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二圣”之称，并非始于武则天、唐高宗。对此问题考察，可以了解此前这种称谓就存在，这说明“二圣”称谓的历史渊源。同时，进行历史上同一称谓的纵向比较，也可以清楚虽然同称“二圣”，但很多具体情况并不相同，这对于理解武则天与高宗并称“二圣”问题，不无帮助。北魏时期时有女主临朝，文明太后冯氏，在孝文帝时期临朝听政，《魏书》的记载是“自太后临朝专政，高祖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而《北史·李彪传》记录李彪的上书，有言曰：“今二圣躬行吉安素，诏令殷勤，而百姓之奢犹未革者……”当时上书称“二圣”，十分正常。北魏肃宗在位时，胡太后被尊为皇太后，“临朝听政，犹称殿下，下令行事。后改令称诏，群臣上书曰陛下，自称曰朕”。胡太后与肃宗，被正式称为“二圣”，见诸史书甚多，比如高谦之上书就称“今二圣远遵尧、舜，宪章高祖，愚臣亦望策其驽蹇，少立功名”。此类证据甚多，不再详列。太后临朝，皇帝与太后或者太皇太后之间存在晚辈皇帝与长辈女性的一层血缘关系，虽然不尽正常，但因为适合孝道的解释，毕竟有可理解之处。但是皇帝皇后夫妻之间与这种情况不同，尤其是在皇帝制度之下，任何人与皇帝并列都有违皇帝制度的根本宗旨。皇帝制度的许多特殊规定，无不是为了突出皇帝的独一无二的地位，这是为了保证政治秩序的稳固。所以，皇后与皇帝并称之事，常常引起严重关注。在武则天之前，最著名的例证是隋文帝时期的独孤皇后的称号。《隋书》记载独孤氏在隋文帝时，“后每与上言及政事，往往意合，宫中称为二圣”。《北史》也有类似记载：“后雅好读书，识达今古，凡言事皆与上意合，宫中称为二圣。”到司马光《资治通鉴》的

时间不确，只言天皇、天后的题记，这里没有列入。表中所列造像题记，前者皆有为天皇、天后字样，后者都是为圣神皇帝、圣母皇帝等。背景不同，文辞固有区别。唐高宗和武则天分别称为天皇、天后，是从咸亨五年(674)八月开始，所以天皇、天后之称代替皇帝、皇后的题记都发生在这以后。垂拱年间的三条题记是在武则天为皇太后临朝听政的时候，但是题记书写者看来都是一般百姓，没有什么政治身份，所以反应并不灵敏，依然在书写天皇、天后。尤其是如意元年(692)的丁君义题记，当时武则天已经称帝，可是丁君义还书写天皇、天后。这可以看作是民间天皇、天后的称谓影响巨大，以至于后来的题记还在继续使用这个已经过时的称谓。永昌元年(689)皇甫毛仁题记称“圣母皇帝”，这应该跟前一年五月武则天加尊号“圣母神皇”有关。圣母神皇尊号，不是皇帝的正式称号，是武则天探索升位为皇帝的一个台阶，而该题记径直称谓“圣母皇帝”，不知是尊号的误置还是有意为之，或许在民间并不在意“圣母神皇”与“圣母皇帝”有什么差别。当时武则天就在洛阳，第二年就改洛阳为神都，如果她有机会看到皇甫毛仁的题记，一定要加以民意或者天意的解说。武则天载初二年（690，亦即天授元年）九月称帝之后，龙门石窟的题记中很自然又多出一些张阿双题记这类内容，本属正常，所以本文不再列举。在传世文献中，我们只见宫中对高宗、武则天并称“二圣”的实用例证，而朝臣的上奏皆为“陛下”或者“天皇”，至于同时期的造像题记，“二圣”称谓的却一件都没有见到，所见都是皇帝、皇后或者天皇、天后之称。那么所谓中外并称或者朝见、奏章的“二圣”之称，更没有找到实用例证。不用说，高宗、武则天时期二人长期住在洛阳，而龙门石窟正属于洛阳。这，到底说明什么呢？两类数据中，这个差距甚至矛盾是如此明显，我们今天将如何理解呢？如果确有《通鉴》等所说中外都称高宗、武则天为“二圣”，那么这些造像题记就不该存在。因为，造像题记是写在明处的，在表达对佛教的祈福以外，对于政治人们没有必要甘冒危险，而政治正确是最安全的一种

12楼写入自己的题记，显然是为了政治保险，如果当时内外官人不论上书还是面奏都把武则天与唐高宗并称“二圣”，这位政治性如此严谨的和尚无论如何不该不从众的。更多的造像题记并不提及国家领导人，而在唐高宗时期提及的，没有发现一例是把皇帝、皇后并称“二圣”的。现在列一简表，把上文没有提及的龙门造像题记内容纳入其中，证明“二圣”之说在当时社会上毫无反应。表10-2 龙门石窟高宗时期皇帝、皇后并称题记一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