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奥克苏斯河畔的亚历山大里亚”的记载主要来自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的《地理学》：“在索格底亚那（Sogdiana）各条大河间更远一点（Between
rivers more remote）的地方有奥克苏斯河畔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eia
Oxeiane）[2]、印底科莫尔达纳（Indicomordana）、德拉普萨卡（Drepsa
metropolis）和‘乌尔提玛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eria
Ultima）。”[3]起初，学者们对这座城市并不十分关注。因为，其他古典作家，如斯特拉波、伊西多尔等人，都没有再提及这座城市，孤证不立。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这座城市因名中带有“亚历山大”字样，逐渐被纳入希腊化研究的范畴，考证其存在与否，不仅对研究亚历山大在中亚的行军路线和建城活动等问题有较大的价值，还可以对中亚城市史研究以及早期丝绸之路城市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本文试图在重新梳理各方观点的基础上，对“奥克苏斯河畔的亚历山大里亚”问题进行再次探讨，以期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考

一 有关“奥克苏斯河畔的亚历山大里亚”问题的几种猜想
对于“奥克苏斯河畔的亚历山大里亚”的第一种猜想来自法国考古学者保罗·伯纳德（P.Bernard）。[4]以阿伊·哈努姆遗址（Ai
Khanum）被发现为契机，主持发掘工作的伯尔纳德提出阿伊·哈努姆很有可能就是托勒密笔下的“奥克苏斯河畔的亚历山大里亚”。因为，在托勒密的《地理学》中，“奥克苏斯河畔的亚历山大里亚”被放在索格底亚那的条目，大部分的古典作家都把阿姆河作为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的分界线，河南为巴克特里亚，河北为索格底亚那。[5]而阿伊·哈努姆正好就在阿姆河的北岸，符合托勒密的记载。不过，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这种观点的支持者越来越少。毕竟，考古发掘的材料已经证实，阿伊·哈努姆的建城者并非亚历山大，而是一个叫科涅阿斯（Kineas）的人。这座城市的建城情况也没有被亚历山大的随行者，或是几个世纪之后的那些亚历山大传记作家所提及，城市考古发掘出来的建筑基本上都不早于公元前3世纪，那时候亚历山大已经去世。[6]
第二种猜想认为这座城市可能是阿姆河北岸的泰尔梅兹老城。支持者是威廉·塔恩（W.W.Tarn）。他曾提出过一个猜想：印度—希腊国王德米特里（Demetrius）曾在索格底亚那地区建过一座名为“索格底亚那的德米特里亚”（Demetrias
in
Sogdiana）的城市，这个城市的名字在巴利文文献和藏文文献中被称为“达尔马米特拉城”（Dharmamitra）。它很可能就是托勒密《地理学》中提到的“奥克苏斯河畔的亚历山大里亚”。从发音上看，与Demetrias最为相近的城市无疑就是泰尔梅兹（Termez），这座城市遗址规模很大，正好也位于阿姆河北岸边上，非常切合托勒密的记载。[7]

近年来，法国学者勒里什（P.Leriche）和皮达耶夫（Ch.Pidaev）对塔恩的观点进行了修正，他们认为，阿姆河在泰尔梅兹遗址附近有一个巨大的江心洲（Aral
Pay
