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583年努尔哈赤以十二副铠甲起兵, 到1644年清朝入关, 仅仅60余年的时间, 清朝军事文化发展经历了快速的“三级跳”:由步射到骑射, 再到步兵、骑兵和炮兵的综合运用。

一、第一阶段, 步射为主, 学习汉族和朝鲜冶炼技术, 打造坚甲利箭 (1619年以前)
根据史料记载, 作为满族前身的女真族传统上“多步少骑”[1]45, 其军事优势, 不在骑射, 而在步射。虽然将领们也骑马, 但一般只是把马作为代步工具, 作战时就下马步射。例如1585年努尔哈赤征哲陈部时, 遇敌八百人, “时敌阵方坚, 上下马, 驱马回, 率弟穆尔哈齐及近侍颜布禄、兀凌噶, 直前冲击, 奋勇射之。”[2]331613年与乌拉布占泰决战时, 布占泰“率兵三万, 经伏尔哈城而来, 令军士步行, 列阵以待”, 两军相距百步许, 努尔哈赤的军队也“下马步战”, 双方“矢交发如雨, 呼声动天”。说明双方都是以步射为主。最后, 努尔哈赤“奋然挺身而入, 诸贝勒大臣率军士鼓勇纵击, 大败乌喇兵, 十损其六七”[2]55。
既然双方都以步

既然双方都以步射为主, 为何努尔哈赤军队却敢于直前冲击?难道真的像《满文老档》的作者所说的那样, 是由于“天佑”努尔哈赤一方, 使“敌人射的箭, 砍杀的腰刀, 刺击的枪, 天神都让避开挡住, 很少受伤”, 而努尔哈赤的兵“射的箭, 刺的枪都使穿透敌甲, 用腰刀咔喳一声就砍倒了”?[3]34当然不是。真正的原因在于双方武器和防护装备的质量有很大悬殊。

女真传统的箭簇是骨质或石质的, 出于狩猎生产和战争的需要, 明朝中期以后, 女真各部对铁器都非常重视, 不惜以高昂的代价, 从朝鲜或者明朝换取铁制武器 (例如以一领貂皮从朝鲜人那里换取箭簇四个) , 或者获得铸铁来加工制作兵器和甲胄[4]46。然而建州女真在女真四部中靠近明朝和朝鲜边境, 在对明和朝鲜贸易方面占有优势。努尔哈赤崛起以后, 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以内, 采取既向明朝称臣纳贡、互市通好, 又暗自发展实力的策略[5]41, 这就使得他有机会从明朝获得更多的生铁 (明朝中后期限制熟铁输入东北女真族地区) , 融化后用来制造兵器。他还从汉地和朝鲜获得了大批铁工, 铸造技术迅速提高。1599年, 又开始开金银矿和铁冶。当时工匠所造的“锁子甲”、“锁子裤”、“铁背心”, 坚实精巧、锁环形状有大圆环、小圆环、大扁环、小扁环、弦纹环、扁套环等多种, 每件用铁达几十斤[4]48。甲胄出兵时一般以马载之, 打仗时才穿戴。由于“常常磨练”, 所以“临阵照耀”, 使敌人望之胆寒[6]42。如攻叶赫兀苏城, 招降, 城中人说:“大国之兵, 如林之众, 如泉之涌, 甲胄光芒, 耀如冰雪, 岂我等所能御。苟抚我, 我曷为不降。”[2]56天命四年八月复攻叶赫, 叶赫两贝勒望见后金军“锦旗蔽山野, 剑戟耀天日, 带甲之士, 霜明雪灿, 绵亘不绝, 前后络绎, 如潮涌川流而至”, 非常害怕, 仓皇逃入城中[2]88。兵器由兵卒自备, 努尔哈赤派人检查, 质量不合格的, “至加屠杀”[6]49。这样, 后金 (皇太极崇德元年, 即1636年改国号为清) 军队刀箭锋利, 甲胄精良, 不仅非其他女真部落军队可比, 也非明朝军队和朝鲜军队可比。明辽东经略熊廷弼与后金交战后认为, “以贼所造军器, 刀能断铁, 矢能透铠, 即身穿重甲, 犹惧难当, 况露顶赤体空拳之人”。去过后金的汉官徐文定说:女真人“所带盔甲、面具、臂手, 悉皆精铁”, 比明朝官军“荒铁”盔甲, 精良得多[4]48。

