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观点认为罗马帝国在经历了四面楚歌、东西分裂之后在公元 476 年走到了一个转折点，西罗马的小皇帝罗慕路斯被「蛮族」首领奥多亚克废黜，而西罗马帝国自此灭亡。东部帝国虽然继续存在，但是它属于另一个世界，变成了拜占庭帝国，开始了另一段历程，而真正意义上的罗马帝国已然不再。对许多人而言，罗马帝国的灭亡意味着古典文明的落幕，以及文学、艺术、法律黄金时代的终结。自文艺复兴以来，罗马帝国的衰亡及原因一直是经久不息的话题，1984 年德国罗马史学家亚历山大·德芒特在《罗马的灭亡》一书中整理出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 210 种解释罗马灭亡的理论。[494]但在 20 世纪中期以后，学界发动了重新审视乃至去除「衰亡」命题的潮流，这和「晚期古代」学派的兴起息息相关。到 1980 年，沃尔特·戈法特（Walter Goffart）在其《蛮族与罗马人》一书中直接写道：我们所谓的罗马帝国的灭亡是个有点失控的想象性试验（an imaginative experiment）。[495]1995 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古代史学家鲍埃索克在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所作的报告中，甚至以「消失中的罗马灭亡模式」为题，断言爱德华·吉本的「衰亡」命题本身已成历史，这个命题本身是出于对文明不稳定性的恐惧。[496]然而，「晚期古代」学派也引起了一系列的回应，一批学者一方面指出「晚期古代」学派对军事、政治的忽视，对「蛮族」暴力的淡化，另一方面深挖「衰亡」原因，并用量化方式等等来证明「衰落」确实发生并且可以衡量，晚期帝国的转型远非和平。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晚期罗马帝国研究、拜占庭研究、中世纪研究有交叉之处，而「中世纪」这个概念和罗马帝国的衰亡这个命题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本节将追溯一些代表性的著作、理论和分析手法，主要目的在于展示罗马帝国衰亡这一命题及其解答的复杂性。[497]

不建议入坑读罗衰，太老了

希腊语储备薄弱，对希腊化时代了解不足；在研究方法方面，伯里不认为吉本的研究是「科学史学」，吉本不太能区分原始史料和衍生史料，对史料缺乏质疑或批判，比如不加批判地依赖《皇史》。此外，吉本常常把年代相隔甚远的史料混杂在一起；在历史书写方面，吉本对不同历史时段着墨相当不均，对于 476 年之后历史的讨论相对草率并肤浅，体现了他对后期罗马帝国的轻视，这令伯里十分不满。可以说在相当的程度上，伯里撰写《晚期罗马帝国史》是对吉本的回应，是在补足被吉本略过的内容，并改变吉本对罗马帝国「衰亡」的诠释。
伯里的《晚期罗马帝国史》有两部，分别出版于 1889 年和 1923 年，都从公元 395 年狄奥多西去世、其幼子继位开始叙述，但下限不同。[498]他认为吉本的理论过于简单化。伯里指出东罗马帝国远比西罗马帝国基督教化的程度更深，但比西罗马帝国延续的时间更长，所以基督教的扩张并不能解释帝国的衰亡。伯里也不认为基督教实际上削弱了对帝国的效忠或帝国的防御力，他很明确地说：「基督徒和多神教徒一样好斗。」伯里提醒我们，基督教的神学著作和基督教帝国的实际操作不是一回事。比如，奥古斯丁曾经写过一部《上帝之城》，认为只有上帝之城也就是基督教会是永恒的，世间的城市都是转瞬即逝、不可靠的，这是他有感于公元 410 年罗马被劫掠而发出的警示。伯里认为这样的著作或许让人得到精神熏陶，但这并不代表读了这部著作的基督徒就会放弃守卫帝国。在伯里看来，如果要说罗马帝国衰亡了，那么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中有很多偶然因素的作用。伯里认为衰亡是众多互相交织的因素造成的，比如高压税制、经济萧条、货币贬值、日耳曼人的扩张、意大利人口减少、军事上依赖蛮族盟友、政变等等。伯里不认为西部罗马帝国的崩溃是个突然的事件，而是从小的裂缝、局部的破损开始，逐渐扩大。在伯里看来（尤其是在 1923 年版《晚期罗马帝国史》中），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并不具有必然性，但是一系列人祸的累积对帝国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伯里很明显地更看重偶发事件（contingent events）的影响，比如瓦伦斯的（意外）失利。[499]伯里强调，帝国的解体是一个过程，公元 476 年并不是特别重要的年份，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的退位既没有动摇罗马，更没有导致「西罗马的灭亡」。在伯里看来，在那一年，并没有什么帝国灭亡，公元 5 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仍是同一个帝国，而且从法理上来说，其实一直都没有所谓的东、西罗马。伯里对「民族迁移」（wandering of the nations）这种提法也有所保留，他不认为「蛮族入侵」和亚洲腹地所发生的事情之间存在关联，不赞成夸大「蛮族入侵」的冲击力。相反，在伯里看来，正是「蛮族」和帝国的合作关系使得帝国的崩裂不那么惨烈。

