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经济学本来就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
西方经济学的功能，从来就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要么制造问题，要么掩盖问题。
西方经济学也被称为庸俗经济学，就是因为这门理论是为了给资本主义刷漆的。
我更喜欢将其称为“西方经济神学”，神学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神的存在，不是为了解决芸芸众生的现实问题。西方经济学是为了证明市场上存在着一只“看不见的手”，有了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的市场就能解决好供需问题、资源配置问题和就业问题。经济学家擅长根据需要创造概念解决理论困境，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市场真正的运行规则，或者说他们想掩盖真正的市场运行规则，所以，就用一个无所不能又看不见的“手”来进行解释。“看不见的手”就是把上帝请进了经济学领域、并成为经济神学的突出特征。无所不能又看不见，这不就是西方人的上帝才有的特点吗？
西方经济学就是依靠大量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假设，再加上“看不见的手”，来掩饰西方经济学在现实面前的尴尬与困境。

西方经济学在现实面前的尴尬是什么呢？一是无法预测、更无法防止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二是无法解决贫富悬殊；三是无法解决市场的需求不足；四是无法解决充分就业（本文提到的充分就业不是指凯恩斯的概念）。
遇到这些问题，他们就开始打哈哈，在表面的联系中兜圈子，或者像阿根廷的米莱那样，把一切问题都推给政府监管。总之要让人们相信，自由的市场是不会犯错的，因为自由市场有全知全能的“看不见的手”，所以绝对不能承认市场问题。否则就等于承认市场里的“上帝”不是全知全能，就会让大家看明白，他们描绘的自由市场的种种美好，不过是想象出来的“乌托邦。”
不错，现在世界上最大的乌托邦，就是西方经济学创造的“市场乌托邦”。他们用各种假设条件限定，用理论推导出来的那种理想的市场状态，在现实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也根本不可能存在。
但西方经济学的信徒就是通过不断念经，通过话语权的支持，还是让很多人相信了这样的市场能够真实存在，而之所以实际上不存在，是因为没有给市场以足够的自由度。他们最重要的公式就是：最自由的市场就是最理想的市场。
所以，米莱的横空出世，在阿根廷进行历史上最自由的市场经济社会实验，是一个可以让世界观察所谓最理想的市场是什么样子。既然一再吃过新自由主义亏的阿根廷人愿意把最狂热的自由主义信徒米莱选上台，那就给世界做一个反面教材吧。
二、西方经济神学的药方毒性有多大？（待续）

二、西方经济神学的药方毒性有多大？
如果说宗教是一种精神鸦片，西方经济神学就是现代社会最有害的那种。因为西方经济神学，不同于和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的传统宗教，而是要指导经济运行和社会实践的。
装神弄鬼是西方经济学的特长，因为这是必须具备的技能。他们会引用大量经济数据，然后给你得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和有毒的药方。面对我们在前面说的四个让西方经济学始终尴尬的问题，这种药方的有效性，就跟古代的人生病之后，去找人跳大神一样。如果跳大神有效，就不需要医学了。

最近，中国的西经学者在集体推崇两个人。一个是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克鲁泽曼，因为这个人在媒体上发了一篇评论中国经济的文章：
“中国经济面对目前的困境，最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将更多收入转移到家庭，从生产端转移到消费端，增加居民收入从而增强消费需求。但中国似乎奇怪地不愿做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情，它们执着的仍然专注于大量生产而非消费。”
“我非常想让中国的专家来解释这种不情愿的原因，是因为地缘政治？还是因为担心中国人会变得懒惰？无论中国拒绝给居民发钱或者增加居民消费支出背后的策略逻辑是什么？中国目前剩下唯一的出路就是维持巨额贸易顺差，将在中国生产，但中国不能或不愿消费的东西倾销到其他国家的市场，而一旦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对抗这种倾销冲击，中国唯一的出路也会面临灾难，5年之内也许它们就会遇到大麻烦。”