二、第二阶段, 骑射为主, 学习蒙古骑兵技术和畜牧技术 (天命四年至天命七年)
天命四年 (1619年) 萨尔浒之战, 在尚间崖见明兵布列成阵, 努尔哈赤认为应该下马步战, 派大贝勒代善去传令, 但不等后金兵全部下马, 明兵已从西边突然来到。代善情急之下“怒马迎战, 直入其阵”, 其他几位贝勒等也“各鼓勇急进”, 旗兵“不待敌布列成阵, 人人竞进”, 大败明兵。此战努尔哈赤方面在敌兵突至的仓促之间, 发挥了骑兵的作用, 开始认识到骑兵对明朝火器军队的优势———关于当时后金骑兵与明朝和朝鲜火器兵的优劣, 朝鲜人李民寏总结说:后金的弓矢射程不过五、六十步, 但是依靠铁骑奔驰, 冲突蹂躏, 对方无不溃败;而明朝、朝鲜的鸟统射程虽然极远, 凭城据险, 用于防守尚可, 但如果在平原就存在问题, 因为它“藏放甚迟”, 战斗时发射一次之后, 未及再藏, 后金铁骑已入阵中[6]49。从此着力发展骑兵部队。萨尔浒之战后, 《实录》再未出现关于后金兵下马步战明军的记载。说明以骑兵对付装备火器的明朝军队, 已经成为后金军队的主要战术。与此同时, 《实录》中开始大量出现关于后金与蒙古各部在马匹等畜产方面的来往。如萨尔浒之战当年生擒蒙古喀尔喀、扎鲁特部贝勒介赛、巴克等, 勒索畜产, 逼定盟约, 许多蒙古部落纷纷驱其畜产来归, 后金还多次派人出使蒙古部落, 带回马匹等畜产, 有时被其他蒙古部落劫去。天命十一年, 努尔哈赤为此再征蒙古, “获畜产无算, 驱之不尽”[2]135。这一段时间后金对蒙古的战争, 以勒索或掠夺畜产这一重要战略资源为目的, 为进一步发展骑兵部队提供了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女真族并非自古就是“马背上的民族”。皇太极自己就说:“明国及朝鲜、蒙古之人, 善于孳牧, 以致繁盛, 我国人民既不善于孳牧, 复不知撙节, 过于宰杀, 牲畜何有得蕃?”[7]53因此在皇太极的《实录》中, 多次出现皇太极亲自发文教谕将士如何喂马、饮马, 如何爱惜马力, 不致劳累瘦弱的记载。

三、第三阶段, 冷热兵器综合运用 (天命七年大规模使用火器至1644年入关前)
努尔哈赤军队采用骑射战术对付明朝火器, 虽有一定优势, 但也伤亡颇重。如果能获得火器及其铸造、使用技术, 与后金的骑射相配合, 自然是最好不过。但是早期努尔哈赤军队没有掌握火药制作技术, 缴获的明朝鸟铳, 也只能毁掉用来制作其他铁制兵器[6]42。攻占辽沈以后, 随着大量火器被缴获, 后金不论是拥有的火器数量还是自制火器的技术方面都有了很大的突破。天命七年正月初六, 努尔哈赤给汉族官员下达文书, 要求“管辖四千人的人, 出兵二百, 其中一百兵准备大炮十, 长炮八十”[8]92;三月要求金州、复州汉人每二十男征一人为兵, 进行为期大约一月的训练[8]134。天命八年四月规定每一牛录的一百名甲兵, 除携带各种攻城和生活器具外, 以十人组成白牙摆喇, 配备两门炮, 三杆枪 (鸟铳) ;四十名甲兵组成红牙摆喇, 配备十门炮, 两杆枪;剩下的五十人组成黑营, 配备十门炮, 二十杆枪。此外一扎兰 (包括五个牛录) 配大炮两门[9]25。由此可见当时不仅汉军配备火器, 连满洲旗兵也装备了火器。当时火器不仅用于与明军对抗和攻城, 在与蒙古部落的战斗中也开始使用[9]36。此外, 努尔哈赤还重奖对后金火器技术发展作出贡献的汉人。天命八年六月, 有姓阎、谢的两位烧煤炭的汉人, 炼制放炮用的黄色火药送来, 努尔哈赤赏给二人千总职及衣物、银两等。另一位汉人精炼硫磺送了来, 努尔哈赤也将其升为千总, 并给予丰厚的赏赐[9]71。硫磺和火药的自主制造, 进一步促进了后金火器武器工业的发展。

