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师是什么？拉康用圣托马斯·阿奎纳形容自己一生的话来刻画：“Sicut palea.” Like straw，如同草芥。他漂泊无定，只靠自己，他的分析师、督导、渡者并不构成他的担保，而他只能在他的行动中授权他自身。怎么自行授权？不依赖于符号秩序，不取决于治疗成果，仅仅是在旅途结束的时刻癔史化。癔史化（hystoriser）：权威（autorité）、历史（histoire）、癔症（hystérie）、圆环面（tore）。
自行授权？对，但怎么做？
作者 / 克莱特·索莱尔（Colette Soler）
译者 / Strawdog7及其他做出贡献的社区成员
1967 年，拉康在一场论战中提出了“分析师只从自身获得授权”（the analyst derives his authorisation only from himself）的说法。这场论战有两个侧面：第一个方面，众所周知，涉及他反对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的立场，反对后者控制精神分析行使权的主张。第二个方面没有第一方面那么明确，涉及到他的学派（École）成立三年后的处境。
生手可能会把拉康在1967年使用的这个表达理解为一种个人主义傲慢的呐喊，类似一种广告使之流行的公式，如“......因为我决定如此”（... and because I decided so）。展开来看，这一表达显示出非常复杂的层次。有人根据公式自行授权，但却与公式的含义背道而驰，这一点经常发生。例如，IPA内部就有人批评拉康所谓的松懈；另一方面，如今到处都有人自行授权，却是自相矛盾地为了“让自己成为分析师”（to install oneself as analyst），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此外，没有人能找到任何其他的公式来重复［自行授权］。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拉康是在完成他的精神分析保证（guarantee，担保）概念的那一刻提出这个公式的：他把通过（pass）的过程添加到了督导中——后者涉及临床实践。于是，整个问题就变成了如何在不违背基本公式的情况下构思保证。
我们知道，有必要增加一些补充要素。按照重要性递增的顺序：在说了 “分析师的授权来自自身 ”之后，他又加上了 “也来自其他一些人”；然后他明确指出，分析师“仅仅”（alone）从自身获得授权；最后，分析师的从自身出发“癔史化”（hystorise［下文译作历史化］）。
拉康加上“也来自其他一些人”，扩大了误解。人们可能会认为，他试图纠正自己的无礼，并想象“其他一些人”就是分析师，督导或督导们，以及能授予头衔的委员会的同事。如果真是这样，那不过是回到了IPA，少了些规范罢了。我们绝不能认为这就是拉康的本意，因为他在“意大利笔记”（Note Italienne）中明确指出，“分析师只从自身那里获得授权，这是不言而喻的”。换句话说：这是事实，而不是戒律，也不是机构组织的原则。学派给予分析师 AMS（Analyst Member of the School，学派分析师成员）的保证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的工作不是用这种保证进行的”。这里并没有什么含混性：分析师是在行动（act）中自行授权，而不是通过建立实践。那么，如果不是那些从实践中衍生出来的保证，无论是形式上建构的还是实然的保证，“其它一些人”又会是谁呢？
我只能找到一种回答：有其他几个人，意指着在行动中自行授权的人不得不从其他几个人那里获得授权——否则他就会处于一种强势地位，成为一个大师（guru）。在这其他几个人中，有一个人是所有人授权的来源：他就是弗洛伊德，他发明了这种方法，没有分析师不声称自己使用这种方法。除了弗洛伊德，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些后弗洛伊德主义者，一直到拉康，也就是加上那些所有那些创造了以“派”（-ian）结尾的运动的人：克莱因派、拉康派。但是，所有的后弗洛伊德主义者实际上都只是在匆匆岁月里重新开始更新弗洛伊德发明（invention）的过客，即便他们是在存货清单（inventory）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完善发明，拉康就是这种情况。