这个克鲁泽曼看到了部分问题，但是他开出的药方竟然是政府给居民发钱，然后就可以带动消费，拉一波就业。按照他的做法，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就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了吗？并不能。
这个药方的第一个问题是：政府去哪找那么多钱给全国这么多人发钱？按照一人一万元计算，十四亿人就是十四万亿。按每人五千，就是七万亿。发少了，也起不到太大作用。现在各级政府一年财政总收入也就是二十万亿多一点。显然，政府出不了这个钱，那就需要由有印钞权的机构，也就是央行印钱。
第二个问题是印钱再发钱的效果怎么样，只要看美国就知道了，就是物价通胀。看似每个人手里拿到了钱，但是上涨的物价很快就吞噬掉多出来的这点钱的购买力。如果印钱、发钱可以有效解决经济问题，那直接什么都不用干，开动印钞机就可以了。如果克鲁泽曼真有那么高的水平，美国的经济问题就不是现在这个鬼样子，要靠数据魔法来塑造经济繁荣，去年用电量和税收下降还能实现经济增长。
克鲁泽曼给中国开的药方，特点就是四个字：饮鸩止渴。
另一个备受中国经济学者崇拜的，是一个叫辜朝明的日本经济学家，是日本证券公司—野村证券旗下的研究机构野村综合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曾经任职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这个人也出来给中国经济把脉，给出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诊断和药方。他认为在经济泡沫破裂之后，会出现一种危险的衰退，即便利率已经下调，银行的钱还是贷不出去。所有人在同一时间开始去杠杆，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即便央行把利率降至零，人们仍然不借钱，而是优先偿还债务。即便每个人都在做正确的事情，也会导致错误的结果。
按照辜朝明的理论，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资产负债表衰退”发生在美国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时期，在短短4年里，美国GDP损失了46%。
据说是，2008年爆发雷曼危机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读了他的书，然后戏剧性地改变了政策，所以美国很快走出了次债危机。
总之，辜朝明的药方就是政府在危机到来后，用发债、负债的方式增加支出，改善社会的资产负债表。
那么政府负债发债的钱主要从哪里来呢？还是印钱，开动印钞机。
两个西方经济学的“大仙”，其实给中国开出了同样的药方。
但问题是，服用了印钱药方的美国和日本，经济情况是不是很好？美国确实走出了次债危机，但政府债务开始快速膨胀，现在美国国债更是接近35万亿美元。同时，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也在急速扩张，因为美国政府发行的国债，很大一部分出现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日本更不用说了，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2023年就超过12万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为260%。日本政府支出的一半都要靠不断发债来解决，因为社会购买不了那么多的政府债券，于是日本央行就成为最大的购买者。
无论是美联储还是日本央行，买国债的钱从哪来的呢？都是凭空印出来的。
你看，即使是被中国经济学者极力推崇的这些西方经济学大佬，以他们的水平所能开出的药方，也就是政府负债、央行印钱。
央行发钱，借给政府，政府再花出去，就可以有效解决问题，那相当于发现了经济发展的永动机原理。
政府负债、银行印钱，是在透支未来。这种药方对美国或日本的金融危机或许短期有效，但是以经济患上更严重的其他病症为代价。看似眼前的急性病症状有所缓解，但是药方却让病人得了无法医治的致命慢性病。

用印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已经是西方经济学所能开出的最后一个缓解痛疼的药方了，因为钱不能无限地印，靠印钱解决问题，就好比注射吗啡缓解病痛，病灶还在，只是痛疼的感觉被抑制了，但代价是产生了对毒品的依赖。
