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朱泓关于全国新石器时代人骨类型的划分法，混淆了地域划分和人种类型的关系，以地域类型取代人种类型，制造了更多的歧义和误导，却遇到多数学者的质疑，例如：古东北类型是北亚人种还是北极人种、混血过渡人种？为什么古中原类型可以包含南亚人种和东亚人种这两种不同的人种？可朱泓似乎刻意采取了含糊的表述，暴露出其伪学者本质。因此，考古学界以人种类型为前提，对全国新石器时代人骨类型的划分法更为科学，下面的图表更为正确客观。

2、朱泓提出现代北方汉族人体貌特征形成于宋代，这一错误论断根本不符合现有的中原人体质情况和相关的考古证据，实质上是宣扬北方游牧民族输血论。当初朱泓讲过：在中原地区，以当今北方汉族为典型代表的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形成时间显然要在汉代以后，本文前面所提到的出土于山东广饶五村遗址和济宁潘庙遗址的两份汉墓古人骨就是实证。不难看出，他先后讲了这两个自相矛盾的论断，暴露出其伪学者本质。
朱泓关于大汶口龙山文化居民体质的粗略描述，不符合考古资料，存在明显的错误。实际上，考古事实的正确描述如下：
一、仰韶文化：偏长的中颅型以及高而偏狭的颅型。
大汶口文化：偏短的圆颅型以及高而偏阔的颅型，与仰韶人正相反。
二、仰韶文化：中等偏狭的面宽和中等的上面部扁平度，低面，眼眶较低，阔鼻。
大汶口文化：面宽稍宽、上面部扁平度偏小但有的较大，面部偏高，眼眶较高，眼眶指数居于全国之最，鼻型稍窄，与仰韶人呈现较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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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五村墓地的周代-汉代居民头骨发现他们的体质虽与同地区的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居民之间有二、三千年的时间间隔，但两者在体质形态上是基本延续的，且在其些细节特征上趋近现代华北地区类型。显而易见，古海岱居民与古中原居民属于不同的体质类型，并且大汶口-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不能混淆在一起。因此，古中原类型以黄河中游陕西、山西、河南为核心，还包括周围部分地区，和仰韶文化分布区相符合，但是海岱地区根本不属于中原，更不能混淆在一起。大约在距今 7000～6000 年前，生活在黄河中游的新石器时代居民具有中颅型、高颅、中等面宽和面高、中等偏低眶型、较宽鼻型、较扁平的面部、上齿槽突颌及中等身高等特征占优势的。生活在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居民比仰韶文化居民在颅高和面高上更高一些，面宽稍宽，鼻型稍窄，眼眶较高，身高稍高，比仰韶文化居民具有较多的东亚特征。
3、【古中原人并未消失，仍然是现代汉族的底子，完全否定朱泓关于现代北方汉族人体貌特征形成于宋代的错误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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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泓提出现代北方汉族人体貌特征形成于宋代，这一错误论断根本不符合现有的中原人体质情况和相关的考古证据，实质上是宣扬北方游牧民族输血论。当初朱泓讲过：在中原地区，以当今北方汉族为典型代表的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形成时间显然要在汉代以后，本文前面所提到的出土于山东广饶五村遗址和济宁潘庙遗址的两份汉墓古人骨就是实证。不难看出，他先后讲了这两个自相矛盾的论断，暴露出其伪学者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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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地区出土汉族颅骨的研究》：对该地区六道湾公墓出土的54 具汉族男性颅骨进行研究。根据墓葬及墓碑记载, 此批出土颅骨均为解放初期50年代死亡的汉族人颅骨，大部分为陕西籍及山西籍，在南亚蒙古人种范围内有15 项，占83. 33% ；在东亚蒙古人种范围内有13 项， 占72. 22%；在东北亚蒙古人种范围内有5 项，占27. 78%；在北亚蒙古人种范围内有9 项，占50. 00%。这表明该地区出土汉族颅骨与南亚蒙古人种最近，充分证明仰韶人>>姬周人>>中原人均是一脉传承的。

现代中原人群（以陕西、山西、河南为核心，还包括周围部分地区）的祖先应是追溯到五千~六千年前仰韶文化先民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含有较多的接近现代南亚人种的因素，西周贵族墓主人骨同样也具有较多的类似南亚人种的体质特征：高颅、低面、低眶、阔鼻、突颌，足以证明仰韶人>>姬周人>>中原人是基本延续的，仍然是现代汉族的底层基础。


大汶口文化广饶遗址距今5500~6000年，比甘青地区3000~4000年早得多，颅骨形态最为聚类，由此推测古西北人和古华北人的形成，与大汶口人的西迁有密切的相关性。

在中原地区，以当今北方汉族为典型代表的现代东亚黄色人种的形成时间显然要在汉代以后，本文前面所提到的出土于山东广饶五村遗址和济宁潘庙遗址的两份汉墓古人骨就是实证，从此以后，中原汉族及其北方汉族逐步完成从古中原人种向现代东亚人种的转变，日韩稍晚进化成东亚人种，

先秦时期山东临淄人骨在颅骨形态上，与日本弥生人非常相似，并且山东广饶大汶口文化、山东鲁中南地区、淄博后李官、呈子二期与古西北人骨（青海李家山卡约文化遗址、青海阿哈特拉山墓地、甘肃火烧沟遗址）较为类聚、暗示古西北人和古华北人的形成，与大汶口人的西迁有密切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