这是一则关于行动之动力（mainspring）的论点。它指出，在行动与他者（Autre，A）之间，或者说，在行动与假定知道的主体（Sujet supposé Savoir，SsS）之间存在着裂隙（hiatus）。分析师不是由大他者构成的，而是“由对象小a造就的”（Lacan 2001 [1969], 379）。这必须在双重意义上理解：一方面，正是因为对象小a对分析者来说是缺失的，所以分析者才把以分析师为身份的人当作对象。另一方面，在行动中，“对象是主动的，而主体被颠覆”（Lacan 2001 [1982]，307），没有人可以说“我行动”（j’acte）：那只是 jacter［闲言］，是与名词 jactance［吹嘘］相对应的动词，众所周知，总是在贬义上使用。因此，主体不是他的 “我”（je）。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我引用的第二个公式了：“分析师仅从自身获得授权”。仅仅来自他一个人？当然不是世俗意义上的他一个人：所有传承行动的人，创作艺术作品的人，以及精神病的自由人，他们都是自行授权的。拉康指出，自行授权并不难。然而，分析师是仅有的在用转移性言语进行操作的领域中这样做的，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有别于健康领域的所有工作者——无论是身体健康领域还是心理健康领域。如果他是分析师的话，他按照定义是一个人（alone），他是唯一从经验中知道他仅是一个对象的人——拉康在 1967 年的“提议”（Lacan 1995 [1967], 9）中说道，“如同草芥”（sicut palea）；在“意大利笔记”（Lacan 2001 [1982]）中又说，“他知道他是一个废品（reject）”。他甚至在双重意义上知道：他在动词“知道”［savoir］的意义上知道（know）它，也在实践中知道如何（know how）成为它，知道如何摆出对象的姿态。
但是，如何指认这个分析师——或者说，是分析师的分析师？经历了所有那些分析之后，又获少数人授权而自立门户，如何认出这种起到分析师功能的人？从1972年开始，拉康的论点是，分析是分析师发挥功能的必要条件，但不足以使分析家外－在（ex-sist），在外－在于他者的意义上。从被分析的人到外－在的分析师之间存在着鸿沟，因而分析的发生有可能不产生分析师。这不是1967年“提议”的论点，“提议”指出，每一次分析在进行到其界限时都会产生一个分析师。1973 年，拉康说：“我在其他地方假设过，分析家是‘并非全部’（pas-tout）的一种。”这里的关键是“并非全部”的逻辑，其后果是我们无法说出任何适用于全部分析师的话。因此，有公式说，分析师外－在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能说“分析师是某人，他在某处”，总之，不可能指定某人为分析师。这就澄清了一些问题，因为如果分析师外－在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不存在例外情况，其中这个例外情况奠基着关于全体的逻辑，那么识别分析师（identify an analyst）就是一个问题，因此分析师之间会有竞争，甚至在女性的情况下竞争会更激烈。其后果在现实中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拉康所谓的“至少有我”（at least me）的战争，在谴责谁是［分析师］谁不是［分析师］的严厉判断中也会出现。
拉康对“发挥功能（function）的分析师”——他甚至可以是个什么干部（functionary）——和“外－在的分析师”的区分可能看起来非常复杂，甚至是过于复杂的，虽然这远非实践（人们喜欢说这个词），但它们仍然在拉康学派的框架内，因为它们由我们需要讨论的两种对保证的实践模式构成。首先是督导，它一直存在于精神分析中，即使它有时不是强制性的，也一直受到鼓励，拉康在“奠基行动”一文中就推荐了这一点。[1]其次是通过，它向我们提出通过可以评估什么的问题。总之，问题是：保证如何成为与分析话语相关的事项？
督导是一种实践，其方式多种多样而无法统一。可以肯定的是，它并不总是回避心理治疗的取向，甚至不回避心理治疗的支持，其结果是——拉康正确地谴责——实践的自仪式化（auto-ritualisation），这并不仅在IPA那里［发生］。充其量，督导的目的——这也是受督导的分析师所追求的——是验证用他的行动自行授权的这个人的行动本身。由于“行动”不是以第一人称进行表述的，譬如像我说过的那样，“我行动”（I act）是“行动”（the act）的反义词，所以必须对“行动”进行验证。因此，这是一个验证行动的问题——但怎么做呢？拉康认为，行动是由行动之后跟随的东西验证的。在督导的这个情况下，就是通过病人接下来的行为来验证。这看似很简单，但它应该是指分析上的后续，而不仅仅是一种治疗上的改进，因为正如拉康所言，这两者可能是对立的。
如果有一次分析行动，谁能说它是呢？判断似乎是这一实践的核心，它极有可能重新带来大写的假定知道的主体，受督导者的大写他者。因此，我们有时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因督导而产生焦虑的主体们，其焦虑达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他们无法忍受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即假定知道的主体在分析后的反弹。因此，我理解了为什么拉康没有以一种不同于分析的方式来进行督导，至少在我经历督导的时候是这样，这种督导远非对案例的著名构建或行动的有效性提出建议。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总是支持他们，即使他们做什么我都支持。”但是，“总是赞同 ”与 “从不赞同 ”和“暂停对赞同的一切判断”是一致的。