西方医学，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头的只管头，治脚的也只管脚，头部或脚部的问题缓解了，就叫治好了。至于引起其他部位的问题，那就不管了。
西方经济学也是一样的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式，都体现了西方形而上的哲学观。
三、西经神学是对华认知战的核心武器（待续）

三、西经神学是对华认知战的核心武器
克鲁泽曼连美国的经济都治不了，竟然跑出来给中国开药方，这不是搞笑吗？辜朝明连日本经济的问题都治不好，却出来给中国诊断，这只是搞笑吗？辜朝明的父亲辜宽敏是著名的“台独”分子，祖父辜显荣是台湾日据时期当红的商人。这样家世的人，在大陆得到了很多经济学者的广泛吹捧，可见中国信奉西方经济学的这些人，只是西方经济学搬运工的水平。
所以，我自己并不是乐观主义者，虽然在分析国际地缘政治时，我是比较乐观的，因为外部主要对手的势力确实已经没那么强，但在另一个问题上，我是谨慎的，我担心的就是西方经济神学对中国人的影响太大。那些西方经济神学的搬运工，在中国还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很强的社会影响力。而他们一些人的主张，如果被采纳，跟战略间谍的作用差不多。
讲到这里，你差不多就能理解，我为什么要一再去说我们现在不能用过去的战争思维看待现代的战争，因为现代的立体战最厉害的还不是军事，也不是金融战，而是思想战、舆论战、认知战。因为我们对传统的军事战已高度重视，甚至对金融战现在大家也都有了概念和提防，但对于无所不在又无形的思想渗透，却往往防不胜防。
我们的网民是特别能打的，对于政治的和文化的那些渗透手段，识别能力已经很强了。什么普世价值、三权分立、政党轮替、国家契约、人权法治以及这个“无国界”那个“无国界”，对我们的麻醉作用已经很小了，但唯独西方经济神学还在以现代经济学的名义，腐蚀着我们。我们头脑中的思想钢印已经去掉很多了，但唯独西方经济神学给我们灌输植入的很多钢印，还牢固地存在着。
特别是那套不但把拉美国家搞垮，还把美国掏空的自由市场经济，竟然还在中国的舆论场大行其道。很多人竟然为米莱在阿根廷的社会实验大声叫好，丝毫不考虑被所谓自由市场经济害得饭都吃不起的老百姓。
因为西方经济神学，只考虑金字塔顶的犹太资本的利益。所谓的自由，就是保障犹太资本带领的华尔街金融资本掠夺全世界的自由，自由市场经济的那些理论假设和政策主张，都是最大程度地满足了犹太资本控制全世界、掏空全世界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既不关心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打工人，也不关心存在于资本金字塔底的中小企业。自由市场经济的全部奥义就是四个字：弱肉强食。那些漂亮的概念和命题背后，真正想要做的，就是一件事：论证社会达尔文主义或丛林法则的合理性。
经济自由化，就是要用丛林法则管理经济和社会。人类进化到现在，工业革命已发生了三次，科技日新月异，人工智能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而西方经济神学还在努力给我们洗脑，要我们相信，自发的弱肉强食状态是最好的，丛林法则才是最优的市场经济规则。
只要西方经济神学不被打倒，无论科技怎么发展，生产力如何发达，人类还要继续生活在丛林法则里。
所谓的内卷，不就是自由市场经济鼓励的吗？只有打工人内卷越来越严重，才能压低工资，或者自愿接受加班。内卷越厉害，失业率越高，打工人越来越成为任人挑选、任由驱使的“机器”。只有中小企业内卷越来越厉害，才有利于大鱼吃小鱼。这样才有利于站在最顶端的资本，而且我们现在都知道了，站在最顶端的正是犹太资本。

尹国明：这一场被人为炒作的大论战，是谁摧毁了谁的自信？
点击：3132 作者：尹国明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 发布时间:2024-06-21 09:47:35
【接上篇《解决这个大难题，急需重新认识西方经济学》】
四、西方经济学现在最符合犹太财团的利益
西方经济神学能够统治人的头脑，自由市场经济学说能够成为显学，犹太人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一直有人标榜西方经济学是经济方面的科学，意思是与政治立场无关，放之四海而皆准，但从利益倾向性来看，诺贝尔经济学奖比文学奖的政治色彩更浓。
西方经济学与科学的关系，不能说毫不相干，但可以说关系不大，充满了太多的假说或者假设，有些假设搞得比玄学还“玄”。被沙利文质疑的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很重要的两个假设。