天聪五年, 后金三月仿制明朝红衣大炮成功。自此, “凡遇行军, 必携红衣大将军炮”[7]138。并立即组建了独立的汉军新兵种“乌真超哈”, 即“重兵”。初为一旗, 崇德二年扩为两旗, 四年扩为四旗, 七年又编为八旗。皇太极对汉军非常重视, 在《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多次记载皇太极到汉军阅兵。天聪七年明朝大将孔有德率部投顺, 又为后金带去几乎接近后金总门数的红衣大炮, 还把天主教会中一直引为不传之秘的火炮操作和瞄准技术外泄[10]104。正如西方传教士汤若望所说:“清军人壮马泼, 箭利弓强, 早已胜过明军, 近来火器又与明军相当。火器中威力最大的, 莫过于西洋大炮, 今清军不但有, 而且为数甚多, 明军虽说掌握西洋大炮在先, 可惜发展迟缓, 素无多备。”到清朝入关前, 明朝在关外以1比10的火器劣势处“芒无所恃”的境地[11]93。

军事技术特别是火器技术的突飞猛进, 为清朝后来入关夺取明朝天下, 准备了重要条件。清朝前期的军事成功, 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火器的大量使用。不仅关外时期, 自从天聪五年正月后金仿制红衣大炮成功, “凡遇行军, 必携红衣大将军炮”。入关以后, 吸收了原明朝军队的大量火器军。他们与原已降清的汉人部队一起, 携带各式火器, 为清朝定鼎中原发挥了巨大作用。无论是攻城掠池, 还是角逐江南水田和西南山地, 满洲蒙古八旗的骑射技术都没有了用武之地, 汉人火器部队才是为清朝打下江山的真正主力。据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记载, 南明政权的重要据点如杭州、金华、建宁、广州等, 都是被大炮轰开的[12]38。康熙时期无论是平定三藩内乱, 征灭葛尔丹少数民族地方叛乱势力, 还是击退沙俄侵略, 火器都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如康熙十四年平三藩时, 宁南靖寇大将军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疏言:“彝陵贼进据江渚, 火器甚多。我兵须用鸟枪居前, 步骑续进, 乃可长驱制胜。”[13]732康熙二十四年清军进攻沙俄窃据的雅克萨城, 五月二十四日夜, “将神威将军等火器移置于前。二十五日黎明, 并进急攻, 城中大惊。罗刹城守头目额里克舍等势迫, 诣军前稽颡乞降。”[14]275

皇太极曾说:“我国士卒, 初有几何, 因娴于骑射, 所以野战则克, 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立则不动摇, 进则不回顾, 威名震慑, 莫于争锋。”[7]404其错误是非常明显的:其一, 清朝士卒最初擅长的, 并非骑射, 而是步射;其二, 清朝士卒所以能够“立则不动摇, 进则不回顾”, 除军纪严明之外,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甲胄精良, 而不可能是因为娴于骑射;其三, 骑射在野战中优势明显, 但攻城则火器更具优势, 把娴于骑射作为“野战则克”的原因则可, 作为“攻城则取”的原因, 则抹杀了八旗汉军火器部队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