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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又……

翻案之所以没有结果，是因为高宗不支持，而高宗坚持的理由即乐彦玮的观点：如果给刘洎平反，就证明了先帝用刑不当。唐太宗的形象，在唐高宗心目中显然是十分重要的。刘洎之冤，如果不考虑政治因素，仅从司法角度看翻案的可能性极大。但是，唐高宗不想给刘洎平反，主要不是司法考虑，而是从维护唐太宗形象出发。所以，反观李君羡案件，在唐高宗时代，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出现唐太宗滥杀李君羡这样的国家正式文献的。但是，正如学界认同的那样，《旧唐书》的史源主要来自国史，而《旧唐书》的《李君羡传》已经存在唐太宗滥杀李君羡的文字，那么这种说法来自什么时候呢？无独有偶，《册府元龟》也有同类文字，而《册府元龟》的资料来源也是公认的，那就是实录、国史之类，“移录原始史料”，唯独不取小说。如果同样史事《册府元龟》与《旧唐书》基本相同，很可能史源同样来自国史等更原始的资料。既然高宗时代不可能书写有损唐太宗形象的文献，而那些来自实录、国史的史书如《旧唐书》和《册府元龟》又都有唐太宗滥杀李君羡的文字，那么这些文字进入实录或者国史系统，只能属于下一个时代。武则天时代编撰的唐代国史，一是长寿二年(693)，牛凤及所撰《唐史》一百一十卷，二是长安三年(703)李峤、朱敬则、刘知几、吴兢等修《唐史》八十卷。前者仅见于刘知几的《史通》，且评价很差，所以后者应该是流行更广的。长安三年(703)的这次修撰《唐史》，是由武三思领衔的，根据当时的敕书得知，此次编史的目标是“采四方之志，成一家之言，长悬楷则，以眙劝诫”。不管是长寿二年(693)还是长安三年(703)，所修《唐史》，一定更在乎武则天的感受，至于唐太宗的形象，可以肯定居于次要的地位。而关于李君羡案件，就是在长寿二年(693)的两年之前（天授二年），忽然发生了重大转折。对此，各书并不回避，都有清楚的记载。《旧唐书·李君羡传》：“天授二年，其家属诣阙称冤，则天乃追复其官爵，以礼改葬。”《新唐书·李君羡传》：“天授中，家属诣阙

革命，改国号为周，取代唐，同时改元天授。加武则天的尊号为“圣神皇帝”。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正式诞生。在以周代唐的革命过程中，武则天充分利用各种“祥瑞”，表示她革命的合法性。当时拥护武则天的人群中，也一样高呼革命是顺天意、应人心的。著名文学家陈子昂在天授元年(690)上书《上大周受命颂表》中就说道：“今者凤鸟来，赤雀至，庆云见，休气升，大周受命之珍符也。”雷家骥先生把武则天的这种行为称之为“革命的意识形态与行动”。在各种祥瑞、符瑞漫天飞的天授元年，关于女皇个人身世的神迹却是罕见的，而各代史学著作无不表明一个规律，即开国君主无不具有个人的生命神迹。李君羡家属的诉冤，是从一个特殊角度证明女皇的天命存在。女皇的天命早已存在，在贞观时期甚至天机有所泄露，好在因为李君羡的各种特征吸引了唐太宗的怀疑，于是李君羡冤死掩护了武则天。为了女皇和武周的伟大事业，李君羡死得其所，但是如今的朝廷至少应该承认这种牺牲吧。武则天及其武周朝廷，显然需要这样的证明，恢复李君羡的官爵，以合适的礼仪进行重新埋葬，朝廷虽然会花费一些金钱，但是从政治合法性证明的角度看，这些花费显然是物超所值。李君羡家自然很高兴，从此以后就拥有了政治资本，李君羡的子孙也可以在李君羡官爵基础上，继续为朝廷服务。而他家举行的葬礼，也应该有政府的高级官员到场，声势浩大，广为人知。恢复李君羡官爵，以礼改葬，让李家和朝廷获得了双赢的效果。李家诉冤的诉状和朝廷的诏书，现在已经无从得知，但本文怀疑，如今《旧唐书·李君羡传》《新唐书·李君羡传》和《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相关文字，论证李君羡之死与当时流行的“女主昌”等是因果关系，最初就应该来自李家的诉状。朝廷下诏表示认可，也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引用这份诉状中的相关内容，而这一切文字都会进入国家档案，至少收入国史馆。在后来修撰的实录和国史中，涉及贞观二十二年(648)李君羡之死，很自然地采用了李君羡冤死这种观点。因为这种观点代表着武周的国家立场，长寿二年(693)牛凤及的《唐史》和长安三年(703)武三思领衔编修的《唐史》，都不可能拒绝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