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最多，这个奖项的含金量如果真的那么高，美国经济何至于成现在这个样子，都需要依靠统计部门使出魔法棒来创造“繁荣”景象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最多的美国，简直三步一个“圣人”，就这样还能让犹太财团深度控制，被犹太财团掏空。但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得经济学诺奖的犹太人比例特别高。而且，一直有一个说法，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是以瑞典国家银行的名义设立的，但实际的金主也是犹太人，目的就是为犹太财团控制世界和掏空世界服务的。有这个奖项作为指挥棒，就会有无数的学者让自己的研究符合经济学诺奖的要求，就跟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只有丑化本国制度和自己祖国的作品才能拿诺贝尔文学奖一样。俄罗斯一亿多人口从苏联解体之后，再也没有作家能够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了。
犹太人都快把美国掏空了，竟然在美国没有引起社会的大反弹，西方经济学的粉饰效果起了很大作用，这才是西方经济学存在的真正作用，能够让阳光下的抢劫变成合理合法。
对于西方经济学中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美国政界也有反思。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和贸易代表戴琪，一个认为自由市场经济造成了美国的衰落，一个承认“在中国非常高效的经济制度面前，我们（美国）的经济体正艰难生存。”
所谓的“经济自由化”程度（也就是对资本的放任程度）越高，经济效率越高的假设，在中美经济的现实对比面前，其实早就破产了。除非，西经学者都出来承认，美国的经济自由度还不如中国。
许多西经学者，包括中国的很多学者在内，对现实视而不见。美国的经济问题那么大，依然被他们认为是比中国更合理的经济体制，是中国效仿的模板。比美国更高效的中国经济体制，他们却总是瞧着不顺眼，非要一改了之。
以前，也是这些人，非要中国的铁路系统按照西方的铁路模式进行改革。美国铁路每天脱轨事件平均发生三起以上，效率就更谈不上了。英国对铁路私有化之后，仅在1997-2002年就发生13起严重事故，其中造成重大伤亡的事故有7起，共导致59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路轨公司私有化后，因为私人资本注重眼前赢利，不肯投入资金建设维护铁路基础设施，增加了安全隐患，政府给路轨公司的补助大都变成了公司的利润。
中国经济的问题根本就不是效率不高，而是我们的效率太高，但相对于我们气势磅礴的产能，消费市场却相对狭窄。全世界30%的工业增加值是我们创造的，因为我们的商品价格低，很多工业品的生产能力都超过世界的50%。而我们的消费占比，远没有这么高。
历史上，在西方国家去工业化之前，他们也遇到过这种问题，而且还在他们那里形成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就是生产过剩的危机，他们也没有好办法。一直到把中低端产业链转移出去后，顺带着把生产过剩引发的周期性问题也转移出去了，但随之而来的是更要命的债务危机。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早就分析过这个问题，而且认为这个生产过剩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治之症，这种生产关系导致生产的无组织性，后者又引发了生产过剩。生产力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却几乎完全被控制在私人资本手里，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这种现象表现在生产供应端，就会造成严重的内卷。生产出来的东西，找不到那么大的需求，就一定要卷死一批，通过经济危机出清一部分产能；一直到剩下的产能与社会需求的矛盾不那么严重了，重建经济的相对平衡，经济才能重新开始扩张；然后过一段时间，又会出现生产与需求的严重失衡。

