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制度文化伴随中华文明而生，并于传承延续中不断创新发展。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断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鼎革后推行宗法制与分封制，作为周代制度一体之两翼，不仅为两周政治秩序的建立夯实基础，同时深刻影响后代王朝政治文化。分封制度在中国古代央地关系流变中颇具特色，广受史家关注。由于分封制有“分”的原生特性，古今学者往往将其与后世追求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对立看待，并习惯将周代覆亡简单归因于分封制造成的地方诸侯尾大不掉。如柳宗元《封建论》批评周代分封制“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一些学者主张把西周看作“城邦国家”、“都市国家”、“城市国家”或“邑制国家”，强调“诸侯对外可以成为独立的政治单位”，倾向于把西周封国视为“国中之国”、“半独立国家”甚至“完整的社会政治实体”。
然而，中华文明在早期发展阶段就表现出对政治统一与文化统一的追求，西周王朝作为内外服体系密切结合、君统与宗统高度统一的“复合制国家”，不断加强王权是其政治建构主轴。诸侯是否被中央全面放权，在领地中享有高度自治的权力？秦汉以后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是否意味着王朝国家的地方治理逻辑发生骤然转变？虽然学界对于西周封国性质以及央地关系的讨论已经开展数十年，但囿于资料限制，迄今未形成一致意见，甚或说仍处在持续争议之中。大部分学者即便承认西周存在中央权力，但仍以“弱势的中央政权”、“比较集中的中央权力的国家”视之，对于王朝与封国之间是否存在央地两级行政关系则持谨慎态度。此前仅少数学者认为西周封国有“政区性质”，进而主张周王室对诸侯掌管的地方政区施行中央集权化统治，但整体看并没有产生广泛影响。
限于材料，国家制度演进与央地关系变迁研究，确实会呈现言人人殊的局面。近几十年来考古工作不断深入，周代重要封国早期墓地相继被发掘，出土青铜器金文极大地丰富了周代封国材料，而清华简中《系年》《封许之命》《四告》等篇目也有对分封具体过程的记载。本文拟结合新史料，深化学界关于西周王室与地方封国关系及其权力分配模式的讨论，尝试将其置于古代中国央地关系发展的整体脉络中思考。

以上诸种特征，说明周初“侯”统领的是有较强军事特征的地方政区组织，与传统理解中裂土封疆、高度自治的“诸侯国”有本质不同。从其护卫重点地区职能看，与后世军政一体的地方组织近似。首先，周王可更改诸侯所“侯”区域。比如宜侯夨簋（《集成》4320）的器主夨在被命令“迁侯于宜”前，于“虞”地做“侯”。而《系年》记载康叔被封于康丘后“卫人自康丘迁于淇卫”，可与沬司土疑簋（《集成》4059）的“令康叔鄙于卫”合观。另据《诗经·大雅·崧高》“王命申伯，式是南邦”，亦可知宣王曾将其母舅申伯从西申改派至南土的南申做“侯”。其次，周王可裁撤“侯”。如《国语·周语》载恭王因密康公不献三女而“灭密”，并取消了“密”地的“侯”。此外，“侯”作为一级政区，与周王之间可能还隔着一个层级。文献中有成王时周、召“分陕而治”，《春秋公羊传》隐公五年云：“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尚书·康王之诰》载康王即位“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可知周公死后由毕公接续管理东方诸侯。由此可见，西周初年应是将诸侯所守之土划为东、西两个部分，诸侯作为基层地方军政单位主官，除了听命于王，还受更高一级“诸侯之正”的约束。

说滕伯“初命于宗周”，即在宗周获得周王任命、正式继嗣成为滕地之侯，可见接任诸侯仪式在王廷举行，才能获得合法政治地位。一般定于西周中晚期的伯鼎（《集成》2816），记载周王对垣侯伯的委任仪式，周王命他“嗣乃祖考侯于垣”，并给予相应赏赐。对于因血缘关系获得“侯”职位继承权的候任者来说，得到周王亲自任命是必不可少的程序。而根据师鼎（《集成》2817）、大师虘簋（《集成》4251）等铭记载，伯出任垣侯之前，还在王朝担任“师”一职。可见周王任命诸侯十分谨慎，除了基于血缘外，还需历经近前考察与轮转历练环节。既然周王是判定能否继任诸侯的裁决者，那么他一定拥有否决候选人的权力。《史记·鲁世家》载：“武公与长子括、少子戏西朝周宣王，宣王爱戏，欲立戏为鲁太子。”宣王意欲废长立幼，虽然遭到仲山甫等朝臣强烈反对，但待到鲁武公去世，依然是王钦定的少子戏继嗣。《史记·齐世家》亦载周宣王听信纪侯谗言“烹哀公而立其弟静”，可见周王拥有对诸侯杀伐废立的绝对权威。
除了独握诸侯任免大权，从根本上持续约束地方封国，周王朝还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出官于外诸侯的管制，背后隐含诸“侯”王臣属性。首先是定期朝觐与汇报。诸侯于周王处获得任命，赴任后回朝觐见汇报应是定制。燕侯旨鼎（《集成》2203）铭文“燕侯旨初见事于宗周”，记录旨继承其父燕侯之职后第一次觐见周王之事。一般认为铸造于成康之世的麦方尊，记载邢侯受王命“侯于邢”第二个月，就匆匆觐见周王进行汇报与复命。《礼记·王制》：“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如果说法准确，诸侯需要周期性地到王廷觐见周王，汇报领地政绩。其次是定期召开盟会。《左传》昭公四年云：“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蒐，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斗子鼎（《铭图》2385）记载由成王主持的“大祓”仪式，李学勤将其与保尊、保卣联系，认为两铭中“王大祀祓于周”与斗子鼎所载均是成王的“岐阳之蒐”。周王之所以要召集天下诸侯，是欲通过集体会议完成礼仪秩序的内化，以更好地宣示权威。《礼记·乐记》云“朝觐，然后诸侯知所以臣”，正是周代施行朝觐盟会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
此外，周王挟制诸侯并不局限于王都之内的号令，还会外出考察巡狩地方政区。大盂鼎（《集成》2837）记载康王训诰，提到王室职责有“遹省先王受民受疆土”，即巡察省视国土。按《尧典》，天子“五载一巡守”。西周地域广大，不见得每任王都能够做到每五年将天下诸侯巡视一过。但从金文记载看，周王确有外出巡行之制。《孟子·梁惠王下》云“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明确指出巡狩目的是考察诸侯“守土守民”的职事履行。

。

回复 贴吧用户_GyPXX5V :不懂装懂的文盲看清楚：把“初中”历史课截图，发在这里“秦统一中国”。是中国第一个大一统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