伯里的著作具有相当强的前瞻性，比如，他关注晚期罗马帝国与中世纪及伊斯兰世界的动态关系；在讨论宗教问题时，很少纠结在教义冲突方面；更多地关注瘟疫、移民、战争等等因素之间的互动，并把瘟疫作为历史分野（比如古代和中世纪）的节点：「在 6 世纪中期，因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所发生的瘟疫，我们离开了古代世界，进入中世纪的大门。」[500]伯里绝大多数的章节都围绕战争、行政及皇帝个人展开，对于文学史料的运用非常全面细致，但关于社会、文学、艺术的章节非常有限，1889 年版中关于奴隶制的内容仅占了两页，铭文和考古资料非常薄弱。这一书写范式在 20 世纪后半叶发生了转变，后文还会再谈。

伯里的《晚期罗马帝国史》之后又出现了一系列的晚期罗马帝国史，书写方式各有不同。恩斯特·施泰因两卷本的《晚期帝国史》分别以德语和法语写成，第一卷覆盖 284—476 年，第二卷覆盖 476—565 年。[501]从历史时段和整体框架来说，施泰因和伯里非常不同。施泰因强调帝国的分裂，他认为东部帝国在行政管理机制方面比西部更加有效率，所以才能比西部维持得更为长久。这一观点对 A.H.M.琼斯有很大的影响。琼斯的《284—602 年的晚期罗马帝国：社会、经济、行政综述》[502]是一部 1500 多页的著作，史料详实，主要依据文学、历史、法律及铭文资料（不过未使用考古资料），迄今为止仍是重要参考书目。琼斯的重点不在于书写一部晚期罗马历史，而是聚焦帝国的财政税收、军队组织、文官制度、法律、农业及商贸等等方面。材料的组织也并非以西罗马「衰亡」为核心问题，琼斯更关注帝国的运作机制，着眼于晚期帝国的成就而非过失。他对帝国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经济解释，认为「闲人」过多，而这些人是生产者的负担（第 1045 页）；琼斯认为帝国的西部和东部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在于东部帝国和西部相比，世袭的贵族并未占据主导地位，在东部担任高官的，一般是通过自己的能力得到提拔的人。在西部帝国灭亡这个问题上，琼斯认为西部在政治、行政、经济上确实有其弱点，但更多是因为来自边疆的压力造成的，而东部所经受的边疆压力相对较小，同时资源更为充足，因之得以存活。在帝国衰落的内因和外因这个问题上，琼斯并不认为帝国内部的弱点是帝国衰落的最主要因素。

「晚期古代」学派所造成的影响之一在于对「衰亡」的全面重新评价。对于深受人类学文化相对论理论影响的学者来说，「衰落」和「灭亡」都不是确切的词语。一方面罗马帝国晚期的复杂变化过程不能以「衰落」或「灭亡」这样的词语来简单概括；另一方面，「衰落」是相对于一定的标准而言的，而界定衰落的标准并非无可争议。比如，用木材取代石材作为建筑材料一定代表衰落吗？对于 3 世纪至 6 世纪这段历史时期的发展，有相当一批学者倾向于用「变迁或转型」（transformation）来描述。「晚期古代」派既然着意强调帝国发展的渐变，当然也就摈弃了给「灭亡」定一个确切日期的做法。至于那著名的公元 476 年则可以用莫米利亚诺所用的「悄无声息」一词来概括。「晚期古代」这个概念和研究范式的兴起让罗马史得到了拓展，这种拓展不但体现在研究范围和观念上，也是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旧版《剑桥古代史》把 324 年作为古代史的下限，把其后的时代划入中世纪。而新编《剑桥古代史》第 13 卷《晚期帝国：公元 337—425 年》（1998）[510]及第 14 卷《晚期古代：帝国及其继承者：公元 425—600 年》（2001），[511]把古代史的下限延展到了 7 世纪，这些都极大地反映了布朗以及埃夫丽尔·卡梅伦的影响，而后者正是这两卷的主编之一。关于晚期古代，新版《剑桥古代史》第 14 卷「序言」明确写道：它「并非是古典荣光的衍生物，而是个耀眼的繁荣与辉煌的时代」。[512]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晚期古代」，并不是一个僵硬的历史断代，上限和下限并不是固定的，不同的学者不一定遵照同一个时间框架。