有没有办法不通过经济危机消灭生产力的被动方式，解决这个治乱循环呢？从西方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出发，一般会有三种治标的办法：一是从供给侧主动减少产能；二是想办法用包括政府增加投资等方式，增加国内市场的需求，这里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没有支付能力的只是潜在的需求，能够消化巨大产能的是现实的需求；三是开发海外的新市场。有没有治本的办法呢？有的，包括缩小贫富差距，想办法让经济增加计划性，减少盲目性和无组织性，才是治本之策。按照我们习惯的逻辑层层递进，这个办法我们放到最后再详细讲。
现实需求被抑制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分配的差距过大。大部分人的消费能力就那么多，因为手上的钱就那么多。很多人都想买车，但不是有这种想法的人都能买得起。还有一小部分人，手上有花不完的钱，但消费能力又是有限的。一个资产上亿的人，你就是让他每天吃山珍海味，他也花不了太多，而且他们的高端消费，更多是选择外国的品牌，甚至连食材都是从国外运来的，实际是帮助外国消化产能，对于我们中低端制造业的巨大产能帮助不多。
社会的收入差距不能过大，否则经济的效率必然受到影响，并通过供需矛盾表现出来。经济的组织性太低，又加剧了产能与需求之间的失衡。
西方经济学又一个很扯淡的地方，就是他们认为只有把收入差距拉到足够大，才会有高效率。那些西经学者几乎有一个算一个，都反对共同富裕。有的直白点，说共同富裕会导致共同贫穷；有的比较含蓄，说共同富裕得等到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才有可能。
这些人又特别喜欢说国与民争利，他们的“民”还玩了一个概念偷换，特指民间资本，打工人不在其中；而且，还不是民间资本的全部，一些民族属性较强的民营企业，也被他们排除了。华为等正宗的民营企业，几乎得不到他们的舆论支持，华为被美国用非市场的手段进行打压，也没见他们中有几个站出来批评美国的做法。华为内部的收益共享原则，不符合西方经济学的价值观。但华为之所以那么能打，以一家企业力敌美国大半个高科技ICT头部企业，也正是因为从企业内部搞了一次生产关系的革命，在企业层面实现了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模式，劳动占大头，资本占小头。
胖东来把绝大部分经营收益分配给员工，更是惹恼了那些西方经济学的搬运工，因为这种做法与西方经济学内在价值观的冲突太严重了。敢让西方经济学难堪，就会迎来国内主流商业媒体的放大镜和显微镜审视。
而且，与高科技顶端的华为不同，处于传统商业的胖东来都可以这么做，具有更强的示范意义，说明其他企业也可以这么做，不但不会影响生存，还会让企业更有效率。
从华为到胖东来，都挑战了西方经济学，让大家看到，处理好了公平问题，对效率会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也打破了西经学者的把效率和公平对立的谎言。
本来，西方经济学是依靠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妖魔化，才能勉强构建一个表面不那么荒谬的经济分析框架。比如，中国的西经学者，无论是主张国家对经济有干预能力的凯恩斯学派，还是最崇尚自由市场经济的奥地利派或者货币学派，都会不约而同地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成就进行抹黑。比如对我们的前三十年，他们都喜欢引用世界银行一个换算出来的GDP数据，按这个数据，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竟然比世界最穷的非洲里面最穷的南部非洲国家还要低三分之二。
用脚趾头思考一下，都能知道这个数据有严重的问题。1978年我们已基本完成工业化，非洲大多数国家不用说在当时，到现在都没有完成工业化，怎么可能我们的人均收入会比非洲最穷的国家还低呢？
那些经济学家难道看不出这个数据有多么挑战人类智商吗？当然不是。而是他们必须要用这样明显有问题的数据，才能否定社会主义模式的建设成就，也才能建立起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性。
很多人只注意到西方经济学建立在一些现实无法满足的假设条件之上，却不知道西方经济学还需要借助谎言才能实现逻辑的勉强自洽。
一种依靠谎言和数据的鬼操作才能建构的经济学，你说跟科学能有几毛钱的关系呢？
我们说西方经济学是一种现代神学，真是没有夸大其词。

五、西方经济学本质是一种充满意识形态的洗脑术(待续)

五、西方经济学本质是一种充满意识形态的洗脑术