Gambar），河面较窄，无论是渡河还是设防，它都是一个理想的选址地，希腊人为了守卫阿姆河，在江心洲附近建城或者据点的可能性很大。[8]不过，与塔恩不同，勒里什和皮达耶夫似乎更倾向于认为泰尔梅兹遗址不是亚历山大所建，而是之后的塞琉古王国或者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在勒里什看来，早期的泰尔梅兹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荒芜的地区，并没有定居的价值。[9]虽然，8世纪的波伊廷格地图（定年最早是在8世纪）曾提到一个位于印度河口的难以对应的“Antiocheia-Tarmita城”，城市名字中的“-Tarmita”这个后缀似乎与泰尔梅兹相关，但这个词也可以解释为“Tara-maetha”，也就是“在岔路口/走廊上的建筑”。结合泰尔梅兹老城考古发现的河岸边高耸的城墙，这个词可以引申为“在河对岸的建筑”。至于它是否是亚历山大所建的据点，考古发掘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亚历山大建城的文献材料也仅有一份7世纪的藏文文献和阿拉伯历史学家收集的传说，里面只是隐约提及泰尔梅兹古城是“双角王”（Dhul-Qarnayn或Dhul-Karnain，一般认为系指有两个犄角的亚历山大大帝）所建。[10]
第三种猜想认为“奥克苏斯河畔的亚历山大里亚”是阿伊·哈努姆和泰尔梅兹之间的塔赫特—伊·桑金（Takht-i
Sangin）遗址。这个观点最早的提出者是弗雷泽（P.M.Fraser），[11]后来得到俄国学者李特文斯基（B.Litvensky）和皮奇克杨的支持，保罗·伯纳德和米诺尔斯基也曾一度倾向这个观点。[12]他们认为“奥克苏斯河畔的亚历山大里亚”的范围很大，作为奥克苏斯神庙的塔赫特—伊·桑金遗址只是它其中的一部分而已。这里出土了大量的希腊化风格雕塑、陶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一位叫做阿特罗索克斯（Atrosokes）的人向奥克苏斯河神奉献的一座带希腊雕塑的祭坛。不过，这种观点目前的支持者较少，连李特文斯基和皮奇克杨也在之后的文章中不再坚持这个观点。因为，通过比对该遗址出土的陶器和阿伊·哈努姆出土的陶器，学者们基本认定这个遗址主要繁荣于希腊—巴克特里亚时期，在亚历山大时期和希腊化时代早期，很少或根本没有人在此居住。[13]

第四种猜想也是来自弗雷泽。他认为该城可能是拜占庭文法家斯特法诺斯（Stephanos）
笔下的“巴克特拉附近的亚历山大里亚”（原文写作Ἀλεξάνδρειακατὰ Βάκτρα），[14]不过，这一猜想得不到文献和考古发掘的支持。据波里比乌斯（Polybius），塞琉古王国的国王安条克三世东征时曾围攻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首都巴克特拉。[15]如果“奥克苏斯河畔的亚历山大里亚”和“巴克特拉附近的亚历山大里亚”同为一城的话，那它应该也在巴克特拉附近，波里比乌斯在记叙巴克特拉围攻战必定会提及（安条克三世是打着收复帝国东部省份的名义东征，这些带着亚历山大大帝名字的城市肯定是他重点收复的对象）。可是，不仅波里比乌斯没有提及这两座城市，其他古典作家也没有提及这个城市，再加上古代巴克特拉（现在阿富汗的马扎里沙里夫附近）历经战乱，无法大规模考古发掘，该地虽有零星的希腊风格雕塑出土，但缺乏大型希腊城市遗址方面的证据。第五种观点是把现今乌兹别克斯坦泰尔梅兹市以西的坎培尔·特佩（Kampir
Tepe，位于泰尔梅兹市西北30公里处的Shurab附近）比定为“奥克苏斯河畔的亚历山大里亚”。这个观点依据的是遗址中出土的钱币。支持者是米诺尔斯基（V.F.Minorsky）和鲁特威拉泽（E.V.Rtveladze）。[16]鲁特威拉泽整理了坎培尔·特佩和老泰尔梅兹城出土钱币，发现两地出土的希腊化钱币最早都是属于塞琉古王朝的安条克一世时期，晚于亚历山大大帝时期。不过，坎培尔·特佩出土的钱币时间跨度较大，一直持续到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赫里奥克勒斯一世时期，数量也要比老泰尔梅兹城出土的数量多。[17]这也是最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之认定成“奥克苏斯河畔的亚历山大里亚”的原因。