的研究结果。
他相信，大学的支持会帮助他获得资金，并使他的研究成果更快发表。
但在工作之外，这段时间对普莱斯来说是一段艰难的时期。他的肩膀又开始不舒服了，他又为钱着急，因为他已经花掉了大部分的保险理赔。更糟糕的是，他的母亲得了重病。
1969 年 3 月，他母亲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他在母亲去世前飞到纽约去看她一次。
在访问期间，他遇到了理查德·列万廷，一位年轻且备受尊敬的人口遗传学家。
如果说有谁能理解普赖斯的新数学，那一定是列万廷，他是年轻遗传学家中最“数学”的一位。
但这次会面进行得并不顺利;普莱斯怪自己没能传达出他的理论。
5 月初他回到英国后，情况开始好转。他得知自己已经当外祖父了，7 月，他收到了英国科学研究委员会的一笔资助。
与此同时，汉密尔顿从巴西回来了。1969 年 7 月底，普莱斯再次联系了他。距离他们上次联系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
在他的信中，普赖斯温和地解释说，汉密尔顿关于裙带关系利他主义的构想并不像汉密尔顿想象的那样有效。
他慷慨地指出以至于不让汉密尔顿尴尬地当众被纠正。
“考虑到你友好的通信，因为我尊重你的工作，也因为每个人都会时不时犯错误，我确实想以一种不会让你尴尬的方式发表，”普赖斯写道。他留下了电话号码和可以联系到他的时间。

在 1996 年出版的《吉恩土地的狭窄道路》一书中，汉密尔顿回忆了他与普莱斯的第一次电话交谈。
“在电话里，他的声音尖锐而居高临下，相当谨慎”汉密尔顿写道。在谈话中，普莱斯形容他的协方差方程“对我来说也很惊讶——简直是个奇迹”。
普赖斯还问，汉密尔顿是否注意到，这个方程既可以描述群体选择，也可以描述个体选择。
汉密尔顿对此表示怀疑。毕竟，正是通过他对群体选择的拒绝，他才得出了裙带利他主义理论。但普莱斯最终导致汉密尔顿重新考虑他的立场。
要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必须先回顾一下。普莱斯的方程实际上比上面的表述稍微复杂一些。为了评估一个特定基因的命运，仅仅知道拥有该基因是否与生育更多孩子相关是不够的。
同样重要的是，要知道你的孩子实际上继承该基因的可能性有多大。
因此，普赖斯的方程中有了第二项，评估特定基因传播的可能性。
在大多数情况下，孩子随机继承父母的基因——也就是说，该基因不会影响精子或卵子的生存能力——第二项可以被安全地忽略。
但正是因为有了第二项，普莱斯的方程才让我们对群体选择有了如此有力的了解。
正如普赖斯在电话中向汉密尔顿暗示的那样，可以通过将这两个术语在人口结构中向上移动一个级别来重新定义他的方程中的这两个术语。
这个等式不再适用于个体和他们的精子或卵子，而是适用于群体和群体中包含的个体。
在修改后的公式中，群体和个体层面的选择力量同时出现，使比较它们的相对优势成为可能。在达尔文首次写下群体选择的一个世纪之后，普莱斯的公式阐明了群体利益可能胜过个人利益的精确条件。

碰巧的是，当时有一个关于群体选择的最早的有充分记录的例子被报道出来了。
在澳大利亚，科学家引入了一种疾病病毒，试图控制本地兔子的数量。
虽然这种病毒最初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兔子杀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毒性大大降低了。
在任何给定的兔子体内，繁殖快的病毒比繁殖慢的病毒有优势。换句话说，在个体层面——在这种情况下，是病毒层面——自然选择倾向于繁殖更快(因此更致命)的病毒。
但当一只兔子死亡时，体内的病毒也随之死亡(病毒是通过蚊子传播的，蚊子是不会咬死兔子的)。
因此，一组病毒繁殖得越快，它们的兔子宿主就越有可能在病毒传播给另一只兔子之前死亡。
在群体层面上——在兔子宿主层面上——自然选择倾向于不那么致命、繁殖速度较慢的病毒。
普赖斯的方程可以解释这种“利他”病毒的进化——这种病毒不那么贪婪地繁殖，这样它的兔子宿主就能活得更久。
尽管他们的第一次谈话很紧张，但汉密尔顿很快就理解了普赖斯协方差方程的重要性，并很快发现自己被说服了。
1969 年 12 月，他在给普赖斯的信中写道:“我对你手稿中推导出的公式着迷。”
一个月后，他开始重新思考群体选择的问题。他写道:“从总体上看，我可以看出有人可能会用你的公式来研究 ëgroup 选择。”
尽管普赖斯的公式非常新颖，这将是普赖斯在他的新领域的第一篇论文，但它的出版，并不能保证能得到发表。
汉密尔顿在研究他的裙带利他主义理论时感到孤立和不受重视，他急于帮助他的朋友避免类似的命运。
他们一起想出了一个聪明的策略，闯入了顶级科学期刊之一的《自然》杂志。
普莱斯将首先提交他关于自然选择数学的论文。一周后，汉密尔顿提交了一篇论文，根据普赖斯的公式重新推导了他的包容性适合度理论。

尽管普赖斯的论文立即被退回，但是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编辑们认为送去审阅并不合适。
但令人惊讶的是，汉密尔顿的论文被毫不拖延地接受了。按照计划，汉密尔顿写信给《自然》杂志，要求撤回他的论文。
他解释说，他使用了一种“强大的新方法”，在他使用的方法被发表之前，他不能凭良心发表他的结果。
这个计划进行得很顺利;杂志社迅速重新考虑。普莱斯的《选择与协方差》于 1969 年 11 月 12 日收到，并于 1970年 8 月 1 日发表。
这篇论文完全符合其原创的方法，没有引用。1970 年初夏，47 岁的普赖斯突然皈依了宗教。
“6 月 7 日那天，我屈服了，承认上帝的存在，”他向朋友们解释道。他认为自己的皈依是一种逻辑上的必然，是降临到他身上的一系列巧合的结果。在计算了它们发生的几率，发现它们“低得像天文数字”之后，他确信有超自然的操纵。
一周后，他在朗廷的万灵教堂参加了第一次礼拜。朗廷教堂是英国国教一个特别福音派的分支，就在他家附近。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普莱斯的科学工作伴随着一种新的激情——《圣经》解经。
普赖斯对《圣经》采取高度逐字逐句的方法，着手调和四部福音书之间的差异。皈依基督教将近一年后，他完成了一篇 50 页的文章《复活节的十二天》，建议用一种新的年表取代传统的八天圣周。
他相信他已经解决了圣经学术中几个长期存在的难题。他把这篇文章寄给了汉密尔顿，普赖斯对复活节那一周发生的事件的再现给汉密尔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鼓励他发表这篇文章。但他没有接受普赖斯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也没有像普赖斯所希望的那样皈依。
在一封信中，汉密尔顿把他对基督教的抵制比作“一个爱尔兰人被问到他是否喜欢牡蛎，他回答说，不，他不喜欢牡蛎，他很高兴自己不喜欢牡蛎，因为如果他喜欢，他就会一直吃牡蛎，因为他讨厌那些该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