很多智商很高的人，自从信仰了西方经济学，就会出现很多让常人都感觉不可思议的奇葩语录。我们摘取其中几段，也不用看别人的了，就主要看张维迎本人的“语录”好了：“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黑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必然现象，社会要发展，必然有人付出代价。虽然‘黑窑’事件有点不合情理，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毕竟山西为这些无业游民提供了就业的机会，让他们有吃、有住、还有工资，这对社会的稳定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看看这些话，你再想想学西方经济学，走进去，出不来，变成了自己的信仰，会不会导致人的认知和判断力下降？西方经济学本身就是一种反智的洗脑话术。
美国被这套洗脑术洗脑很成功，即便是积累了二三百年的财富都被犹太财团协同其他资本，利用自由市场经济的体制掏空，大家也无动于衷，只有少数人清楚发生了什么。如果我们听信了中国那些自由市场经济搬运工的话，我们七十年的积累能避免被掏空的命运吗？
何况他们一直在为实现这样的目标而努力。
美国通过美元加息，把中国视为金融战的主要目标，只是因为我们的金融还有防火墙，货币还没有自由兑换，金融战的最重要条件没有具备，我们才避免了被系统性收割。现在，美国从外部打开我们金融国防的可能性不大，但是，美国早些年成功把西方经济学变成了中国的经济显学，在中国培养了大批虔诚的西方经济神学教徒，这些人一直致力于从内部推动我们的经济自由化特别是金融自由化。
这是不是里应外合呢？我们可以不下结论，但应该保持警惕。如果采用立体战的思维，经济战、金融战都是战争的一种，很多人和我们外部对手的这种默契，就很可疑了。
反正，中国的财经圈和美国的华尔街以及美国政府的协同程度是很高的。当拜登都出来唱空中国经济时，国内的这些圈内人也在一同唱衰。有的国内资金还被他们忽悠到了日本股市，去接盘了。
财经博主圈里的逆向民族主义含量确实比较高，这是事实。
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最虔诚的信仰者张维迎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大清挨打不在‘弱’，而在拒绝市场逻辑，死抱强盗逻辑”。我已经不止一次听到类似的逻辑，说列强侵华责任在我们了。通过这句话，就能看懂张维迎，通过张维迎也就可以搞懂西方经济神学的危害性之一，就是批量生产逆向民族主义。信仰凯恩斯主义的还好一些，很多变成民族主义的右翼。信仰自由市场经济的，有很高的比例多少带点逆向民族主义。
最近在网上热炒的张维为与张维迎的比较和争论，实际是民族主义与逆向民族主义的立场之争。看看支持张维迎的一方，不但平时是极力挑拨中俄关系、对日本向海里排核污水装看不见的人，而且这次不是主要针对观点去进行驳斥，而是击中火力于人身攻击，一会造谣张维为的国籍，一会针对其他的个人问题，这种以抹黑代表论战的方式，以前就用在司马南等人身上。格调如此之低，就知道谁是缺乏理论自信的一方？
逆向民族主义，认为西方代表他们的理想彼岸，中国是现实的此岸，说白了就一句话：爱美西方胜过爱中国。否则，怎么可能用自由市场经济的那套逻辑重新解读历史，得出大清被列强侵略，是因为拒绝市场逻辑的结论呢？
照这个逻辑，现在拿起大清剧本的恰恰是自由派西经学者推崇的市场经济模范生美国。美国不是正在用违背市场逻辑的手段，用政府力量打压华为等中国企业吗？
能够一句话就包含自我否定、自相矛盾的完整逻辑冲突，张维迎的逻辑水准堪称顾头不顾腚的典范。
逻辑水平就这样的一个人，竟然在互联网上被推崇为中国真正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真正的经济学家。
如果给张维迎足够的发挥空间，他真会做中国的米莱。其实真正适合张维迎发挥自由市场经济学说神力的是阿根廷。米莱正在把张维迎的最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理想变成社会实践。我是很支持中国所有的自由市场经济信仰者，集体润去阿根廷这个自由派的极乐世界。
张维迎们的逻辑水平真的就那么差吗？未必。怎么说也是在北大当过院长的人，真实的逻辑水平不至于差到如此低级的程度，原因无外乎，一是他信仰的经济学说，必须让他逻辑这么差，才能掩盖这种经济学自身的问题；二是他代表的利益决定了他的立场，他的立场决定了他使用什么水平的逻辑。经济学家樊纲曾经以坦率的方式说过：“经济学家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
经济自由派的主张既反对社会主义，包括所有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分配方式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实现共同富裕，这些他们都不支持；又反对民族立场。他们为西方侵华辩护、为美国制裁华为辩解，使用的是同一套逻辑。