学者们也指出文学、艺术、铭文、医学、法学的高产期和低潮期各有不同，所以罗马的「衰落」也绝不是罗马文化所有因素同时下滑的过程。不仅如此，罗马世界的发展变化有极大的地区性差异，追求单一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释只会徒劳无功。而在史料的运用方面，则强调加强批判性。正因为如此，近几十年来，「晚期古代」的学者也在重新审视、翻译、解读原始史料方面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比如，1985 年埃夫丽尔·卡梅伦对普罗柯比的全面研究；[513]1999 年，埃夫丽尔·卡梅伦和斯图亚特·哈尔的尤西比乌斯《君士坦丁传》译注本，[514]强调这部传记更类似圣徒传。「晚期古代」一派的学者也更审慎地解读殉教文学，因为殉教者留下的文字或者关于殉教者的传记会侧重渲染罗马帝国的恶。[515]此外，学者们在族谱学、法典研究、考古、区域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了重要发展，[516]并且带动了大规模的罗马帝国转型研究。[517]

在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中，不可不提《晚期罗马帝国人物志》[518]的编纂。这部重要的工具书于 1971 年问世，以公元 260 年加利恩努斯（Gallienus）成功独揽大权为起点、641 年东罗马皇帝赫拉克里乌斯（Heraclius）驾崩为终点，篇幅达 4000 多页，囊括了近 400 年间在政治、军事、行政领域留下踪迹的所有重要人物的简历。这个断代的选取本身就是对所谓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这个传统观点的放弃，而将下限延伸到 7 世纪中期更是对历史延续性的强调。而 1987 年出版的《晚期罗马帝国执政官谱》[519]也工程浩大，集成近 800 页的执政官名册。这是伯里和琼斯不曾拥有的工具书。

2016 年出版的《牛津晚期古代指南》「致敬埃夫丽尔·卡梅伦与彼得·布朗」，这部大全式的指南长达 1247 页，共分 5 大主题：「地理与族群」「文学与哲学文化」「法律、国家与社会结构」「宗教与宗教身份认同」「透视晚期古代」。[520]从这些主题也可以看出「晚期古代」的侧重点。2018 年，两卷本《牛津晚期古代辞书》[521]问世，包括 5000 条左右词条，400 多位学者参与了撰写，覆盖了公元 2 世纪中至 8 世纪的历史。在地域上，也不限于罗马帝国本身，而覆盖与罗马帝国互动的地区。对《牛津古典辞书》构成了丰富的增补。此外，《剑桥晚期古代拉丁文学史》的编写也接近完成。[522]

「晚期古代」理论功在扭转了以负面角度看待后期罗马帝国历史的模式，并打破了古典学、教会史以及东方学之间的壁垒，但其自身的局限性和问题也不能不引起注意。首先，「晚期古代」学派的学者主要聚焦文化和宗教，对于军事、政治、经济以及这些领域与文化和宗教的互动关注不足，对于「蛮族」在帝国的境遇和与帝国之间的互动也着墨不力。以《牛津晚期古代指南》为例，在长达 46 页的索引中，完全没有战争、战役等词条；其次，「晚期古代」学派所使用的史料多来自埃及、叙利亚、小亚细亚等地区，而较少涉及地中海西部，存在着厚东薄西，甚至地域偷换的问题。东、西之间的不同经历被有意无意地模糊掉。

这些挑战引发了论辩，而论辩引发了对一些历史问题更深入的研究。比如，在晚期古代识字率是否下降这个问题上，近十几年的较大突破是对非正式书写（informal writing）特别是涂鸦的研究，促使我们重新估量晚期古代的识字率。[525]从铭文的使用来看，晚期古代存在着对早期铭文的再利用（即所谓的 spolia），除此之外还有如下一些新的特征：韵文铭文占比相对较大；刻字风格有较大的变化；相当多的铭文是镶嵌画的一部分；铭文的展示地点也从早期帝国的户外空间转为教堂内部地板与墙壁。[526]碑铭文化的转变是无疑的，却大可不必用衰落来定性，也无须把罗马帝国晚期的铭文狭窄地加上基督教铭文的标签，所谓的「异教」「世俗」铭文与「基督教」铭文的区分其实是非常站不住脚的。[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