那么，如何在没有他者判断的情况下验证行动呢？按照拉康的说法，就是“使之成真”（making it true）。在督导和分析中，使之成真意味着让它进入阐释、表述和分析带来的奇特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督导中的受督导者也是将自己与分析者等同的人。我说“也是”，是为了呼应拉康的说法，即他在写作中把自己与他的紧急案例等同，与它们组成对子。这可能发生在督导中，在这种情况下，督导可以是一种分析——对病人的分析——“历史化”的形式，拉康在《研讨班十一》的英文版“序言”中提到了这一点。
“序言”是定言的（categorical）。拉康写道：“［……］分析师只从自身出发进行历史化：不争的事实”（Lacan 1979, viii）。时隔十年，拉康将自行授权重新表述为自行历史化，这不是耍什么小聪明，而且是建立在《再来一次》强调实在无意识的基础之上。这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自行授权都是自行历史化。“不争事实”这一表述与“意大利笔记”中的“这是不言而喻的”相照应。
最后，分析要权衡说谎的真理／真相（the truth that lies）和无言的实在（the real which does not speak）（不言说与任何逼真性相对立的享受）。对它们进行权衡意味着在它们之间没有选择，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甚至不是一先一后的问题，而是它们相互制约，从对立中变得清楚。任何因体验到实在无意识而拥有其证明的人——正如那句著名的“人们知道”（one knows）——不可能不对它进行历史的描述，因为感官之外的、不会言说的实在会让人言说。历史化自身就是编织故事，哪怕只是简明扼要地编织：这恰恰在于使故事成为（pass into）真理／真相，使之成真［à faire vrai］，这就是我使用这一说法的原因。正是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可以说，真的永远是新的，因为只有在分析主体自述的历史中，在他耳边低语着他将要成为一名分析师的时候，也就是在他的旅途到达终点时，他才能够到历史化；除此之外，没有人能够历史化。事实上，我们从未见过一个主体在没有基础叙事雏形的情况下开始行动，因为即使当他说他是在不知道什么逼迫着他的情况下走向某处时，他起码说了他是被迫的，或者起码说了他不能做别的事。当主体最终自行授权进行历史化时，无论他迈出的步子有多小，他都会产生一个独特的、空前的故事，它并不浮夸——拉康提到本真性——它不是取自任何大他者，而只是听到亲历的体验。因此，这是一种原创性的历史化，它不属于大他者，也排除了重复。
完成了这一步，拉康说，当主体将自己置于“历史化的考验”中时，仍有一个重新编辑上述过程的步骤。在其分析中将自身与实在的关系历史化的人，能把那种实在再进行一次历史化：他将努力使他的实在“成真”。对于投身这种考验的人来说，考验总是令人着迷的，而他将从陪审团成员那里得到回应——但这种回应并不总是令人快乐的——这一事实使考验变得更加激烈，因为陪审团成员只是作为接受者见证了他与实在的关系的“成真”。
本文题目问的是如何自行授权。答案是：通过自行历史化，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对历史化授权。这种对历史化的授权同时适用于分析者、受督导者和过者（passant）这三个角色：因其定义而适用于分析者；有可能适用于受督导者和过者。在所有这些层面上，分析师都会自行授权，但这只是通过对实在的历史化，而不仅仅是对一种实在的历史化，不论是无意识的实在还是行动的实在。保证的两个主要程序——督导和通过——可能与精神分析话语相关，但前提是对历史化的授权在其中发挥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制止对他者的要求；这并非不可能，而且也是非常可取的，但这只是可能性，一旦失败，这些做法就会被大学话语所俘虏，而大学话语只是知识的相似者（semblant）。
参考文献
Lacan, J. (1981 [1998])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XI,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A. Sheridan. (Trans.). New York & London, W.W. Norton & Co.
Lacan, J. (1995 [1967]) ‘Proposition of 9 October 1967 on the Psychoanalyst of the School’. Analysis, 6, 1-13.
Lacan, J. (2001 [1968; 1969; 1973]) Autres écrits. Paris. Seuil.