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张维迎是很失败的，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就是对张维迎以及他信仰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不断否定。

张维迎这样的自由派经济学者甚至反对中国卓有成效的产业政策，认为这违背了自由市场经济的规则。而他们的所谓规则，就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公开批判过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假设。沙利文认为，“美国的工业基础已经被掏空”，是因为“在战后几年间，甚至在我们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为美国项目注入活力的公共投资愿景已经大幅消退。它已经让位于一系列主张减税和放松管制、私有化而非公共行动以及贸易自由化的错误想法。”“所有这些政策的核心都含有一个假设：无论我们的竞争对手做了什么，无论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有多大，无论我们拆除了多少政策护栏，市场总是富有成效地分配着资本。”“现如今，似乎除了我之外，没人敢低估市场的力量。但（资方）以过于简单化的市场效率为名，将战略物资的整个供应链转移到了海外，美国的行业和工作岗位都丧失了。”
美国的沙利文对自由市场经济的质疑戳中了西方经济神学的命门。信仰西方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者认真反思了吗？自然是没有。很多国内学者和知识分子仍在坚持宣扬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甚至将其视为灯塔一般的存在。
从个人利益角度，自由市场经济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他们的学术地位就建在其上。否定自由市场经济学说等于砸了自己的饭碗，否定他们一生的所谓成就。
西方经济学就是这么厉害，只要让这些学者相信了，他们就会自动把这些人的个人利益和西方经济神学绑定在一起，不惜与自己所在国家民族的利益进行对立。所以，经济圈的逆向民族主义含量特别高，完全不输于媒体圈。也因此，张维迎在解读西方殖民者对华侵略的时候体现出逆向民族主义的立场。张维迎对殖民主义侵略的辩护在这个圈很有共鸣。
明白了他的立场，再看他那些理论和主张，就知道只有反着看，才可能是对中国有利的。
用我们正常的逻辑，就不难发现张维迎们的很多话都充满逻辑漏洞。比如，张维迎说，“中国过去40年的高增长，来自于市场化、企业家精神和西方三百年的技术积累，而不是所谓的‘中国模式’。”这句话的逻辑问题在于，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巴西、印度、还有阿根廷，他们的市场化程度比中国更符合中国经济学者的标准，他们也有企业和企业家，西方三百年的技术积累对他们的开放程度比对我们还高，西方对华技术合作以前受巴统协议、现在受瓦森纳协议的约束，而这些国家不受这些限制，但为什么他们没有出现40年的的高增长呢？
张维迎自然不敢正视这样的问题，因为他的这些观点就跟纸糊的一样，一戳就破。西方经济学能够完成对人的洗脑，是依靠的强大话语权建立起来的信息茧房，其实就跟传教的那套手法差不多，最怕有一个不信仰西方经济学的人，在话语权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跟他公开论战。
如果有个知名度和曝光度和他差不多的人，不需要用经济学的术语，就用逻辑常识和他进行公开论战，他就会破绽百出。
这些人以及他们信仰的经济学说，值得我们信任吗？你敢相信吗？
教员说过，“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还要警惕“不拿枪的敌人”，这些人“必然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我们不是说信仰自由市场经济的人，就一定是我们的敌人，但自由市场经济的那些主张和建议，如果被采纳，造成的后果比外部对手的军事手段要大得多。
因此，一定要用立体战的思维，去看待现代战争。一个美国提供的“休克疗法”，在自由派经济学者配合下，就能把俄罗斯经济搞个半死，让俄罗斯的工业能力再也没有恢复。好歹俄罗斯有那么丰富的资源，变成一个资源型的国家，也能够维持。如果是没有那么多资源，而人口却十倍于俄罗斯的我们呢？结局会是什么样，想都不敢想。
所以，不提高警惕，不居安思危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