不过，这个遗址规模较小，城堡部分面积只有150×100平方米左右，总面积（包含城外的遗迹）也只不过350×225平方米。[18]与其说是一个据点，更有可能是一个驻军点。从遗址内部的格局来看，坎培尔·特佩并没有遵循希腊式的城市格局，也没有出现任何带柱廊结构的建筑，民居也早已不是希腊式的布局。希腊式的民居一般都有一个较大的天井，天井的四周可能有柱廊，主人的起居室、仓库，客人的房间等都环绕着这个天井。[19]而在坎培尔·特佩遗址，我们看不到任何这样的布局，它们房子都比较小，房间少且封闭。不过，这个城市的墓地（Necropolis）位于城外的西北角，紧邻城墙，这与阿伊·哈努姆类似（阿伊·哈努姆的墓地也是位于靠近城墙的外侧），倒还是显示出一些希腊式城市的影响。目前，由于阿姆河改道，现在这个遗址距离阿姆河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从上述梳理我们不难看出，学界目前就“奥克苏斯河畔的亚历山大里亚”的考证似乎已经进入困境，即：被学者们广泛讨论的城市遗址，如：阿伊·哈努姆、泰尔梅兹、塔赫特—伊·桑金和坎培尔·特佩，都与亚历山大关系不大。那么，亚历山大到底有没有建过这座城市？它会不会是托勒密的错误记载？鉴于城市名字中出现了“亚历山大”字样，我们有必要对亚历山大在阿姆河流域的军事活动进行重新梳理。

二 建城还是建据点：亚历山大在阿姆河流域的军事行动
有关亚历山大在阿姆河流域的行军路线和渡河点的记载主要来自阿里安（Arrian）和库尔提乌斯（Quintus
Curtius Rufus）。据阿里安的记载，亚历山大进入巴克特里亚的第一站是德拉普萨卡（Drapsaca，希腊语有两种写法：一种为Δάραψα，另一种为 Δρέψα）。[20]一般认为，这个据点很可能位于古代昆都士（Kunduz）。因为昆都士是著名的绿洲，又有昆都士河流经，是比较好的军事补给点。之后，亚历山大从德拉普萨卡出发，带领军队向巴克特拉（Bactra/Balkh，现代阿富汗的马扎尔沙里夫附近）和奥尔诺斯（Aornos）进发，并一次性占领这两座城市，然后从奥尔诺斯用皮筏渡过阿姆河（文中写作奥克苏斯河，这条河有6斯塔特宽，水流湍急）。研究亚历山大行军路线的学者唐纳德·伊戈尔斯（Donald
W.Engels）认为，奥尔诺斯可能在今阿富汗胡勒姆（Khulm）以北的沙赫里·巴努遗址（Shahr-e
Banu）附近，在此地曾零星发现过一些希腊化时期的陶器。[21]这也是亚历山大大帝第一次渡过奥克苏斯河的渡河点。

与阿里安的记载相比，库尔提乌斯的记载要详细得多。巴克特拉之战后，亚历山大把巴克特里亚委托给阿塔巴苏斯驻守，他自己抛弃辎重，带着一支轻装部队，趁夜色进入了索格底亚那的沙漠地带，在这里马其顿军队遭受巨大考验，在400斯塔特（约72公里）的距离里找不到一滴水，甚至只能靠酒来缓解口渴，最后在两名斥候的帮助下，亚历山大才在第二天的晚间抵达奥克苏斯河畔。[22]之后的情节跟阿里安的记载类似，亚历山大也是用皮筏渡过了奥克苏斯河，大概花了5天时间。库尔提乌斯的这一记载非常令人费解。如前所述，西方古典文献一般以奥克苏斯河（即阿姆河）为巴克特利亚和索格底亚那的分界，河北面是索格底亚那，河南面是巴克特里亚。库尔提乌斯提及的亚历山大先进入索格底亚那，然后再到奥克苏斯河边，最后渡河。也就是说，亚历山大实际上是两次渡过奥克苏斯河，或者说至少两次到达奥克苏斯河畔。在笔者看来，无论是阿里安还是库尔提乌斯，他们都不是亚历山大远征的亲历者，他们的描述大多来自传闻和其他人的记载，不可轻信。要解决记载的差异，我们必须结合阿姆河流域地理和城市考古进行考量。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阿里安还是库尔提乌斯，他们都不是亚历山大远征的亲历者，他们的描述大多来自传闻和其他人的记载，不可轻信。要解决记载的差异，我们必须结合阿姆河流域地理和城市考古进行考量。首先，从考古证据上看，与阿里安记载相关的胡勒姆及沙赫里·巴努遗址虽有零星的希腊化文物出土，但尚未发现有决定性的城市遗址证据。