注释
[1] Lacan,J. (2001 [1971] 'Acte de fondation' in Lacan,J. Autres écrits. Autres écrits. Paris. Seuil. 229-241.
文章来源：Soler, Colette. (2017). Silvia Rodríguez (trans.). "Self-authorisation?: Yes, but how?". Analysis, (21), 15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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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年，拉康在一场论战中提出了“分析师只从自身获得授权”（the analyst derives his authorisation only from himself）的说法。这场论战有两个侧面：第一个方面，众所周知，涉及他反对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的立场，反对后者控制精神分析行使权的主张。第二个方面没有第一方面那么明确，涉及到他的学派（École）成立三年后的处境。
生手可能会把拉康在1967年使用的这个表达理解为一种个人主义傲慢的呐喊，类似一种广告使之流行的公式，如“......因为我决定如此”（... and because I decided so）。展开来看，这一表达显示出非常复杂的层次。有人根据公式自行授权，但却与公式的含义背道而驰，这一点经常发生。例如，IPA内部就有人批评拉康所谓的松懈；另一方面，如今到处都有人自行授权，却是自相矛盾地为了“让自己成为分析师”（to install oneself as analyst），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此外，没有人能找到任何其他的公式来重复［自行授权］。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拉康是在完成他的精神分析保证（guarantee，担保）概念的那一刻提出这个公式的：他把通过（pass）的过程添加到了督导中——后者涉及临床实践。于是，整个问题就变成了如何在不违背基本公式的情况下构思保证。
我们知道，有必要增加一些补充要素。按照重要性递增的顺序：在说了 “分析师的授权来自自身 ”之后，他又加上了 “也来自其他一些人”；然后他明确指出，分析师“仅仅”（alone）从自身获得授权；最后，分析师的从自身出发“癔史化”（hystorise［下文译作历史化］）。
拉康加上“也来自其他一些人”，扩大了误解。人们可能会认为，他试图纠正自己的无礼，并想象“其他一些人”就是分析师，督导或督导们，以及能授予头衔的委员会的同事。如果真是这样，那不过是回到了IPA，少了些规范罢了。我们绝不能认为这就是拉康的本意，因为他在“意大利笔记”（Note Italienne）中明确指出，“分析师只从自身那里获得授权，这是不言而喻的”。换句话说：这是事实，而不是戒律，也不是机构组织的原则。学派给予分析师 AMS（Analyst Member of the School，学派分析师成员）的保证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的工作不是用这种保证进行的”。这里并没有什么含混性：分析师是在行动（act）中自行授权，而不是通过建立实践。那么，如果不是那些从实践中衍生出来的保证，无论是形式上建构的还是实然的保证，“其它一些人”又会是谁呢？
我只能找到一种回答：有其他几个人，意指着在行动中自行授权的人不得不从其他几个人那里获得授权——否则他就会处于一种强势地位，成为一个大师（guru）。在这其他几个人中，有一个人是所有人授权的来源：他就是弗洛伊德，他发明了这种方法，没有分析师不声称自己使用这种方法。除了弗洛伊德，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些后弗洛伊德主义者，一直到拉康，也就是加上那些所有那些创造了以“派”（-ian）结尾的运动的人：克莱因派、拉康派。但是，所有的后弗洛伊德主义者实际上都只是在匆匆岁月里重新开始更新弗洛伊德发明（invention）的过客，即便他们是在存货清单（inventory）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完善发明，拉康就是这种情况。
