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你是明朝的一名医学生，名叫陈玺，家中世代行医，你也颇有一番医学本领。如果想要升职成为太医，进皇宫上班，总共要闯几关？
要知道，我国医学历史悠久，甲骨文中有多种疾病记载，在《周礼》中已有全国最高医政长官——医师（又称“上士”）的记载，可见早在西周时期，宫廷中就已有专人司医事，当时的医学专家们确立了食、疾、疡、兽的医学分科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医政组织更趋完备，太医署等机构先后成立。隋唐五代时，医政日臻完善，医学校诞生，国家药典修订颁行，医药律令增加。到了宋代，帝王们更是自王朝初期就重视医学，校正医书局成立，官办药厂、药店诞生，创设“翰林医官院”，管理全国医药行政。
在你生活的明朝，国家沿用了金代的“太医院”制度，太医院不仅执掌宫廷医疗事务，还监管太医的选拔录用及培养教育工作。

能考入明朝太医院十分不易。医学生每年进行四次考试，不过只是“摸底”，每三年一次的大考才是决定录用与否的正式考试。参加大考的，还有已被录用的太医院医士，不合格者会被直接辞退。考试科目涵盖《难经》《素问》《脉诀》等医学典籍，主攻大方脉科（相当于内科学）、小方脉科（相当于小儿科学）的人数众多，而精通妇人科、眼科、口齿咽喉科的医者则是当时的“小众人才”。
你由于祖上行医，耳濡目染了一身药理本领，得以考入太医院学医，你的同窗们也大多是医家子弟。每年的四次考试成绩和学业评定，是医学生进入仕途、担任医官的重要依据。
假若你作为太医局的优秀毕业生顺利毕业，进入皇宫任御医，听起来是不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不过，做太医的苦，只有你自己知道。

首先，太医这个职业虽然听上去风光，说到底也不算什么高级别官员，在充斥着皇亲贵胄的偌大皇宫，你逢人便要点头哈腰。在朝廷六部里，你最忌惮的就是礼部官员，因为礼部对医士有选用、教习、考核、黜陟（chù zhì，官吏升降）之权，还对医疗档案、药材保管有稽查之权。
此外，太医的日常医疗事务除了药品的收贮、辨别和保管，最重要的就是为皇帝及其后妃看病，或为王公、大臣或外国君长诊治。有时太医院也奉命派员往军营、监狱等处诊病。帝王每次巡狩，也得派几个太医跟着。为皇室诊病，吉凶莫测，要担的风险之大，可想而知。
泰昌元年（1620），在太医院值班的你受诏入宫，给刚刚登基不到一个月的大明光宗皇帝朱常洛看病。精通病理的你给光宗把完脉，便知晓他是因为纵欲而体虚，你开出一剂药方，嘱托帝王好好休养。
刚走出乾清宫，御药房的提督宦官崔文升便痛批了你一顿，说你不会治病。皇上明明是气滞不通，经络郁结，应当开一副“下通利药”，方能打通脏腑经络。崔文升是御药房的红人，你可惹不起，只好连连称是。眼看着光宗服下崔文升开的泻药后病情骤然加重，你才意识到，自己摊上事了。

几天后，鸿胪寺丞李可灼不顾内阁首辅方从哲劝阻，私自进宫献上“仙药红丸”。光宗服用一枚后有所缓解，于是又服一丸。次日凌晨，皇帝驾崩的消息令朝野哗然。到这里，你终于明白，自己一介小小的太医，被卷入了一场宏大的政治博弈。
不久，年幼的太子朱由校登基，先帝猝然离世一案中涉及的诸多官员遭到处置，方从哲被罢免、崔文升发配至南京、李可灼被贬充军……历史的洪流滚滚而过，将那一粒红丸的滋味全部掩埋，只余一桩明朝皇帝吃错药暴毙的谜案，留待后人猜测真相。而你，在明朝历史的浩瀚长卷上，只留下了“光宗召御医陈玺视脉”一句话。
到这里，想必你已经知道太医这个职业有多高危了。皇室医疗的复杂性极高，皇帝和皇室成员的身份特殊，他们的病情往往夹杂了诸多党争与私仇。太医们不仅要精通医术，还要具备广博的知识储备和深厚的政治素养，以便在处理病情时能够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做出最为恰当的决策。
北宋高保衡、林亿在校正《黄帝内经·素问》的序言中道：
“以谓人之生也，负阴而抱阳，食味而被色，外有寒暑之相荡，内有喜怒之交侵，夭昏札瘥，国家代有。”

