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国部门法更加详细，参考判例意义不大，这是国家制度层面的原因，比如故意杀人人没死，那么如何在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故意杀人未遂之间选择，已经有了成熟的规定，重的吸收轻的，而国外可能仅仅在权力法案或者自由宣言里写不能侵犯人权，没有具体指导意义，才需要参考判例。
2.我国960万平方公里，地情、社情天壤之别，要考虑到司法公平，比如同样是盗窃，就会有很多情况，盗窃富的地方 和欠发达的地方，在量刑上可能就有不同，参考判例做不到面面俱到。
3.参考判例本身的局限性，还是以刚才盗窃为例，具象到100元，那么还要细分富的地方的穷人，欠发达地区的富人人，是不是还要看后续造成的影响，或者这100元的象征意义（可能是祖传的100元金币），以及盗窃者本身能否意识到这100元（黑灯瞎火随手摸奖，想摸1元，实际100元），或者盗窃者的特殊情况等等，把精力浪费在参考判例上，对司法资源也是一种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