同时，国内国际对奥尔诺斯的具体所指实际上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因此，阿里安的记载只能备为一说。其次，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亚历山大选择抛弃辎重，夜间轻装行军很可能是为了躲避酷热，所以，他必须选择一条路程最短的路线，以便尽快越过干旱地带。苏尔汉河与阿姆河交叉口的泰尔梅兹距亚历山大的出发地巴克特拉路程最短，约90公里左右，非常符合400斯塔特的记载，是亚历山大大帝最有可能选择的路线。不过，矛盾点在于，这是一条最为人熟知的路线，有丰富行军经验的亚历山大不太可能在这条路线上受困。唯一可能的情况是亚历山大在夜间行军的过程中走错了方向，误入了希拉巴德河（Sherabad
River，泰尔梅兹以西，阿姆河最西的一条主要支流）西岸的卡拉库姆沙漠。亚历山大很有可能是计划从泰尔梅兹渡过阿姆河，然后向北行进。由于夜间行军出现路线偏差，导致他和士兵们误入卡拉库姆沙漠，这才出现库尔提乌斯笔下军队受困于干旱地区的情况。此外，阿里安还提到一个小细节。当希腊马其顿人在河岸扎营时，在亚历山大的帐篷附近发现了两眼泉，一眼水泉和一眼油泉。[23]如果这个记载无误，那么亚历山大大帝的渡河点肯定在卡拉库姆沙漠附近。因为，卡拉库姆沙漠及其周边地区目前是乌兹别克斯坦天然气和石油储藏量较为丰富的地区。结合城市遗址，坎培尔·特佩正好距离阿姆河与希拉巴德河的交叉口不远。如前所述，它的规模很小，更像是一个驻军点，很可能就是亚历山大在这次过河时所建。也正是如此，它不是真正的建城，阿里安和库尔提乌斯没有提到建城活动和建城者也在情理之中。公元前328年春，索格底亚那爆发反马其顿起义，亚历山大不得不再次越过阿姆河，平定叛乱。有关此次远征，阿里安的记载比较简略，他只是简单提及亚历山大离开巴克特拉后直接前往索格底亚那。[24]之后是重点插叙亚历山大军中的那些内讧：如克里托斯（Klitos）之死，卡里斯提尼斯（Kallisthenes）事件等。[25]而库尔提乌斯的记载要详细得多，他提到，为了平息反抗，亚历山大渡过奥库斯河（Ochus
River）和奥克苏斯河，还经过一个叫马尔吉尼亚纳（Marginia，一般认为是马尔吉亚纳），[26]他在此城周围选了六个点用来建城，两座朝南，四座朝东，最后才向索格底亚那进发。[27]

相对于阿里安，库尔提乌斯的记载目前更为学者们所接受。研究亚历山大的学者博斯沃思（A.B.Bosworth）就提出，阿里安很可能在记叙中忽略了此次行动的具体细节，因为他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叙述，[28]所以，库尔提乌斯提到的行军信息，阿里安可能也是知晓的，只是没有写出来而已。至于此次行动的渡河点。博斯沃思有一个新的猜测，他认为，古代昆都士河是库尔提乌斯笔下的奥库斯河，亚历山大这次渡河应该是在阿伊·哈努姆附近过的河。[29]不过，这一看法显然不太可靠。一方面，前文已提及，阿伊·哈努姆跟亚历山大的关系不大；另一方面，亚历山大的首要目标是索格底亚那，如果他在科克查河（Kokcha
River）附近的阿伊·哈努姆渡河，再从东往西前往索格底亚那的话，中途有多条阿姆河支流阻隔，这并不是很理想的行军路线。此外，弗朗茨·葛勒耐（F.Grenet）和克劳迪奥·拉宾（C.Rapin）曾在1998年提出过另一个猜想。他们从语音学的角度分析，认为阿姆河的支流瓦赫什河（Vakhsh
River）更有可能是库尔提乌斯提到的奥库斯河。从瓦赫什河往西，就是苏尔汉河流域的泰尔梅兹老城遗址，它就是库尔提乌斯笔下的马尔吉亚纳，亚历山大是从这里第二次渡过阿姆河并重建这座城市。[30]不过，正如前面法国考古队的解释，亚历山大重建泰尔梅兹的说法得不到文献和考古发掘的支持。在笔者看来，比较合理的猜测来自保罗·伯纳德。他认为，马其顿军队渡河的区间应该在现今土库曼斯坦的凯里夫（Kelif/Kilif）和现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泰尔梅兹之间，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亚历山大第一次渡过阿姆河的路线。