这是一则关于行动之动力（mainspring）的论点。它指出，在行动与他者（Autre，A）之间，或者说，在行动与假定知道的主体（Sujet supposé Savoir，SsS）之间存在着裂隙（hiatus）。分析师不是由大他者构成的，而是“由对象小a造就的”（Lacan 2001 [1969], 379）。这必须在双重意义上理解：一方面，正是因为对象小a对分析者来说是缺失的，所以分析者才把以分析师为身份的人当作对象。另一方面，在行动中，“对象是主动的，而主体被颠覆”（Lacan 2001 [1982]，307），没有人可以说“我行动”（j’acte）：那只是 jacter［闲言］，是与名词 jactance［吹嘘］相对应的动词，众所周知，总是在贬义上使用。因此，主体不是他的 “我”（je）。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我引用的第二个公式了：“分析师仅从自身获得授权”。仅仅来自他一个人？当然不是世俗意义上的他一个人：所有传承行动的人，创作艺术作品的人，以及精神病的自由人，他们都是自行授权的。拉康指出，自行授权并不难。然而，分析师是仅有的在用转移性言语进行操作的领域中这样做的，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有别于健康领域的所有工作者——无论是身体健康领域还是心理健康领域。如果他是分析师的话，他按照定义是一个人（alone），他是唯一从经验中知道他仅是一个对象的人——拉康在 1967 年的“提议”（Lacan 1995 [1967], 9）中说道，“如同草芥”（sicut palea）；在“意大利笔记”（Lacan 2001 [1982]）中又说，“他知道他是一个废品（reject）”。他甚至在双重意义上知道：他在动词“知道”［savoir］的意义上知道（know）它，也在实践中知道如何（know how）成为它，知道如何摆出对象的姿态。
但是，如何指认这个分析师——或者说，是分析师的分析师？经历了所有那些分析之后，又获少数人授权而自立门户，如何认出这种起到分析师功能的人？从1972年开始，拉康的论点是，分析是分析师发挥功能的必要条件，但不足以使分析家外－在（ex-sist），在外－在于他者的意义上。从被分析的人到外－在的分析师之间存在着鸿沟，因而分析的发生有可能不产生分析师。这不是1967年“提议”的论点，“提议”指出，每一次分析在进行到其界限时都会产生一个分析师。1973 年，拉康说：“我在其他地方假设过，分析家是‘并非全部’（pas-tout）的一种。”这里的关键是“并非全部”的逻辑，其后果是我们无法说出任何适用于全部分析师的话。因此，有公式说，分析师外－在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能说“分析师是某人，他在某处”，总之，不可能指定某人为分析师。这就澄清了一些问题，因为如果分析师外－在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不存在例外情况，其中这个例外情况奠基着关于全体的逻辑，那么识别分析师（identify an analyst）就是一个问题，因此分析师之间会有竞争，甚至在女性的情况下竞争会更激烈。其后果在现实中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拉康所谓的“至少有我”（at least me）的战争，在谴责谁是［分析师］谁不是［分析师］的严厉判断中也会出现。
拉康对“发挥功能（function）的分析师”——他甚至可以是个什么干部（functionary）——和“外－在的分析师”的区分可能看起来非常复杂，甚至是过于复杂的，虽然这远非实践（人们喜欢说这个词），但它们仍然在拉康学派的框架内，因为它们由我们需要讨论的两种对保证的实践模式构成。首先是督导，它一直存在于精神分析中，即使它有时不是强制性的，也一直受到鼓励，拉康在“奠基行动”一文中就推荐了这一点。[1]其次是通过，它向我们提出通过可以评估什么的问题。总之，问题是：保证如何成为与分析话语相关的事项？
督导是一种实践，其方式多种多样而无法统一。可以肯定的是，它并不总是回避心理治疗的取向，甚至不回避心理治疗的支持，其结果是——拉康正确地谴责——实践的自仪式化（auto-ritualisation），这并不仅在IPA那里［发生］。充其量，督导的目的——这也是受督导的分析师所追求的——是验证用他的行动自行授权的这个人的行动本身。由于“行动”不是以第一人称进行表述的，譬如像我说过的那样，“我行动”（I act）是“行动”（the act）的反义词，所以必须对“行动”进行验证。因此，这是一个验证行动的问题——但怎么做呢？拉康认为，行动是由行动之后跟随的东西验证的。在督导的这个情况下，就是通过病人接下来的行为来验证。这看似很简单，但它应该是指分析上的后续，而不仅仅是一种治疗上的改进，因为正如拉康所言，这两者可能是对立的。
如果有一次分析行动，谁能说它是呢？判断似乎是这一实践的核心，它极有可能重新带来大写的假定知道的主体，受督导者的大写他者。因此，我们有时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因督导而产生焦虑的主体们，其焦虑达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他们无法忍受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即假定知道的主体在分析后的反弹。因此，我理解了为什么拉康没有以一种不同于分析的方式来进行督导，至少在我经历督导的时候是这样，这种督导远非对案例的著名构建或行动的有效性提出建议。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总是支持他们，即使他们做什么我都支持。”但是，“总是赞同 ”与 “从不赞同 ”和“暂停对赞同的一切判断”是一致的。