疾病与生命紧相随，是人类不可避免的事情。但皇帝贵为“天子”，他们的身体状况牵动着整个国家的神经，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起朝廷和民间的广泛关注。因此，太医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对皇帝的病情进行精准判断，并采取及时有效的治疗措施。
在古代社会中，位于权力顶峰的帝王们往往过着奢华的生活，他们养尊处优、嗜食肥甘厚味，随之而来的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等成了皇室常见疾病。加上恐惧、多疑等性格因素的影响，恐惧症、神经衰弱等精神疾病更是屡见不鲜。
在古代中国，得皇帝信任的太医虽然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优厚的待遇，但同时也生活在充满风险的环境中，生命安全随时受到威胁。在古代宫廷中，权力斗争异常激烈，皇帝和贵妃们的病情往往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一旦皇帝或贵妃的病情恶化，太医们就可能成为众矢之的，不仅要承担医术不精的指责，还可能面临政治斗争的波及，甚至被威胁要陪葬，成为宫廷斗争的牺牲品。
康熙的奏折朱批中就有不少针对太医的斥责，他曾命太医院右院判（副院长）刘声芳、御医李德聪“用心治”。这“用心”二字基本就等于对着太医大喊“你可长点心吧！”此外，康熙还曾痛批太医院院使（院长）孙之鼎、外科大夫段世臣“庸医误人，往往如此”。可见帝王在太医疗效不佳时多不吝指责。这种巨大的压力，也让太医们在工作时总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历史上，每有皇帝患病，而医疗手段未能奏效，皇帝不幸逝世，就必有太医受到处罚。
宋真宗去世后，太医宋安道等四人因诊疗无效“降授诸州散官”。
宋哲宗病逝后，徽宗下诏太医秦玠、孔元、耿愚等“除名、勒停、编管、夺官、罚金有差”。
清光绪帝死后，太医院院使张仲元、御医全顺、医士忠勋均被革职查办。
这么一看，虽然古装剧里常有帝王说“朕要整个太医院陪葬”，但实际情况可能就是革职，顶多流放充军。1187年，太医王泾给太上皇宋高宗诊治时误用泻药，宋孝宗大怒，想将王泾当街问斩。太上皇后劝阻说，如果这样做，恐怕此后医者们都不敢为皇室看病了，于是王泾仅仅被处以杖刑，留下一命。

然而，面对巨大的压力和风险，“陪葬天团”的太医们自然会摸索出一套独特的自保策略。
在病情错综复杂或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太医往往倾向于选择保守治疗法。这种方法的核心在于温和与谨慎，避免使用可能加剧病情的激进手段。中医药的药理本就是温和渐进的，通过细心调理和持续观察，太医们能在不冒风险的前提下维持患者生命，同时为自己争取更多时间与机会来寻找更佳的治疗方案。
自明清起，每逢宫中传唤太医院侍值的医官入大内看病，所需药品都要太医和太监一起到内局合药，并将药方连名封记。为皇上煎调御药时，要求则更为严格，需太医院院官与太监一同监视，以两服药合为一服，煎好后，分别倒入两个杯子。一杯由御医和太监尝服，一杯给皇帝服用。乾隆五年（1740）以后，药物都改由内臣烹调，太医不再参与制药。
每次诊病结束，太医还会开列本方的药性及治疗大法，进呈皇帝阅览，其后盖上内府的印章，细载年月缘由，以凭稽查。据清逊帝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说：
“按照常例，皇帝得病、每天太医开的药方都要分抄给内务府大臣们每人一份。如果是重病，还要抄给军机大臣一份。”
这样严格的规定，既完善了宫廷医药管理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太医的问诊责任。
在面对重大病情时，太医们会积极地进行内部交流与讨论，共同商讨最佳的治疗方案。这种集思广益的方式不仅提升了治疗效果，更将责任分散至整个团队，减轻了个人的压力。当治疗效果不尽如人意时，太医们能够共同承担责任，从而避免了个人成为众矢之的。

在古代中国，皇帝及皇室成员的意愿和选择的影响力很大。太医们在提供医疗服务时，必须尊重并尽量满足患者的意愿。这不仅是医学伦理的要求，更是避免卷入政治风波的明智之举。例如寿及耄耋的乾隆帝，对于补益长寿十分推崇，他亦对自己的养生法很得意，相继篆刻“古稀天子之宝”“八徵耄念之宝”“十全老人之宝”等印章，以纪念自己长寿不老。太医院便给乾隆开了诸多补益之剂，如龟龄酒、松龄太平春酒、椿龄益寿药酒、健脾滋肾壮元丸、秘授固本仙方等，满足帝王梦寐以求的长生愿望。
由此可见，太医除了需要具备精湛的医术外，还需具备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卓越的政治智慧，他们必须学会在宫廷的复杂环境中保持中立和客观，避免卷入无谓的政治纷争。同时，他们还需善于察言观色、揣摩圣意，以便在关键时刻做出符合大局的决策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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