因为，库尔提乌斯曾提到，亚历山大大帝在这次行动中，向西到过一个叫马尔吉亚纳（Margiana，现今土库曼斯坦梅尔夫附近）的地方，[31]而希拉巴德河正好在去马尔吉亚纳的路上。在伯纳德看来，亚历山大兵分五路征服索格底亚那的计划主要依据的是阿姆河的五条主要支流。赫菲斯提昂（Hephaestion）统帅一个分队负责平定苏尔汉河流域；拉古斯（Lagus）之子托勒密率领第二分队完成征服卡菲尔尼干河流域的任务；帕狄卡斯（Perdikkas）被安排在第三分队，完成清除瓦赫什河沿线抵抗力量的任务；科伊努斯（Koinos）和阿塔巴扎斯（Artabazos）率领第四分队在阿姆河上游活动；亚历山大本人则率领第五分队经希拉巴德河直接进军马拉坎达。[32]至于他是否再次经过坎培尔·特佩，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从上述梳理，我们不难看出。真正跟亚历山大的东征有关的遗址只有坎培尔·特佩。它在亚历山大时期只是一个渡河点，没有任何建城的记录。托勒密的记载很可能是错误的。那是什么导致了错误呢？

三 从城市考古重审“奥克苏斯河畔的亚历山大里亚”问题
柱廊围绕的庭院就达到了65×60米的规模，远大于城内的民居。阿伊·哈努姆的发展在公元前2世纪出现停滞。塞人和月氏人的先后入侵，让这个城市的发展变得缓慢。从考古发掘来看，这一时期出现了宫殿区被平民占据，希腊式建筑被拆毁集中用作石料等现象。[38]在剧场的表演区和观众席台阶处还发现了大量散乱且不完整的骨骼，显示对城市的入侵很可能还伴随着杀戮。[39]结合宫殿出土的带“第24年”字样的陶器，学者们目前基本认定入侵大约发生于公元前145年前后，[40]阿伊·哈努姆很可能也在此次入侵后被废弃。[41]由于《地理学》成书的150年，与阿伊·哈努姆废弃的公元前145年差距较大，马里努斯和托勒密收录这个城市的概率不大。

至于塔赫特—伊·桑金遗址，它在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时期也逐渐发展成一个小规模的城市。从考古发掘上看，该遗址的主要建筑散见于阿姆河右岸100～450米宽、3公里长的河流阶地。聚落区被几堵东西向的城墙和一条干涸的小溪细分为几个区域，但各区域间没有明显的功能区分，建筑结构的密度也并不相同。[42]遗址的核心是城堡及其内部的神庙。城堡呈不规则的矩形，面积约100×85米，采用波斯式的厚泥砖墙，沿着墙还有塔状防御设施。城墙内坐落着一座巨大的神庙（约44米宽，50米长），根据神庙上的希腊铭文，这个神庙是祭阿姆河的河神奥克苏斯（Oxos/Oxus）的。[43]神庙中发现的物品主要是祭品的残余物，数量众多，至少有5000到8000个人工制品的碎片。金、银、铜、铁、铅、玻璃、石膏、灰泥、陶土、未烘烤的黏土、宝石、石灰石、贝壳、骨头、象牙、木材和纺织品的碎片都被保存了下来。在这些出土物中，还有未烧制的黏土雕像，包括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的肖像，珠宝、家具零件、乐器等。[44]根据出土的陶器，这座城市在贵霜统治时期已经大幅缩水，只有城堡和神庙部分还存在。[45]可见，无论是希腊人还是之后的贵霜人，他们基本上还是把这个城市作为一个宗教圣所，没有大力拓展的打算。因此，它被托勒密收录的概率也不大。坎培尔·特佩遗址的情况也类似。在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时期，它逐步扩展成一座面积为350×225平方米的小城，居住区也从城内扩展到了城外。然而，无论是希腊人和后来的贵霜人，他们都没有大力发展这个据点的打算。2016年，俄国学者杜芙蕾切斯卡娅（Dvurechenskaya）对坎培尔·特佩城堡中的动物骨骼进行过采样，发现马在其中比例非常高，占37%，接下来是占22%的牛。[46]可见，它一直是作为阿姆河哨所或者商栈，并没有进行拓展。同时，据法国考古队的研究，坎培尔·特佩被遗弃的时间不会晚于贵霜迦腻色伽一世时期，也就是在127年前后。[47]在《地理学》成书十多年前，这个据点已不存在。考虑到从中亚到地中海地区消息传播的滞后性，托勒密和马里努斯或许并不知道这个据点已经不复存在。