那么，如何在没有他者判断的情况下验证行动呢？按照拉康的说法，就是“使之成真”（making it true）。在督导和分析中，使之成真意味着让它进入阐释、表述和分析带来的奇特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督导中的受督导者也是将自己与分析者等同的人。我说“也是”，是为了呼应拉康的说法，即他在写作中把自己与他的紧急案例等同，与它们组成对子。这可能发生在督导中，在这种情况下，督导可以是一种分析——对病人的分析——“历史化”的形式，拉康在《研讨班十一》的英文版“序言”中提到了这一点。
“序言”是定言的（categorical）。拉康写道：“［……］分析师只从自身出发进行历史化：不争的事实”（Lacan 1979, viii）。时隔十年，拉康将自行授权重新表述为自行历史化，这不是耍什么小聪明，而且是建立在《再来一次》强调实在无意识的基础之上。这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自行授权都是自行历史化。“不争事实”这一表述与“意大利笔记”中的“这是不言而喻的”相照应。
最后，分析要权衡说谎的真理／真相（the truth that lies）和无言的实在（the real which does not speak）（不言说与任何逼真性相对立的享受）。对它们进行权衡意味着在它们之间没有选择，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甚至不是一先一后的问题，而是它们相互制约，从对立中变得清楚。任何因体验到实在无意识而拥有其证明的人——正如那句著名的“人们知道”（one knows）——不可能不对它进行历史的描述，因为感官之外的、不会言说的实在会让人言说。历史化自身就是编织故事，哪怕只是简明扼要地编织：这恰恰在于使故事成为（pass into）真理／真相，使之成真［à faire vrai］，这就是我使用这一说法的原因。正是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可以说，真的永远是新的，因为只有在分析主体自述的历史中，在他耳边低语着他将要成为一名分析师的时候，也就是在他的旅途到达终点时，他才能够到历史化；除此之外，没有人能够历史化。事实上，我们从未见过一个主体在没有基础叙事雏形的情况下开始行动，因为即使当他说他是在不知道什么逼迫着他的情况下走向某处时，他起码说了他是被迫的，或者起码说了他不能做别的事。当主体最终自行授权进行历史化时，无论他迈出的步子有多小，他都会产生一个独特的、空前的故事，它并不浮夸——拉康提到本真性——它不是取自任何大他者，而只是听到亲历的体验。因此，这是一种原创性的历史化，它不属于大他者，也排除了重复。
完成了这一步，拉康说，当主体将自己置于“历史化的考验”中时，仍有一个重新编辑上述过程的步骤。在其分析中将自身与实在的关系历史化的人，能把那种实在再进行一次历史化：他将努力使他的实在“成真”。对于投身这种考验的人来说，考验总是令人着迷的，而他将从陪审团成员那里得到回应——但这种回应并不总是令人快乐的——这一事实使考验变得更加激烈，因为陪审团成员只是作为接受者见证了他与实在的关系的“成真”。
本文题目问的是如何自行授权。答案是：通过自行历史化，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对历史化授权。这种对历史化的授权同时适用于分析者、受督导者和过者（passant）这三个角色：因其定义而适用于分析者；有可能适用于受督导者和过者。在所有这些层面上，分析师都会自行授权，但这只是通过对实在的历史化，而不仅仅是对一种实在的历史化，不论是无意识的实在还是行动的实在。保证的两个主要程序——督导和通过——可能与精神分析话语相关，但前提是对历史化的授权在其中发挥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制止对他者的要求；这并非不可能，而且也是非常可取的，但这只是可能性，一旦失败，这些做法就会被大学话语所俘虏，而大学话语只是知识的相似者（semblant）。
参考文献
Lacan, J. (1981 [1998])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XI,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A. Sheridan. (Trans.). New York & London, W.W. Norton & Co.
Lacan, J. (1995 [1967]) ‘Proposition of 9 October 1967 on the Psychoanalyst of the School’. Analysis, 6, 1-13.
Lacan, J. (2001 [1968; 1969; 1973]) Autres écrits. Paris. Seuil.
注释
[1] Lacan,J. (2001 [1971] 'Acte de fondation' in Lacan,J. Autres écrits. Autres écrits. Paris. Seuil. 229-241.
文章来源：Soler, Colette. (2017). Silvia Rodríguez (trans.). "Self-authorisation?: Yes, but how?". Analysis, (21), 15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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