最后是泰尔梅兹老城遗址（Old
Termez）。从考古发掘上看，泰尔梅兹老城在希腊化时期很可能也只是一个哨所或者渡河点。因为目前大部分的希腊化出土物都集中于城堡遗址的南部，靠近河边，数量也并不丰富。2003年，法国乌兹别克考古队曾在城堡打了4条探沟，只在靠近河边的探沟B发现了希腊化陶器的碎片和石柱的底座。[48]据加尔丁（J.C.Gardin）和莱昂纳特的整理，希腊化陶器近600片，分布于两米厚的地层中。其中，有一类陶器所用黏土呈黑灰色，与阿伊·哈努姆定居点第4期陶器的特征类似。[49]另一处发现希腊化遗存的地方是泰尔梅兹城堡西北800米处的成吉思·特佩（Tchingiz
Tepe），相传这是成吉思汗率领大军俯视泰尔梅兹的地方，故而得名。在这个遗址靠近河边的地方，有一处建筑遗存，被命名为“Building
B”，可能是用作土石的采集和加工之用。在这里发现了两枚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钱币，分别属于欧泰德莫斯一世（Euthydemus
I）和赫里奥克勒斯一世（Heliocles）。[50]这座遗址的建筑揭示了自希腊化时期以来的建筑演化。[51]第一阶段出现的房屋是用46厘米左右的方形大块砖建造的，上面标有一个希腊字母phi，这是典型的希腊化时期建筑方式。到了第二个时期，建筑逐渐向北扩展，在阿姆河的南岸专门建造了引水渠和露台。在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遗址的范围比前两个更窄，发现了几块佛教楣板的碎片，暗示这里可能存在一座佛教寺庙。不过，由于发掘缓慢，具体年代等问题，有待进一步发掘。泰尔梅兹老城真正成型始于贵霜时期。贵霜“五翖侯”之一的都密翖侯很可能驻扎在这里。从残留的城垣来看，贵霜时代的泰尔梅兹城堡已经扩展到东西长500米、南北宽200米，已经远不是希腊化时代的据点可以相比。这表明贵霜人在原来希腊化城市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的扩展。[52]泰尔梅兹的城市中心也在贵霜时期转移至成吉思·特佩的山上。法国考古队在这里发现了贵霜时期新建的宫殿和寺庙。家庭和手工业区也逐渐发展起来，房屋从原来的城堡向北延伸到成吉思·特佩。到迦腻色伽一世时期，房屋的范围甚至还突破城墙的限制，拓展到郊外。[53]随着丝绸之路的全面开通，泰尔梅兹因为地理位置的重要，成为了丝路多元文化汇聚之地，这也让它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在贵霜帝国的支持下，佛教在中亚站稳了脚跟，泰尔梅兹是当时最为重要的佛教中心之一。当玄奘在630年前后到达泰尔梅兹的时候，该城尚有伽蓝十余所，僧徒千余人，可见佛教曾在此地大盛。[54]

泰尔梅兹佛教遗址主要集中于卡拉·特佩（Kara
Tepe）和法雅津·特佩（Fayaz
Tepe）两大遗址。据1961～1977年苏联考古队的相关发掘和学者对遗址的还原，卡拉·特佩的佛寺遗址很可能建造于迦腻色伽一世时期，由三个院落组成，北面是佛塔的所在地，该佛塔是用泥砖烧制而成，露天伫立，塔身覆盖有一层白石灰，塔底是三级阶梯形的基座，塔顶有伞盖，显示出典型犍陀罗佛寺建筑艺术的特点；中间则是供奉佛像的主厅，呈回字形，四周是带有希腊阿提卡柱式的柱廊，但是佛像已不复存在，南面的遗址则是开凿于悬崖的一些佛窟遗址。[55]此外，哈尔马塔还分析过卡拉·特佩一地出土的佉卢文和婆罗米铭文，他发现在迦腻色伽一世时期，该地既有大众部僧侣在传播大乘佛教，也有说一切有部的僧侣在传播小乘佛教，体现了贵霜帝国宗教宽容的特点。[56]法雅津·特佩有中亚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寺庙遗址，该地曾出土过一座完整的佛陀浮雕像，椭圆形的佛龛内端坐着佛陀，两旁各自站着一个面朝佛陀的僧人，从材质上看，这座雕像使用的材料是盛产于阿姆河右岸山地的白色石灰岩，而并非犍陀罗雕塑中常见的板岩和秣菟罗佛教雕塑中常见的红色砂岩，显然是出自当地的工匠之手。[57]2011年，西北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所组织的联合考察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58]从寺庙的复原图上看，法雅津·特佩的佛教寺庙结构非常复杂且年代不一，北面的佛塔和讲经堂年代较早，南面僧院的年代则相对较晚，笔者猜想，这很可能是由于寺庙不断发展、僧众越来越多扩建而成。与卡拉·特佩一样，法雅津·特佩佛寺的主殿位于遗址正中，四周也有回字型的柱廊，中间则是覆钵式的佛塔。值得注意的是，泰尔梅兹的佛教窣堵波是典型的混合装饰风格，科林斯柱头的棕榈叶中间刻有佛教人物的雕像，神态安详，这显示出希腊化因素一定程度上还有留存。[59]斯塔维斯基曾在卡拉·特佩的佛寺遗址中发现过琐罗亚斯德教圣火坛的遗存。[60]这种现象的出现，很可能是受丝路经济特点和贵霜帝国政策的影响。哈尔马塔在《中亚文明史》中曾提到，中亚绿洲中有相当一部分灌溉农田属于宗教寺院，特殊的僧侣阶级还可能拥有自己的土地。[61]由于佛教本身比较宽容，也为了吸引香客，这些相对富裕的寺庙有可能成为丝路商人、旅行家们的投宿之处。为了方便琐罗亚斯德教信徒，僧人在寺内单独开放一处琐罗亚斯德教圣火坛，供这些人来祭拜，也合情合理。这也使得琐罗亚斯德教遗址与佛教遗址的并存成了贵霜城市遗址的重要特色之一。佛教传入巴克特里亚，佛寺建筑形制受到当地火祆教文化传统的影响，引入了封闭式回廊结构，围绕佛塔而建，并逐渐与火祆教建筑的前厅、门廊等分离，形成回字形的布局形式。这一布局日后将成为西域早期佛寺的主要建筑形式之一。[62]由此可见，泰尔梅兹的发展虽起步较晚，但在贵霜帝国的经营下，它逐渐成为了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在《地理学》成书时，这座城市还存在并继续发展，托勒密对它有所耳闻，是完全有可能的。

四 结论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地理学》成书前后，阿姆河流域的主要希腊化城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都城之一的阿伊·哈努姆在游牧民族的冲击下逐渐衰落并被废弃。塔赫特—伊·桑金在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时期虽有一定拓展，但在贵霜时期城市大幅缩水，只有城堡和神庙部分还存在，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宗教圣所。坎培尔·特佩跟亚历山大东征有关，但它面积较小只是一个过河的据点，在《地理学》成书前20年也基本被废弃，托勒密对它最多只是略有耳闻。唯一继续发展的是泰尔梅兹老城，它与亚历山大的关系不大，很可能是之后的希腊人在阿姆河沿岸设立的驻军点。在托勒密的《地理学》成书时，它正在贵霜帝国的治下继续发展。它之所以能被保留下来，一方面是因为它地理位置重要，成为都密翖侯的所在地；另一方面，丝绸之路的开通也给泰尔梅兹新的发展机遇，佛教传入和琐罗亚斯德教的继续发展，带动了僧侣和商人的往来，也让泰尔梅兹老城从希腊化时期的一个单纯的军事据点，逐渐演变成一个兼具商业中心和文化中心特点的城市，这也是大多数丝绸之路城市的特点。正是它的存在和发展，使阿姆河畔有一座希腊化城市的信息能够持续传递到希腊罗马世界。由于托勒密本人没有亲自到中亚，他的研究主要依据的是马里努斯的地图集和其他希腊商人们带回的地理信息。他在分析这些城市的由来时，受自身知识体系的局限，把泰尔梅兹、坎培尔·特佩等城市的信息与亚历山大东征相混淆，从而将这个城市命名成了“奥克苏斯河畔的亚历山大里亚”。这就是为什么这一个名字只出现在托勒密笔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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